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余秀华的一封信
余秀华：
连日来，我非常痛心，痛心你的偏执、狭隘，痛心你对社会认知的局限性。同时，我也很纠结，纠结该不该站出来反击你面对网络记者和在你博客中对我的诋毁。好在有不少圈内的朋友通过手机短信、QQ、微信，对我支持。有的朋友要我在自己的博客里撰文，对你进行反击，至少对你的诋毁做出解释，消除你对我的误会；也有一部分朋友，劝我算了，不要与你计较，毕竟这阵媒体的炒作风不久将要过去。
在许多朋友的规劝下，我选择了沉默。其一，你现在是全国知名的诗人，有大批粉丝，我怎么为自己辩解都会遭到你粉丝的“群殴”；其二，你现在所有的形象都是正面的，作为一名有职业操守的记者，我不能站出来为自己辩解，因为我一辩解，必然要涉及到你的许多隐私（每个人都有隐私，能见人的或见不得人的），我不能拿你的隐私去博取读者的眼球；其三、你在我眼中，是一位靠网络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人，对于人与人之间怎么面对面交往你很茫然，你还是一名有极大自卑心理的残疾人，我如果不放过你，对你发起反击，在你的那篇《得意之时见人性——记荆门晚报编辑黄旭升》在微博上疯转的情况下，别人更加会指责我对你的残忍；其四、在我对你的博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你在21日晚上8点05分给我发来了道歉短信，全文如下：“黄老师，今天对不起，采访太多，我心情不好。你大人大量，别生气。如果你愿意，我们重新建立友谊，忘记过去的一切。”不论我是否接受你的道歉，但毕竟也是我原谅你的理由。
可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估计也出乎你的预料，整个事情的走向是这样的——
1月20日，你在“汉江平原诗群”里发言：“有的人特别不要脸，特别是荆门晚报黄旭升，像个跳梁小丑。”你以为我不是这个群里的文友，哪知我马上做出反应：“余秀华，你对我有什么意见，请你在这里说清楚。”我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语，只是连问你三次，你不回答，群里的文友纷纷劝我“大肚量”，最后一文友说你已退出了该群。在我看来，你是怕回答我的问题，干脆不面对我，溜之大吉。
1月21日凌晨3点04分，你好像找到了回答我“为什么要骂我”的理由，给我发来短信：“黄旭升，你为什么写那样的文章毁我？你想炒作自己就是把我毁了？好吧，明天我会把你这个人推荐给媒体，包括你对我所做的一切。”我没有理会你，我认为你的情绪又失控了，这阵过去就会好的。
果然你说到做到。1月21日早晨，我还在睡觉，好多电话将我吵醒，有的说：“余秀华给我发了短信，我念你听，她好像对你有什么误会，你去与她沟通一下。”有的说：“你快去她博客里看看，她在骂你。”有的说：“她怎么是这样的人？”9点02分，我给你发了一条短信：“余秀华，请你立刻删除你博客里诋毁我的文字，否则，后果自负。”这也是我在写这封信之前，给你的唯一一条短信。你连回我三条短信：“哪里诋毁了？”“删除了”“再不要来我家，丢人现眼。”
之后，我承认我冲动过，我想到你家里去，当着所有记者的面，问问你为什么要骂我，并回答记者的任何问题。在市文联领导的朋友们的一再劝阻下，我选择了沉默。
1月21日晚上8点05分，你给我发来了道歉短信。我仍然保持了沉默。
1月21日下午3点03分，张执浩转来了你和他的聊天记录。
你对张执浩控诉我：“您为什么推荐黄旭升文章（指《北京青年报》的微博版），他明明是在利用我炒作他自己……他还让刘年不要帮助我……他对我的认识就是神经病啊……他当年不停发手机短信，让我去死……他发的这个文章是在揭露我，而且夸大其词，记者们看了很生气……只是想起他对我那么不好，非常伤心……我不明白你怎么和这样的人交往、这么好。”
