作者：喻盈
这个岁末年初的全球电影市场，但凡与卡梅隆神作《阿凡达》狭路相逢、同期上映的电影，几乎都成了“杯具”，蓝皮肤的3D纳威人好像练就了“吸星大法”，一路护佑《阿凡达》票房上的所向披靡。除了美国本土，惟一在《阿凡达》上映第八周便将它拉下周票房冠军的只有台湾，而创造这个奇迹的是一部血统纯正的“台湾制造”——《艋舺》！
如果说2008年吹响台片复苏号角的《海角七号》，是被太多无法预料的偶然因素裹挟，意外爆红，那么《艋舺》大卖，就是一次周密的针对性制作取得的完胜。2010年2月5日，上映第一天，它就创下台湾本土电影史上的首日卖座最高票房：一千八百万新台币；仅仅用了六天，全台票房突破一亿，而当年《海角七号》达到这个纪录用了将近一个月；截至目前，《艋舺》票房累计已近三亿新台币，受邀参与柏林电影节获盛赞，4月中旬又将登陆香港，连它的副产品——电影原声大碟，据称都已热卖两万张。
作家侯文咏将《艋舺》称作台湾电影的一次“起义”，成功与否直接决定台湾电影工业未来几年的命运。而《艋舺》导演钮承泽更直言：“《海角七号》还是一个奇迹，但是工业不能靠奇迹，工业建立需要的是例子，《艋舺》很可能成为一个例子，无论是片型的设置、电影的完成度，还是与行销的合约，应该都可以（为今后的台湾商业电影）提供独到的经验借鉴。”
二十年来台湾首部本土贺岁片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台湾电影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尤其是政府开放进出口电影限额，导致好莱坞西片如洪水猛兽般涌入，把本土电影打得七零八落，原本就尚未健全的电影工业体制瞬间土崩瓦解。
你可能很难相信，在《艋舺》之前，已经有二十余年没有台湾本土制作的电影挤进过院线的春节贺岁档。电影院不愿在春节黄金档期播放台片，把“台湾制造”等同于缺乏商业流程规范的小作坊产品，杀青时间不确定，片子不够气派，票房也无竞争力。尽管最近几年也出现过《不能说的秘密》、《练习曲》等反响不错的文艺小品，但终究只能充当调剂口味的甜点，无法成为支撑宴席的主菜。
这样的背景下，《艋舺》能够在开拍前一年就先确定好2010年春节上映的档期，其意义不啻于一场革命。
2009年2月，《艋舺》制片人李烈拜访三大发行片商之一、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石伟明，主动提及该片规划。石伟明说：“如果你们能把片子做得让观众有‘哇！’的感觉，就让你们上春节档。”
为了这一个“哇！”字，钮承泽、李烈几乎完全修改了《艋舺》的拍摄策略，无论资金、演员还是销售的规格计划，全部变成“大片”的模式。李烈说：“我们算一算，三千万做不出‘哇’的感觉，至少要五千万……我们一路上就拼这个东西。”最后他们找到了六千万台币投资。这意味着与戏院分成之后，如果还想回本，《艋舺》至少要冲出一亿五千万台币的基本票房门坎。
所以从一开始钮承泽就知道《艋舺》必须大卖，或者说，整部电影所有环节的选择都建立在一个毫不含糊的假设之上：如果这样做，观众会乐意买账。
原始创意来自周杰伦
《艋舺》的剧本在钮承泽手里已经有五六年时间，是他与前女友曾莉婷的共同创作，但最初的灵感却来自周杰伦。周杰伦早在还没拍《不能说的秘密》时，就已经打算拍摄一部以台湾黑道为题材的电影，2004年的一天，他给钮承泽打电话：“豆子（台湾影视圈人对钮承泽的昵称），我们拍一部你小时候那个年代的故事，名字就叫《艋舺》吧！”
1966年出生的钮承泽，9岁便进入演艺圈当童星，1983年17岁时因出演朱天文、侯孝贤编剧，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以及侯孝贤早期代表作《风柜来的人》，红遍全台湾。周杰伦所指的“你小时候那个年代”，便是钮承泽最青春恣意的1980年至1990年。
而“艋舺”，指的是台北市西区，今天称作“万华”的一带，那里是整个台北市的发源地。从清朝到日据时代，艋舺一直都是台北最热闹的商业中心，所有货物都从艋舺上岸，这里人口密集，鱼龙混杂，同时也香火鼎盛。生活在艋舺的主要是讲闽南语的台湾本地人，称为“本省人”，在庞大利益背后也滋生出角头林立的本地帮派。[NextPage]
被钮承泽称作good old days的80年代，对艋舺而言也有着特殊的意义。1987年，在台湾延续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严令解除，整个社会无论内部还是外部环境突然变得宽松，外省帮派兴起、枪支开始泛滥，造成艋舺各方势力重新洗牌，延续几个世代的伦理与规范开始崩解。
