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 纪录片导演，北京缘起英雄纪录电影工作室艺术总监。2002年为《英雄》拍摄纪录片《缘起》而受到关注，随后又为《十面埋伏》、《功夫之王》、《赤壁》、《龙门飞甲》等拍摄纪录片，成为张艺谋、吴宇森、朱延平、徐克等导演的“御用”纪录片导演。
“世界上最美的脚，是芭蕾舞演员的脚；世界上最丑的脚，也是芭蕾舞演员的脚。”一位年轻的芭蕾舞演员在纪录片《我们在跳舞》中这样说。穿起脚尖鞋，系上粉缎带，立起的双足里隐藏着每一个芭蕾舞演员的秘密。
芭蕾舞在西方国家已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的芭蕾舞演员开始立起脚尖跳舞，距今还不到60年。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芭蕾仍是一门陌生的艺术，芭蕾舞演员的生活更是难以想象的神秘。
著名纪录片导演甘露带领她的团队历时4年贴身拍摄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用长达9个小时的大型芭蕾纪录片《我们在跳舞》记录了中国芭蕾舞发展剧变的10年，从演员们练功、演出到生活、恋爱，讲述他们风光背后的竞争、奋斗、无奈、孤独与热爱。
《我们在跳舞》于2010年1月、中芭成立50周年之际进行网络首播，受到关注。“芭蕾舞圈的人几乎都看过这部纪录片，包括以前学舞蹈的董洁。”甘露说，“一些演员告诉我，他们会在晚上一遍一遍地看，每次都看得热泪盈眶。难过的时候，这部片子让他们摆脱现实，恍惚进入那个世界，回到他们起舞时最美的年华。”
《我们在跳舞》影像跨度将近10年，9个小时的故事分成《向前进》《灯舞红》《谁起舞》《舞者梦》4个章节。前三部分别以中芭经典剧目《红色娘子军》、张艺谋执导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世界顶级芭蕾舞编导罗兰·佩蒂来华执导《卡门》等剧目这些“大事件”为主要线索，展现中芭逐渐获得国际性认可的历程；第四部则以群像的形式呈现了新一代芭蕾舞演员的梦想与现实的挣扎。
甘露说，“很多人坦言非常喜欢第四部，可能因为是直接在拍人和他们的故事。尽管前三部都是以芭团的转折性事件为主题，但我的目的并非简单地记录中芭的发展历史，而是呈现人的内心和情感。”
《我们在跳舞》是目前亚洲第一部全面反映芭蕾舞演员生存状态的纪录片。纪录片原声音乐首次采用法语发音的芭蕾术语作为吟唱词，被公认为是一个独创。纪录片开播3年来热度不减，许多观众感动于芭蕾舞演员对极致的执着，甚至爱上这门从指尖到足尖追求完美的艺术。
甘露说，很多朋友告诉她看过这部纪录片后特别想去看芭蕾，想看那些演员起舞的样子。“这是拍片最让我欣喜的地方，它不是只给圈内人看，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它了解芭蕾和芭蕾舞演员，这个目的达到了。”
太平街三号的故事
早在十几年前，20岁出头的甘露刚毕业就受到张艺谋导演的邀请，为影片《幸福时光》拍摄纪录片。2002年，她为《英雄》拍摄的纪录片《缘起》引起了不小轰动，电影纪录片作为独立的作品开始受到关注。随后她又为《十面埋伏》、《功夫之王》、《赤壁》、《龙门飞甲》等大片拍摄纪录片。
甘露同中芭“结缘”于2000年，张艺谋为中芭排练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甘露作为记录者时常出入舞团。“那时我对芭蕾还很陌生，只觉得这门艺术真美，演员们那么优雅，离我们那么遥远。”甘露说。中芭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太平街三号，芭团的铁门内外是两个世界。演员们吃住训练都在铁门内，只有一件事必须出门，就是演出。当时的团长赵汝蘅邀请甘露为中芭拍纪录片，甘露一口答应下来。
中芭的隔壁是一家美容美发足浴店，每天店里上班的人都爱趴在窗口瞧这些经过的中芭演员，“他们很有气质，女孩儿很美，男孩儿很帅”。看归看，足浴店女经理却说，“我以后有了孩子，肯定不让她跳这个。”
女经理的话道出了芭蕾舞的真相：美丽和残酷并存。
芭蕾舞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舞蹈，开绷直立挑战自己的极限。演员一般都是从9岁开始学习芭蕾，经过7年舞校芭蕾专业系统训练，每年只有3-5人能考进中芭，从跳群舞开始慢慢走向舞台，而能成为主要演员的凤毛麟角。也许一个条件不错的演员努力一生也只能跳到领舞或独舞，这还要看机遇，站在舞台中央的只有一个白天鹅。
据统计，中国目前13亿人口中，真正活跃在芭蕾舞台上的不到400人。芭蕾有着近乎苛刻的身体条件要求、训练强度、难度、业内竞争与淘汰率。伤痛和减肥是演员们聊得最多的话题。
“哪一个行业是疼痛作业？”纪录片中一位群舞演员问自己。女孩们常年穿着脚尖鞋，脚趾变形、大脚骨异常突出，指甲经常淤血，脚尖和趾间长满茧子，有的人要掉两次以上脚趾盖，有些女孩甚至10个脚趾盖都掉了。说起练舞受的苦，她们一向轻描淡写，“小时候觉得这事特痛苦，长大了好像美好的事太多了，突然就忘了……”
每一个跳芭蕾的女孩都非常苗条、甚至是骨感的，但芭蕾的紧身衣会将体形上的一切缺点暴露无遗。为了瘦，女演员们有很多方法“折磨”自己：身上缠着保鲜膜、套上减肥衣去跑步，穿羽绒服捂汗，甚至完全不吃主食，一个女孩减肥减得例假都停了，弄出了一身的病。现任中芭团长冯瑛在纪录片中说：“其实芭蕾带给我的美好的回忆太少了，但它好像有一种魔力，不是它给予你很多的时候你特别喜欢它，也许它没有给予你什么的时候，反而你就喜欢它喜欢得要命。”
每个芭蕾舞演员都想做到最好，但“我爱芭蕾，芭蕾不爱我”是这门艺术真正残酷的地方，很多人即使再努力也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自身先天条件直接决定谁将来能演王子和公主，谁将来会被淘汰掉。