张执浩在不停地劝导你：“黄的确很早以前就向我谈过你，后来又发了你的一些诗给我看。虽然我当时没用，但一直关注你的变化。希望你们处理好关系，不要被虚名浮利所困……他有什么可炒作的啊，你现在太敏感了，要把心放平实些，不要真的飘飘然了……我看过他给刘年写的，他不想陪你去，主要是基于这些年对你的认识，嫌麻烦。但黄旭升有必要炒作他自己吗？不然，当时为什么不陪你去北京，那场合不是更好吗？……你沉下心来写作吧，路长而陡峭着呢……你要学会把灾难化为感恩，不要局限在狭隘的个人小世界里……可以理解，但要学会把人往好处想。善意是文学的本质……老黄是个好人，尽管有各种毛病，但人是好的，不要再说些无谓的东西了。”
张执浩已经为我解释得够多了，我不想再重复。我只想说一点你不知道的事。我和张执浩有着30多年的交情，他每次回荆探亲都要和我联系，邀我到他老家吃饭。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我每年见你老头子（父亲）的机会，比你还多，我比你还熟悉你哥嫂、侄子。”尽管我和他关系不一般，但我至今没有要求他推荐过我的任何一件作品上任何刊物，包括他主编的《汉诗》和《长江文艺》诗歌版块，除你外，我也没向他推荐过任何文友的作品上他主编的诗歌阵地。唯一的一次向他推荐的作品，就是你的作品。那次他回荆门探亲，我认真向他口头推荐了你，之后将你的诗打包发给了他。
1月22日中午，晚上，“摇摆胖虫子”为文友“浅山”接风。“摇摆胖虫子”谈到《北京青年报》群聊里的争论，许多网友对我写的《我所认识的余秀华》（发表在2015年1月21日《北京青年报》）一文提出了一点疑问。其中有一个有趣的疑问：每年编辑还在请你们到他家吃饭？在这些网友看来，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应该是“作者有求编辑”的关系，怎么会出现编辑请作者吃饭的事呢？这里我替“摇摆胖虫子”回答网友。在我们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编辑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轮流做庄请大家聚聚是司空见惯的事。编辑是我的工作，是我的饭碗，我同时也是一名业余作者，也想到处发稿子，也想挣点稿费，也想满足一下自己文学梦想的那点虚荣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你看到农村的大人小孩在吃饭的时间端着饭碗东家转转、西家跑跑，你千万别纳闷，因为这就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
1月22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在《“一生荒唐”余秀华》中是这样写的：“当地一家媒体的编辑编过余秀华的诗，此前一直贬低打击，在其爆红后却频频上门，对媒体讲述与余秀华的‘交情’。余秀华当场拆穿，父母责备她‘不懂事’，甚至要她去道歉。她忍受不了如此‘厚颜无耻的消费’，心中却仍是恐惧。”
1月22日《东方早报》的记者在《诗人余秀华的生命姿态》中有这样一段话：“随一家电视台而来的，还有一个本地媒体编辑，10多年前就编辑过余秀华的诗歌，但后来一直在贬低和谩骂她。余秀华1月初开始红起来，编辑连夜写了文章，并来到此前从未来过的余秀华家。这次，编辑带着那份出炉不久的报纸上门，对媒体讲述她对余秀华的熟悉，如何‘发现’和‘推出’余秀华。电视台记者不明就里，安排他们对话，没想到余秀华当场直斥编辑的谎言。事后，余秀华哭了。她打开QQ，找到刘年。她不能忍受如此‘厚颜’，更不能忍受别人掠刘年之美。父母了解后，充满担忧，要她道歉。余秀华虽然气愤，但也担心‘地头蛇’的影响力。”