钮承泽脑海中涌现出很多从前的回忆片段。包括少年时代在台北无所事事的游荡；包括由于成名太早，在学校遭遇同龄人的寻事挑衅；也包括目睹过的挥刀砍杀、残酷青春。他花费八个月时间翻阅当时的社会案件资料、透过私人关系访问了很多艋舺在地耆老，在大量田野调查基础上，写完《艋舺》剧本。“可是当时受限于预算，文本上可能是玩一种结构的巧妙，很多地方避重就轻。”
原本预定2005年8月开拍，结果开拍前夕周杰伦突然退出。周杰伦当时既是电影最大的噱头与明星，也是主要的投资者，在当时台湾电影的低迷环境下，他的退出就意味着整部戏只能喊停。“在当时对我是很大的打击，但现在回想却充满了感激。”钮承泽说，“从2005年8月到2009年8月《艋舺》正式开拍这四年之间，我和共同编剧曾莉婷不断讨论、修改、翻脸，历经了一段很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以至于现在呈现给观众的《艋舺》，大大丰富于四年前的设想。
“黑帮”与“青春”齐头并进
让这场等待变得值得的重要原因，还是2008年《海角七号》用七千万台币投资创造的超5亿票房奇迹。《海角七号》给整个台湾电影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个市场的容量可以有多大。
于是当2008年底金马奖颁奖晚会的现场，好朋友李烈对钮承泽说出“《艋舺》是时候去做了”这句话，他们都开始敢于去做一个“大片”的梦。而在那之前，由于台湾本土制作很少能卖过2000万票房，反过来也恶性循环般决定，电影人的逻辑只能将投资预算尽量往低想。
《艋舺》加上宣传费用最后的成本是七八千万，这恰恰与《海角七号》相似。但钮承泽与李烈选择了最当红的“卡士”：阮经天与赵又廷。两个人都是偶像剧明星出身，对于年轻观众、尤其是年轻女观众的票房吸引力可想而知。但票房要想上亿，还必须“老少通吃”。就像制片人李烈的话：“你想要什么票房，你的俊男就要有各种不同类型，老中青都要有，爱什么口味可以选择。”于是《海角七号》里那位抢眼的“主席”马如龙也被力邀加盟，他对台湾中南部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在票房上绝对有“他的比例”。
黑帮与青春成长，原本就是影史上长盛不衰的类型，钮承泽将两者杂糅在一起，变成双倍杀伤力的武器。电影一开始是赵又廷扮演的转校生“蚊子”被同学抢走了一只鸡腿，因为一只鸡腿辗转踏入黑道，与仗义帮助过他的朋友“和尚”、志龙等结拜兄弟，组成“太子帮”。后半段则是在艋舺黑帮复杂的权力争斗中，铺陈“太子帮”五兄弟逐步的成长、背叛、决裂。其中又夹杂几条复杂的情感线索：“蚊子”与宝斗妓女小凝之间青涩的爱情、“和尚”与志龙不确定的“同志”情谊、单亲家庭成长的“蚊子”对“庙口”老大类似父子情的想象和依恋……
曾志伟最初看剧本时曾说，这个故事让他想起当年吴宇森的《英雄本色》。的确，《艋舺》对于黑道中人性的挖掘、兄弟情脆弱的探讨，并没有脱出《英雄本色》的窠臼。但是它却呈现出一种与以往所有黑道电影非常不同的“文艺”气质，有人甚至评价说，钮承泽拍出了史上最文艺的兄弟片。
“我们一起走进大人的世界，并且一去不复归”、“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要往哪个方向倒。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以为自己是风。可是最后遍体鳞伤，我才知道我们原来都只是草”、“枪，是下等人用的武器”……这些从庙口混混或黑帮老大口里说出的台词，煽情并带有某种说教意味，随着电影的暴红，迅速成为流行语。但也不乏批评，“有人说对白太矫情了。”钮承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在想，要是那个批评我的人认识我，就知道跟我平时说话相比，那些对白已经相对平实多了。”
偶像剧的经验嫁接
不难从《艋舺》中看出我们早已熟悉的台湾偶像剧的影子。而钮承泽本来就有“台湾偶像剧教父”的外号。
2000年他由演员转型导演，最初就是在偶像剧领域闯下一片天地。《吐司男之吻》、《来我家吧！》、《求婚事务所》、《我在垦丁天气晴》，台湾偶像剧得以脱离对日剧的复制、构建自己的完整产业体系，钮承泽出力不小。他与另一位导演蔡岳勋开创了偶像剧的新路数：不再是简单的爱情至上，而是将许多社会现实议题融入时尚的包装之中。
