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们选出下面这些为自己摄影生涯带来转折的照片，或许当时只是不经意地按下快门，却改变了他们的职业轨迹。

Alessandra Sanguin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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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见Belinda和Guillermina时，她们只有5岁。我在为我的项目‘第六天（On The Sixth Day）’拍摄她们祖母的农场时，她们常常在附近晃悠，而我总是嘘她们离开，不让她们进入我的取景框。那天，她们突然引起我的注意，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这也是后来我和她们一起经历的漫长旅程的开端。”

Alessandra用十多年的时间记录下了Belinda和Guillermina两人相伴从小女孩长成女人的时间历程，后来这些照片出版为《Belinda和Guillermina的冒险》。这是Belinda和Guillermina系列的最后一张照片，两个已经长大的女孩把身体埋进土里。

Alec S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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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3月，我和未婚妻Rachel以及我们的狗Tasha一起沿密西西比河旅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过夜。我们把所有行李卸下来，在车上布置一间小卧室。10年后，我再次出发，沿着密西西比河岸用相机记录了当地人们的真实生活，并以此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眠于密西西比（Sleeping By The Mississippi）》。这张照片就像后来那些照片迸发的种子。”

Alec Soth镜头下的一个加油站，伫立在空旷寂寥的山前。

Larry To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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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Ann忙了一整天，把废弃农舍里的水仙移植到我们住的那条路上。结束后，她累得躺在了草地上，我拍下了这张照片。那座农舍已经不在了，那些核桃树也已经被推倒烧毁。许多年后我再次看到这张照片，我意识到，拍摄这100码大小的前廊之内的生活，是如何帮助我集中注意力于所有我所关心的事物上的。”

Larry Towell镜头下的巴以冲突。

Elliott Er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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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让我变成一个素食者，但只有一小会儿。”

Elliott Erwitt的照片里常有一种幽默感。

Peter Mar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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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一天，非常早，我就被我的日本导游いと　かどわき从床上拽了起来，他带领我游览他迷人又复杂的祖国。我们脱光衣服坐进一个温泉中。那时我刚意识到，我不需要任何事件来驱使我拍下照片。摄影和创作和自信心是如此相关，我开始意识到我可以不用介入，任由事情自由发展，让照片自然而然被拍出。拍下这张照片的瞬间是非常奇妙的：雾气、热度和寒意同时在一个地方。拍下自己的脚的照片，正是我从这个经历中保存的片段。在那样的情况下，保持新闻性似乎是错的，我只是想通过成为照片的一部分证明自己的经历。我尽量不让我的旁轴相机进水，向后躺下，保持放松，拍下了这张照片。我尝试让照片自然而然地‘发生’，因为现在我有自信，它们总是这样。还有什么更简单的吗？”

Peter Marlow擅长拍摄无人的场景，却包含人的落寞和哀伤。

Jerome Ses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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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在国外的第一项任务。那时我是伽马图片社的一个自由摄影师。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主编需要一个摄影师马上随同志愿加入科索沃解放军的志愿者们到阿尔巴尼亚去，他直接地问我：‘你想做记者？现在你准备好要去了吗？我回答说，我需要时间去准备这次旅行和生活。’他走开又回来，带着30卷胶片和800美元：‘现在你准备好了。祝你好运。到了阿尔巴尼亚后打电话给我。’一个小时候我出发了，既害怕又迷失。这是我到达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首都）后拍的第一张照片。我想这张照片反映了我当时的内心状态：混乱，充满担忧和恐惧。作为一个年轻摄影师，我深受黑白摄影师影响，尤其是Bruce Gilden和Mark Cohen。所以我认为，一部分的我想模仿他们，把尽可能多的元素放到一张照片里。回顾当初，我才知道我的摄影方式变了多少，我试着给照片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JeromeSessini拍摄的马航客机MH17失事现场，获2015年荷赛奖突发新闻故事类一等奖。

Bruce Gi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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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尝试用闪光灯很久了，但一直没有。我不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我更喜欢用我熟悉的方式做事。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改变，而是因为我相信我所知道的。但我一直喜欢黑色电影，也一直对阴影情有独钟。我在纽约街头拍了600卷胶片，并在我的浴室里把它们一下都洗了出来。我看着洗出来的照片，却没有一张好的。一张也没有。全都很糟糕，因为我没法把前景和背景分开。我对自己说：‘你该开始用闪光灯了。’所以我试了，拍照马上变得像个有趣的游戏。这是用了闪光灯后我第一张感觉良好的照片。它标志着一件简单事情的开始，但对于作为摄影师的我而言，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Bruce Gilden会悄悄逼近你，用他带有暴力色彩的闪光灯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拍下照片。

Harry Gruy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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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失去了我的女朋友，她有了新欢。我决定为他俩拍一部电影，希望她看到成果时，会明白我有多爱她。在拍摄过程中，我成功地在我们之间创造了距离。我变得没那么脆弱。我更懂得她了，也更懂得我自己。我可以让她离开我了。这变成我摄影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做加法的同时做减法。”

Harry Gruyaert镜头下的比利时。

Peter van Agtm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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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摄于2008年5月。被美国武装部队包围着生活了几年之后，我只通过狭窄的外国军队的镜头认识战争，几乎和当地人没有任何联系。我更觉得我在美国，而不是伊拉克或阿富汗。那次旅行是我第一次没有和军队在一起。在菲尼克斯生活的残疾阿富汗人Dost Mohammed Khairy要回国结婚，我跟着他在阿富汗背部旅行。这张照片摄于他的新婚之夜，照片里是他的新娘Fahima和他的两个侄子。因为这趟旅行，我开始意识到我视角的局限性。阿富汗那带着阴影的集体化的形象，终于变得个人化，而我可以开始观察。我对我所涉及领域之狭隘感到羞愧，开始改变我拍照的方式。”

Peter Van Agtmael 长期在阿富汗、埃及、伊朗、乌干达等地区进行拍摄，记录战争对人们造成的伤害及影响。2012年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

Patrick Zach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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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9岁的我被分配了一项任务，和马赛一些辍学并面临着家庭和社会问题的孩子们一起。他们几乎都是新移民的后代，沾染毒品或者混迹于黑社会。我的任务是给他们一些袖珍相机，教他们摄影，并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摄影师，而是希望借助摄影这个媒介让他们得以表达自己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我决定让他们关注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家庭和朋友。这项美好的任务持续了六个月。在他们拍摄期间，我决定跟着他们，拍摄自己的摄影项目。由于这项文化任务，我认识到，只要他们意识到我并不只是一个拍完照片就溜的记者，而是一个‘老师’，我能深入一些非常封闭甚至是有些危险的群体。一切都变了！我并不只是在‘拍摄’，我还在‘给予’。”

Patrick Zachmann拍摄的80年代中国。

来源：马格南图片社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