以上两篇报道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我知道并愿意去对号入座。对于这些针对我的报道，我是这样认为的：一是这些记者同行大老远跑来，总要挖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东西来，我也是吃这碗饭的，我理解；二是报道中提到了“当地媒体的编辑”很巧妙，在媒体、媒体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显得外地媒体的记者就是比你当地媒体的记者有道义；三是你21日晚给我发来的道歉短信，是在你父母的责备之下，迫于压力，违心地发给我的？虽然你过去总是在“骂人——道歉——再骂人——再道歉”中循环往复，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对我的道歉是真诚的，不会在“循环往复”中“以至无穷”了。
最令我哭笑不得的是称我“地头蛇”，朋友们开玩笑似地说我“牛逼”，你还别说，我还真的找到了一点江湖上黑社会老大的感觉了呢。谢谢《东方早报》记者和那位叫徐萧的诗人记者对我的抬举！
1月22日下午，我打开自己的博客，发现有许多不明就里的“马甲”们对我进行了围攻，其恶毒的谩骂不堪入耳。但我仍然不去解释，克制自己保持沉默。
1月22日晚上，文友们在掇刀聚会，话题还是你的爆红。当然，大家也夸奖我好修养，没有与你正面发生口舌。
1月23日上午，远在浙江宁波的女儿，从网上到这些文字后，在QQ中问我：“她为什么要诋毁你，真如她写的吗？”并为我担心，因为她是搞网络的，知道网络的影响，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可是1月23日上午，我发觉我被你的真诚道歉彻底欺骗了。你虽给我发短信说“删除了”，可你并没有删除，在微博中只是加了密。可你在微信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诋毁我的内容，当那些网友在你的微信中给我开“批斗会”的时候，“摇摆胖虫子”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为我辩解，连续跟帖三次，并与你沟通，希望你能彻底删除微博、微信中对我的诋毁。
其实，在我的看来，你删不删已经不重要了，大批网友、记者已经保存了那段文字，对我的不实报道、辱骂、攻击已经形成事实，已经对我的生活、工作、交往造成了影响。可是你在跟“摇摆胖虫子”对话中的一句话，彻底击碎了我对你残存的一点愿望。你对她说：“我写的黄大师那个都是真实的，你不要回帖了。”
我真是无语了！你现在是名人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对媒体负责，对你身边的人负责，怎么能干出如此出尔反尔、阳奉阴为、欺瞒曾经帮助过你的人的事来呢？这里我能对你说两个字吗？“卑鄙！”
好吧，既然你还不知悔改，认定你写的“都是真实的”，就让我来捅破那一整张窗户纸中的一个小点，聊聊那些你要我忘记的“过去的一切”中的冰山一角吧。为了保护你的隐私，不致于别人说我是狗仔队，我就循着你诋毁我的线索，逐条给你一个解释，也算是与你沟通。第一，我保证我说的都是发自内心的，决不说假话、套话、标榜自己的话；第二，与你沟通，是想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如果你仍一意孤行，仍在媒体面前继续诋毁我，仍在你的粉丝面前损坏我的名声，别怪我诉诸法律。
一、“突然看见荆门晚报黄旭升的一篇文章，突然心碎，突然觉得人心险恶，觉得我是被利用被伤害的，这个时候，我是被他当成工具炒作他自己的。其实这无所谓，他想借助我炒作自己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
我的文章一篇是1月8日刊发于《荆门晚报》的《余秀华——以诗歌为拐杖的独行侠》，另一篇是1月21日刊发于《北京青年报》的《我所认识的余秀华》。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我写的哪句话与事实不符，哪一段文字伤害了你？至于我想借你炒作我自己，这个我不必回答，因为张执浩已经替我回答了。