钮承泽说：“五年前，在我还是井底之蛙的时候我就说了，台湾电影的未来在偶像剧，这个观察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非常准确。我热爱电影，可是当时的环境不容许我们投入电影创作，所以我们是用很高的标准、很高的自我要求在拍电视剧；换句话说，根本的心态是一样的，我是把电视当电影拍。电视和电影当然不一样，因为载体不同、预算不同、规格不同、遇到的对象不同、映演场域也不同，电影银幕那么巨大，更要在乎细节，不过基本心态不会差太多，重点还是怎么样透过剧情让感受传达。那时候我就觉得偶像剧是太好的练习，因为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低的预算内完成。我个人在偶像剧的操作里面，培养了明星、有了说故事的技术、学会了分镜、知道怎样让观众哭怎样让观众笑、知道怎么控制现场，也建立了一些跟我一路走来的群众，养成看了我的作品能够产生连结的那一些人。”
也是偶像剧的拍摄经验，使得钮承泽精准地把握住了如何与新世代观众沟通的镜头语法。[NextPage]
复古VS摩登，重振“台客”美学
作家侯文咏认为，《艋舺》的剧本某种意义上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把它放到北京去，做一个北京的兄弟黑道片也一样成立，放日本、意大利都成立。同样的结构，加入帮派，帮派复杂，兄弟理想……就像以前的《投名状》。这个结构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太类型了，少了一点创新。”
但他觉得，作为整体电影而言，《艋舺》却显现出鲜明的台湾风格，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术设计、布景。
背景虽然是1980年代的艋舺，钮承泽却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只是单纯复原二三十年前的风貌，“这不只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怀旧故事，同时也要是一个充满现代感、新鲜的创意与流行元素的新电影。”于是我们看到在《艋舺》里，属于1980年代的大红、大绿、大金等俗艳色彩、生动图腾，被重新拼贴，创造出全新的时尚氛围。
侯文咏说：“电影里那些街弄巷道、妓女屋、黑社会角头的家，《艋舺》都用了一种风格化的方式来表现，你如果到台湾真的看到那条街、那个庙，都不是那个样子，但它又不完全不长那个样子。它用了原有的东西，再把它美术风格化。所以台湾人可以接受，觉得既亲切，又惊喜；这个东西我没有见过，可是又很认同这是台湾。”
担纲服装设计的是台湾最炙手可热的造型师李大齐，他也是女演员周迅的前任男友。“大齐自己很疯狂地收集很多布料，一天到晚跑日本，他是非常前卫的人。这次的《艋舺》，他用很前卫的观念把那些布、造型放回到台湾的土流氓身上。这在几年前叫台客风潮。台客风潮其实是从流行乐界开始的，但那时只是很小规模，可是这一次《艋舺》从场景到服装，整体都被用台客的美术逻辑在诠释。包括人字形的夹角拖鞋、紧身的AB裤、非常绚丽的花衬衫、金项链……这些完全是台湾原来土流氓的逻辑。《艋舺》把所谓的台客美学发挥到让台湾人都‘哇’的眼前一亮：怎么也可以那么漂亮！我觉得把这些服装拿到国际的伸展台去走，都非常有型，得到一种既在地化又全球化的前卫的观念。这是过去台湾所有电影都没做到那么淋漓尽致的。”侯文咏评价。
侯文咏非常看重这种“台湾风格”的成功。本身也参与影视剧制作、身为台湾“国片辅导金”审议委员的他，提到了未来“大华语电影”融合的设想：“如果两岸三地电影的整合，最终能实现一个有效的大规模的市场，台湾也应该有自己的角色和位置。目前整个的主动权其实操在大陆。你会不会觉得这几年看港片比较少了香港的在地味？香港与大陆电影的合作，似乎太往大陆的审美方向偏，好像很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说‘我不要是港片’。可我觉得未来华语地区能保有各种不一样的文化呈现，很丰富，这是好事。广东片要有广东片的样子，山西片要有山西片的样子，台湾如果将来成为这个工业里的一部分，也要保持它的在地味——但是作为一个文化大概念沟通是没有隔阂的。”他作了一个比喻：“就像两个人谈恋爱，我也要让你看到我自己很好的地方，我也要有一个立足点。我也不错嘛，你也不错嘛，看看要不要谈下去。要是我一开始就很可怜的样子，每个月要靠你付薪水，给家用，这个就谈不起来了。”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