芭蕾是青春饭。30岁几乎意味着跳舞生涯的终结。
作为一名记录者，甘露总在侧幕观察那些幕起幕落的瞬间，“我也为他们心疼，但当你选择了芭蕾，或者即便是选择了其他行业，你都要为它牺牲一些东西。芭蕾训练那么苦，但他们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个舞台。你能看到演员上台时和在台下时状态是不一样的，只要能在台上跳舞，观众的注视和掌声就能让他们特别满足。舞台承载了太多的回忆，难以释怀。”
中芭演员在训练时会念诵法语芭蕾术语，那些弥漫在练功房里的法语单词有种迷人、魅惑的旋律，给拍摄中的甘露带来了配乐的灵感，“我们以法语芭蕾术语作为吟唱词，做了好几个版本的配乐，把演员们训练时的喘息声也加了进去。”《我们在跳舞》的原声音乐被公认为是一个独创。
4年贴身拍摄中芭之后，甘露对芭蕾舞演员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知道，完美是不可能的，这个世上很难实现完美，但芭蕾舞演员永远无法停止对完美的追求。他们投身的就是这样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为此受多少苦都值得，这可能是外人所理解不了的一种心境。。”
“有情商才能拍纪录片”
《我们在跳舞》记录了中芭最艰难的10年，也是命运发生转折的10年，现在中芭可谓如日中天，几乎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团抗衡，进最一流的剧院。“中芭这几年的新剧目越来越多，现在政府也会给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和帮助，整体发展比较顺畅，芭蕾舞演员的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甘露说。
《我们在跳舞》的拍摄衍生了另一部纪录片《时间之舞》。甘露跟拍舞蹈学院附中的一个班级，记录学芭蕾的孩子们的成长故事，自2005年开拍已有8年，如今，当初的小女孩都成了大姑娘。“《时间之舞》与《我们在跳舞》的侧重点不一样，里面有青春期的叛逆、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也反映了中国的艺术教育与现实。”记者问及何时出片，甘露说拍摄仍在继续，“不着急，纪录片需要时间的沉淀，耐得住才能有东西沉淀出来。”
“有情商才能拍纪录片。”甘露说，“纪录片是记录人与人的关系。拍《我们在跳舞》时，我作为记录者是很敏感的，芭蕾舞演员也是很敏感的，当敏感遇到敏感，不是被摄者把你当空气，而是相互之间要有交流。交流不在于说多少话，而是一种内心的默契与信任。”
甘露自言从没把自己当导演，投身纪录片，只因为热爱，一拍就拍了十几年。每年中央芭蕾舞团出国演出时，演员们都会给甘露带来贴心礼物；尽管大家都忙，也会定期聚一聚、聊一聊。“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拍（纪录片），收获了许多朋友，他们的信任和感情是我最珍惜的东西。”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女汉子”才会做纪录片，甘露刚好相反，第一次见她的人都惊异于她的文气瘦弱。甘露生活中的“星光”令许多人艳羡，一毕业就与张艺谋合作7年，吴宇森、朱延平、徐克这些电影界响当当的人物都找她做“御用”纪录片导演。
甘露笑言，与大导演合作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于自己的“精益求精”。“这些导演都是阅人无数，找你拍片子，是看你有能力把事情做好。做艺术，只有喜欢还不够，关键是要有能力去完成。”
“我虽然性格内向，但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拍纪录片一定要不卑不亢，要有尊严。”她坦言拍纪录片非常辛苦，投入起来经常忘了吃饭，“别人只看得到你的幸运，看不到你的辛苦。诉苦是没有意义的，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选择了就要为它付出。”
甘露因纪录片《缘起·英雄》成名后，几乎大片的导演或投资方都找到她拍电影纪录片，这些邀请大多被甘露婉拒了，工作室现在每年只接1-2部电影纪录片，“我会想想究竟值不值得。不想弄成一条流水线，我希望拍有生命力的作品，不会因为电影宣传完了就没有价值了。”在甘露看来，一部好的纪录片不张扬，有种暗涌的东西在里面，“纪录片究竟是小众的东西，每个人对‘好’的标准都不一样，能真正打动人心就够了。”不管拍什么题材，还是要看创作组的心态，“做纪录片，一定要有诚意。你的浮躁与功利都会反映在作品里，没有人会看不出来。”
尽管如此，甘露并不认为电影幕后纪录片和其他纪录片属于两个题材，“电影纪录片的确能起到宣传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用是否有商业性质去衡量和区分纪录片。但对我来说，芭蕾舞演员和剧组的工作人员，他们只是不同的群体，在做不同的事情而已。对于一个记录者来说，记录二者的性质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共同经历过那样一段时光，所有相处都有情感在里面。”
目前，甘露的缘起英雄纪录电影工作室有几部纪录片正在后期制作当中，其中包括关于艺术支教的公益纪录片《让梦飞翔》，以及徐克导演的第二部3D电影《狄仁杰前传》电影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于2012年受徐克导演之邀拍摄，将于今年9月底推出。
（编辑：王日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