二、“我和他认识了许多年，但是这几年一直没有交往，更没有联系，我给他qq消息和短信他从来不理我，他是歧视我的，甚至打压我的。我一直想和他搞好关系，他从来不理我。而且他对周围的网友说让大家都疏远我，这是不是真的，几乎荆门，钟祥，荆州的所有网友可以证明。我不过想多认识一些朋友，但是他居然这样，我无法理解，更非常难过。”
2007年的某天，你第一次来晚报编辑部找我，大致经过我在两篇稿件中提到过，但我没提到几个细节，我觉得提了，有标榜自己之嫌，显得矫情。既然你谈到了，我不妨拿出来说说。那次你来6楼找我（没电梯），我拿了把椅子，让你坐在我旁边，与你交谈，认真读你的诗，你离开的时候，我还送了你很多书籍。我帮你把书提到一楼，还为你拍了照，打算配发在采访你的文章里。我还从口袋里掏出10元钱，说是给你回去的车费，你没要。之后，我在《荆门晚报》上编发了你的很多诗歌、散文，并配发编者按，好让读者关注你。按规定，我们没有义务给市内的作者寄报样，只寄稿费，可我每次都给你寄报样，在填写稿费单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你进行倾斜。
2008年春节期间，我请文友们来我家作客，特地邀请你参加，你来的时候还提了两瓶酒，席间，文友们对你照顾备至的同时，还怕挫伤你的自尊心，这种微妙的心理，大家心照不宣。
2010年7月，我邀请你参加我们采风活动。在漂流时，文友们几乎是把你抬上皮艇的，我安排钱修海（对不起，我在见报文章中误记成了罗本华）和你同船，照顾你。那次我们是AA制，我对大家说，不要余秀华摊钱了。
可是，你之后的行为给很多人造成了伤害。文友们纷纷向我“投诉”，说你不停地用手机骚扰他们，不管人家上了夜班后在休息，还是正在山路上开车。其实，我理解你，你长期偏安一隅，渴望友情，甚至渴望“爱情”，这都无可厚非，但你的炽烈灼伤了别人。（我这样说，够婉转了吧？）我在QQ里提醒你注意与文友们的交往方式，你就开始记恨起我来了。你对文友们（特别是漂亮女文友）对我们信任、告了你的状表示不满，对我“阻止”你与文友们的正常交往产生了不满，在你的心中，只有一个答案：黄旭升之所以对我这样，都是因为我的残疾，我长得没人家好看。我不是心理专家，也不能从理论上分析你当时的行为，只是感觉你有点个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关你的隐私，我大致说说。钟祥的阿乐（这个名字不需隐去，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是我的朋友，求助于我，说你把他缠得东躲西藏，在手机上对你的号码屏蔽后，你又用新的号码骚扰他，严重影响了别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作为阿乐的好朋友，作为诗友，我当然要出面制止你这样的行为。在你的心中，我黄旭升就是你的恶魔，你的感情世界，我总是插手。至于你打的那个纯属诬陷别人的报警电话，我就不说了。我的手机里至今还有你的三个电话号码：余秀华1、余秀华2、余秀华3，现在看到那三个号码，我就想起了几年前你是怎么折磨别人的。
真是巧了，你每一个追求对象，都是我的好朋友。一次，你穿越大半个荆门去找一个你从未谋面的Z诗友，可Z已经回荆门度假了。我非常着急，给你短信，要你先找地方住下，明天回荆门，我帮你找到Z。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则手机短信，大意是：我是一个路人，一位女士在某某地方晕到了，吐血，因为你的号码在她手机上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请你快来看看她……我立即给浅山打电话，赶到了短信中所说的地方，在一条小径旁发现了你。你头发纷乱，不说话，地上有你吐的一丝血迹。我和浅山吓坏了，给你买了面包和矿泉水。我告诉你，Z现在正和老婆、孩子一起逛街，没时间见你。我掏出50元钱，要你赶快打车回去，你没有要。这次，我又一次充当了你追求友谊或者说“爱情”的绊脚石。可以想见，你对我的积怨该是多么深啊。
