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帆的中篇小说《第七夜》，阅读过程是紧张的，一团团疑云给故事增添了许多悬念和叙事上的魅力，也为读者通常阅读习惯中对主题的寻找变得扑朔迷离。以“干涩男子”、“中年美妇”等等与我们感觉中泛着幽暗色彩的短语，而不以姓名作为人物的称呼，实习记者这个年轻姑娘越来越可疑的身份，固执地、不设防地、显然也是有预谋地与单身男子“我”同吃同睡同行动；捉摸不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涂上感性色彩的景物等等，都使事件变得非常吊诡，仿佛小说将要带我们进入的、让我们凝视的，就是一个深不见底阴魂不散的幽冥世界。也让婚礼上一对新人脸上幸福的红光、白内障老人对金庸小说的无动于衷、干涩男子一家人团聚、郊外别墅里的菜地、许许多多本来平常的事物正常的场景的感受，笼罩在某种阴影之中，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隐秘感和被架起的悬空感带来的诱惑，使故事陡增了许多波折，叙事变得引人入胜。就这样，杨帆围绕“我”的7天生活，布下了一张弥天之网，读者倒成了被她捕获的迷糊的昆虫。

 

　　被诊断患了绝症的男人“我”广而告之，要把自己剩余不多的时光，用在需要帮助的人们身上，无偿让别人支配。一位自称实习记者的年轻女孩子，以做专题报道的名义进入了“我”的生活。7天，两人被一个个电话召唤到城市的许多角落，为患白内障的老人读《天龙八部》，为别人的婚礼作见证，为干涩的男子菜地松土、种菜，为喉病患者搜集笑话、煲骨头汤，与来路不明的一群人搏斗。这不就是要塑造一位助人为乐、怜弱护善、疾恶如仇、不畏强暴，能上《知音》杂志封面感人至深的人物吗？当读者跟随小说的叙事来体验人物的经历时，却不禁对自以为是的这一目的产生怀疑。干涩男子怪异、神秘和他的郊外别墅，“我”无缘无故被人拦截、威胁，实习记者可疑的电话和更可疑的举止……很多线索都带有惊险故事的特点，它们在各自展开的时候，又互相纠缠在一起。越来越多的情节和场景，如同一个巨大的疑云密布的谜局，只以为它将会发展成打黑除恶的通俗小说。而“我”即使不是“卧底”之类，也是无意中成了串连一个个局中人物的线，无意中撞破了惊天大案。然而，直至读完小说最后一个字，也没有看到一个罪犯或一个犯罪的事实。难道就像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谈他的代表作《“谜”变奏曲》时说的那样：“我不想道破这个谜……贯穿在这一整套变奏之中以及凌驾于整套变奏之上，另有一个更大的主题在‘进行’，但并没有被演奏出来。”

 

　　说起来好笑，让我绞尽脑汁寻找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我”在希望献出可能就是短短余生的时候，立即得到城市角角落落里人们的响应，而“我”的帮助对于他们至少并不是第一需要。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病痛、骨肉分离，也都是为了给“我”表达善良表达生命意义的机会。干涩男子、中年美妇，可以用诸如此类短语、名词描述的人们太平常了，平常得满大街都是。原来杨帆围绕主调苦心经营的多重变奏，除了增加小说的阅读趣味，是为了造就一回在人世间已经重复无数次、被称作“大爱无疆”的行动。发现这个谜底再回览读过的故事和情节，我恍然大悟杨帆私设的小说章节，为什么恰好是对应音乐基本元素的7个基本音级？小说结尾为什么不像小说的结尾，却如同歌剧或乐曲绵延的尾音？我不禁被许多人认为没有诗意的城市中弥漫的诗意感染，这弥足珍贵的对人性最真切的抚慰和关注，令读者感受到人生如歌的快慰。

 

　　文学不可避免的特征是必须栖身于语言和意义之中，栖身于感性之中。《第七夜》让读者陷入阅读困境的弥天大雾，来自于作者层出不穷的浑水摸鱼、欲盖弥彰的手法，显然也来自于词语传统经验给人们带来的早已定形的感性，或者干脆就是因为杨帆对人脑原有“词源”的“颠覆”所致。这种固化的、僵尸般“词源”性的感性，一方面是抒情、描写、判断、想象时获得及物性的需要，也就是结构主义所谓人的精神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常常成为我们陷入错觉的因由。

 

　　看来《第七夜》的“颠覆”既有语词运用的历险性，也意味着语词经验重建的探索性，证明了自我意识在杨帆个体写作经验中的一次苏醒。其实，构成语词的所谓信码就是控制我们精神结构的本质，由此组装的理性和感性对人的精神具有无上的控制力。但是，这些信码还只是知识、知觉和真理的历史的先验条件。这些只是看似自然实则并不自然的东西，虽然它决定了各种经验秩序、社会实践和思维模式，实际上只是一定社会和历史的特定产物，只有针对特定时期的话语实践才能确立它的有效性，也必将随时空的变迁而变化。或者杨帆的这种苏醒仅仅表达了一次变化一次质疑，但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杨帆这样的苏醒，不管对写作者还是阅读者，都是需要珍惜的。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