每次当你在论坛中扬言要自杀的时候，网友们都心急如焚。有一次，浅山听说你要自杀，赶紧要离你最近的同学的爸爸骑摩托车奔向你家去救你，结果“狼还是没来”，你在河边洗衣服。
三、“这几年一直没有交往，更没有联系，我给他qq消息和短信他从来不理我。”
这几句话是事实，我承认。我之所以冷淡你，是不想再理会你诸如在论坛上吵架、在群里骂人的那些事。因为写诗、为诗吵架是你生活的全部，而对于我，写诗或者说玩论坛，只是我生活的一小部分，我没有时间掺和你的“情事”。
“他是歧视我的，甚至打压我的。”说得多么催人泪下啊！我歧视你吗？从我之前的表现来看，明白人都知道我不会歧视你。我打压你吗？我一个小小的、地市报的编辑，就算我打压你，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也太自不量力了。就在我不理你的这几年里，我仍然发你的诗歌、读你的诗歌、向张执浩推荐你的诗歌。请问：我打压你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有这么大能耐吗？
“他对周围的网友说让大家都疏远我，这是不是真的，几乎荆门，钟祥，荆州的所有网友可以证明。”哈，我这么登高一呼，荆门乃至钟祥、荆州的网友都听我的？都和你疏远？你这话既抬举了我，也抬高了你自己。一是我没有在任何荆门文友面前说要别人疏远你，二是在荆州文友面前，我连提都没提到你，谈何要别人疏远你？再说，我又不是文坛领袖，我的诗又不比别人写的好，别人为什么要听我的？说句大实话，当初你哪有现在这么重要啊！
四、“但是非常感谢诗刊，没有听信他的谗言。如果按照法律，我有足够的证据告他侮辱诽谤罪，但是我没有，我忍了。”
谢谢你没告我对你的“侮辱诽谤罪”！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我给刘年的短信。想必短信内容刘年也转给你看过。
现在我把给刘年的短信内容摘抄后半段（前半段，我对刘年谈了对你的看法，与诗无关，是想他对你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便于他与你相处，方便接待你）：她这次能到北京，我作为张执浩的朋友，想提醒你：一是她不能单独出门，因为她走路都不稳；二是她说话含糊不清，且说的是方言，要人“翻译”。我在当地干记者十多年，曾采访过她，我也是写诗的，知道她诗的价值。谢谢你们通知我们本地的媒体，如果要报道这次的朗诵会，传资料我就行了。
你认为我在“侮辱诽谤”你，这是你的事。如果我在短信中“侮辱诽谤”你，刘年应该立即提出来，与我交涉。
本来，张执浩给我电话，是希望我把你送到北京，一是我是写诗的，知道那个场合我怎么应付，二是我是媒体记者，可以顺道写一些报道。我那段时间上班、兼职、写稿，非常忙，就要刘浪（喜欢你诗的文友）送你到北京，刘浪爽快地答应下来。我默默地为你的北京之行到处打电话，安排文友护送你，是你不知道的，你只看到了我给刘年的短信。
在给刘年的短信中，我谈到我也喜欢你的诗，对你很了解，并谈到了你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残疾，提醒他两点，一是必须要专人护送你到北京，二是要护送你的人充当“翻译”，确保你在北京的沟通是畅通的。你对我的气愤，是说我在没有医生出据证明的前提下，判定你有心理疾病。这点，我向你道歉！不过，我只是在与刘年的私人短信里说的，并没有在大众场合说你。再者，人人都有心理疾病，或重或轻、或隐或现，你也不例外，不必大惊小怪。
五、“他又来我家，他对我的报道已经出来，够快的。他说他写稿到凌晨四点，但是其实都是根据我的那篇随笔和刘年的编辑手稿和曾园的采访改装的。这也无所谓，网上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前天他来我家，把荆门晚报放在镜头前说他自己多大多大功劳，而且给我家那么多记者上了一堂诗歌讲座课，让记者们看透了笑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给我荆门人丢脸？写作30年的老诗人，他这样称呼自己，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作品，是不是诗歌。”
你说我的报道是根据你的随笔、刘年的编辑手稿、曾园的采访改装的。你可真会“改装”啊！你从北京回来写的随笔，我看过，我在文章最后引用了你的一句话，这是新闻报道的需要；刘年的编辑手稿我是有的，但2014年9月号《诗刊》之前就被周桦借跑了，我在写报道的时候，手头上根本没看到；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在我的第一篇报道出来后，曾园才到你家，并给我打电话要我去陪他，因为我们是老朋友，那晚，罗本华安排我和曾园吃饭，我和罗本华将曾园送上火车。在我的第二篇报道经《北京青年报》发出后，曾园的报道才出在《南都周刊》上刊发（刊物周期长一些）。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你争论，我是不是改装的，让读者去判断。
六、“给我家那么多记者上了一堂诗歌讲座课。”这句话是大实话。面对这么多外地媒体记者要我谈谈，我首先谈的是诗歌。我说一些媒体总拿《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来吸引眼球，其实是不对的、偏颇的。并谈了我对你诗的看法，你放心，我说的都是赞扬你的话。如果我贬损你，岂不是打我自己的脸。
七、“但是他说我是他推出来的，还要我和他在镜头前做秀，我非常生气，他凭什么和刘年抢功，我实在不能接受，当场戳破了他，我的意思是哪怕我再一次被他整死，我也不允许他侮辱刘年，更不允许他侮辱诗刊。我就是一个农民，我是被他没有整死的人，我不怕。但是谁侮辱刘年，我会杀了他。”
听听，多么大义凛然，慷慨陈辞。媒体有媒体的需求，配合媒体采访是你的责任。我在与上海卫视刘记者的交谈中，为了镜头的需要，我确实拿着《荆门晚报》补拍过一个画面，但我确实没说过是我推出的你。我如果想说这样的话，我早就写在我的报道中了，早就抢了功，用不着让别的媒体来报道我这个功。
你可能不知道，这之前我曾与刘年通过电话，我对刘年谈了我的困惑，想征求他的意见。我说我写的文章见报后，很多媒体记者通过查阅《荆门晚报》的电子版，知道了我的电话号码，纷纷与我联系，要我带路、询问住宿情况、希望和我见面……可是我有我的工作。我和刘年有一个共识，通过我们的努力，改善你的生活环境。
你别敏感嘛，没有谁要与刘年抢功，也没人要整死你，你说要杀人，权且算你表表忠心，你并没这个能力。
八、“上次荆门荆州宜昌笔会，我想去。当然因为其中有毛子，陵少等等一些诗人会去，我觉得这是诗歌交流的一次好机会，我觉得自己特别不要脸，求他让我去，他一句话没有说，删除我的qq，我发短信骂他了一句，这么多年，这是唯一的一句，为了我想见的诗人，我骂他了，而他说我骂了许多网友，不知道有没有证据。”
你前半部分表述的是事实。你不仅跟我请求参加笔会，而且请文联主席李诗德跟我说。我为什么没同意呢？主要是为你的安全着想。马河是荆门的山区，采风要跋山涉水，而你出行，我需要安排一个专人来服侍你，而我又没有这样的人选。我给李诗德讲了我不要你去的理由，他也认同了我的意见。我的错，就是我没对你讲只言片语，怕你不停地吵闹，就干脆删了你的QQ。紧接着你发手机短信骂了我，我也没还嘴，因为我觉得，骂人是你的常态，不与你计较。你骂的人不计其数，不需要什么证据，这是好多网友都经历的事。当然，你现在出名了，网友们不会提及你的这些劣迹。
九、“但是从北京回来以后，他主动加了我qq，说如果记者想采访我，要先通过他，还说是李诗德这样说的。我没有同意，因为记者根本不知道他，我也不敢要他这样的‘经纪人’。”
正如你所说，你从北京回来后，我主动加了你的QQ，我加你QQ，是想告诉你我即将到你家采访，你礼貌地回应我：“黄老师，欢迎你来我家作客。”老实说，我很欣喜，感觉你从北京回来后，心态好多了，阳光一些了。“他主动加了我qq，说如果记者想采访我，要先通过他……”这句不对，因果关系错位了，我加你QQ，可不是为了告诉你“如果记者想采访你，要通过我……”至于你说的“经纪人”的事，我都不好意思提这三个字，既然你要抬高自己，我也就顺着你的意思说说原委。
1月16日，我把市政协、文联、民政、残联领导带到你家里去慰问你，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市文联党组书记李诗德、副主席程兴国坐一个车，在车上，我们一直谈论，怎么能通过大家的努力，改善你的创作环境，为你争取更多的生活保障。在车上，我同样发了牢骚，我说太累，不想再耽误时间带其他领导包括记者到你家了，当然，牢骚归牢骚，一个记者的社会责任还是要尽到的。
大家都是好心，合计了一个方案，要我草拟一条短信，发给每一位要通过我采访你的记者，短信大意是：如果媒体记者要采访你，建议、只是建议媒体记者能不能在献爱心的基础上来采访你。我们还讨论过，这样做妥不妥？为了找到依据，李诗德还专门打电话问了省媒的负责人，询问是否有无这样的惯例。后来，我草拟好了这条短信，同时发给了程主席和你，程主席回复说“这样为好”，你的态度让我敬佩，也是我能想到的，你不赞成这样做。我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不作过多地解释，因为我们三个都很尴尬。特别是我，给你留下了我想当你“经纪人”的口实。
十、“他让我在我博客里转载他的文章，我也没有。”你说的是事实，我确实对你这样说过。表面上看，我是多么贪图虚荣的人啊。可你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断章取义。我当时在QQ聊天中要你把我文章转到你博客里去，是想为你减轻负担，应付那些重复的提问。我希望我的稿子就像新闻中的“通稿”，相同的问题，由我的稿子统一回答就得了。可是你始终不懂我的良苦用心，认为我想靠你出名。
十一、“交往7年，不过见面2次，他就了解的如此清楚。是，我希望爱情，那时候我喜欢一个现在已经死去的文友，我去找他，是经过他同意的。但是这个可恶的家伙，我那么远去了，他不见我。好啊，我忍了，谁让我是残疾，谁让我不漂亮呢？但是这些无良之人把这个当成了笑话，黄旭升这网上发了5000多字的文章，说我是神经病，这篇文章让我在这个地方再也抬不起头来，那些人当我的面说我是神经病，问为什么侮辱我，就说是黄旭升说的。他就是医生，就是权威！而且不仅仅如此，他不停发短信侮辱我，让我去死，说我长的丑，不配活着。后来我真的自杀过，他怕落责，才删除那篇文章。”
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我和你见过几次面？我前面已经说了，这里不重复。我的朋友为什么不见你，我当然知道原因，但决不是你所说的“残疾”“不漂亮”。你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别人对你的种种“不好”，通通归结为“谁让我是残疾，谁让我不漂亮呢”？我真是为你悲哀，你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文友在喜欢、赞赏你的诗歌的前提下，尽量疏远你这个人？
我不否认，为你的那些破事，我曾写过5000多字的文章，可我的出发点是规劝你适可而止，不要伤害了喜欢你诗歌、对你同情、对你帮助的文友，千万不要把诗友之间的友谊误读为其他的情感。我也不否认，我曾对你说过“你去死吧”类似的话，但还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对话环境。当时，你在“钟祥论坛”里扬言要自杀不止一次两次吧？可每次都是“狼来了”，你把在“钟祥论坛”里用的花招用来对付我，威胁说：“我以后不写诗了，我自杀算了。”我当然会顺着你的话随口说出：你写不写诗是你的事，我管不了，你要自杀，那你去死吧。
十二、“在记者面前他说：余秀华能够写自传吗？她敢吗？那意思就是我见不得人了。我想，我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爱，但是我光明磊落，从来不伤害别人。”
1月19日下午，我到你家，是去看望上海卫视的刘记者一行三人，因为他们最先联系的是我。到了你家，才发现有很多媒体的记者在你家采访。因为那时湖北经视正在对你电视采访，好多记者都闲在那里，我的到来，他们认为找到了一点线索，纷纷围了上来，这时，我才给他们“上了一堂诗歌讲座课”，你在给我朋友的短信中说“黄旭升出尽了风头”，认为我抢了你的风头，你感觉不爽。
这时，一名男子挡在我面前，约我写一部类似“余秀华传记”的稿子，给我的版税是12%，这着实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对那位男子表达了如下观点：一是“传记”，对于我一个小记者来说，哪敢触碰，我没这个能力；二是类似传记的稿子，要写的非常真实，而我说的真实，应该是文学上的真实，对于写你余秀华，我不知道怎么去取舍，我不接受这个任务。
“我爱，但是我光明磊落，从来不伤害别人。”这只是你的自说自话，真的从不伤害别人吗？那你就继续说谎吧。
十三、“我家的书柜和电脑桌是他联系一个老板送给我的，很感谢，虽然他每次对记者都说是他自己送的。”
你为了诋毁我，竟说出这种诬蔑我的话，让我恶心！
我写的关于你的报道在《荆门晚报》刊发后，我联系了一位企业家，也就是我的朋友。在短信中，我谈了你的情况，朋友的回复很简单：“听你安排。”于是，为了账务公开，我特指派文友范青枝上街采购，范青枝当时还准备自己花钱为你买一套内衣，当然这是插曲，不提了。范青枝把货看好后，两组书柜和一张桌子共计约1800元，我到了家具商场后，觉得稍便宜了，就给你选购了尺寸更大的、更贵的两组书柜和一套电脑桌椅，共计2400元。
1月11日这天是星期日，我召集了5台私家车共15位文友，买了260元的菜，浩浩荡荡来到你家吃中饭。在召集文友的短信中，我明确告诉朋友们，送你书柜、电脑桌椅的老板叫什么，是哪个企业的。并且在新闻追踪中对此次捐赠进行了报道。这天，你的父母亲和你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这里插一句，我至今都认为你妈妈是一位非常能干、善良、热情、知礼、识大体的农村妇女。
我还对朋友们说，下次我再要企业家朋友来看你，为你做两件事，一是给你配两盏台灯，二是带上电工将你房间里像蜘蛛网一样电线规整一下……我现在说这样的话显得有些自我吹嘘，但我觉得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凭我的能力不难办到。
我没有当着任何一位记者说过你房间里现在的书柜和电脑桌椅是我买的。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就算我说过，又有多大的错呢？人家企业家当时知道你是谁吗？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送家具？真的是你诗写得好，打动了别人吗？哈哈，稍微有点社会知识和感恩之心的人，都不会说出你这样的话来。
在你的博客文章里，你还谈到对我诗的看法，觉得我写的诗不行。哈，不论你说的是否正确，我肯定接受，一是我认为你写的诗绝对比我好；二是你说我写的诗不好，没有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完全能接受。正如沈浩波说你写的诗没那么好一样，也是见仁见智的一家之言。这里谢谢你对我的激励！
好了，不想说了。现在的你，形象多么正能量，脑瘫诗人、婚姻不幸，在你写诗的过程中，还有一位当地媒体的编辑打压你……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你竟然能大红大紫。如果我的“恶人”形象能给你的形象加分，我愿意背这样的黑锅，并且愿意继续充当外地媒体所需要的“反面角色”或者说“新闻料子”。
可是，就算天下人和你站在一起骂我，我也不能失去我在我女儿面前的形象。所以，我除了把这封信发给你外，还拷贝了一份给我女儿，以此回答她对我的疑问。
黄旭升于2015年1月23日上午——25日凌晨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