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塞尔努达成为几乎公认的西班牙20世纪的‘世纪诗人’，影响力堪比马查多和希梅内斯。然而半个世纪前，一切并非如此。……真正的转变来自‘五零年代’诗人对塞尔努达的推崇，他们将他视为‘我们诗坛活着的经典’，此后的一代代年轻诗人都将他作为关键的榜样。”
——2002年塞尔努达诞辰百年《灰色芦苇》致敬刊重印序言“四十年后”
上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诗歌在经历内战后最初20年的迷茫与曲折之后，由此时崛起的新一代诗人引领重生。何塞·安赫尔·巴伦特、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吉尔·德·别德马、帕内罗兄弟、戈伊蒂索罗兄弟等年轻诗人逐渐成为西班牙诗坛主力军，为此前20年趋于“同一化”诗歌话语桎梏的伊比利亚半岛带来新的活力。而与这场更新换代的诗坛回暖相关的一例平行事件是对“二七年代”流亡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作品的发现与经典化。对塞尔努达诗作价值的认可和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起步，当时的新生代诗人大多生于塞尔努达彻底离开西班牙开始流亡的上世纪30年代末，他们比过往几代都更受到这位塞维利亚诗人“沉默但决定性”的影响，而由这批诗人开启的对塞尔努达作品的经典化也为研究战后西班牙诗歌的重生提供了帮助。
作为白银时代最后的骑士，塞尔努达与洛尔迦、纪廉、阿莱克桑德雷等诗人几乎同时崭露头角，却在其创作生涯的大半时间中从未得到西班牙诗坛应有的关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却一脉相承，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对此做出过精辟总结：“塞尔努达的诗是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批判；他的诗里，毁灭与创造密不可分，有什么增强稳固了就意味着社会上有什么消散了，这一点公平、神圣而不变。塞尔努达的作品是一场颠覆，其中的精神宝藏正是在于它试探了整个群体道德系统，无论是传统的权威创立的东西还是社会改革家们向我们提出的东西。”创作早期，在许多诗人还极力模糊自己性取向的20世纪30年代，塞尔努达是西班牙最早毫不掩饰书写同性情爱的诗人，他将其视为一种命运，自由地接受，尽情地活，因而“在青年时代给了我们最美的渎神和最好的情诗”（帕斯语）；创作中期，因内战爆发离开故土，大多诗人在流亡早期面对陡然而至的巨大身心创伤都选择直抒胸臆的呐喊，用意象和词语的回环重复表达激荡的情绪，用感叹句和疑问句的高频出现抒发痛心与质疑，塞尔努达的流亡诗中却罕有大声疾呼，而是强调用冷静的抒情充分发挥克制的张力；及至创作中晚期，战争结束后，当西班牙诗坛渐渐迷失在诗歌用于交流的社会诗歌道路上，当一些流亡诗人出于对被接受、被阅读的巨大渴望而承认失败、一意追捧西班牙国内诗人，塞尔努达又成为坚定发出不同声音的人。而且，相比出于自己的诗学理念在反对社会诗歌这个概念本身，塞尔努达的矛头更多指向西班牙内部借社会诗歌运动之名对诗坛及评论的控制，将像他这样流亡且不同的声音排除在历史之外。
这种对抗在塞尔努达1957年出版的文论集《当代西班牙诗歌研究》中有明确体现。在该书留给战后诗歌的有限篇幅里，塞尔努达提出了与当时社会诗歌推动者的评价标准完全相左的观点，表示自己在战后诗歌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新意，改变的只是主题而非技艺。他认为国内的诗人生活与创作的环境太过压抑，但是这并不能作为其作品视野狭窄的理由，仅仅发出了反抗独裁的声音并不能作为其美学质量与价值的保证：“我不觉得这类诗歌从文学的角度就一定比如今其他年轻人创作的诗歌价值更高”。后来墨西哥诗人帕切科曾撰文为这篇发出不同声音的文章叫好，认为它代表的是一位伟大诗人的评论思想——“他是一个至死都抱有最大忠实度的人：永远忠实于自己。”但是可以想见，这种“忠实于自己”的声音令该书出版之后在西班牙引起愤怒与沉默。其中，更占据主导的是沉默。大多数文学刊物直接忽视该书的出版，没有任何评论。经常与塞尔努达合作的、提倡自由的刊物《岛屿》面对这本书保持的沉默尤其振聋发聩，正如另一本马德里刊物《索引》在1959年八月号上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所写：“这部作品遭遇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漠然。这本书依旧充满争议，存在很多令文坛烦扰不堪的明示暗示。它的焦点与腔调都与十几年来我们习惯的文学评论完全不同。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控制着我们出版业的诗人与评论家圈子做出决定，对付这样一本痛下判决的书，最好的战术毫无疑问是共同谋划的沉默。”不难看出，正如胡安·戈伊蒂索罗（2014年塞万提斯奖得主）所评论的那样：“塞尔努达不合时宜的态度引起了‘忙于颂扬民众斗争精神’的诗人和评论家们的不满，他的名字因此多年来被包裹在‘沉默的幕布’之下。”
直到诗人花甲之年，这层幕布才终于被撩起一角。1962年11月，“五零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杂志《灰色芦苇》出版专刊《向路易斯·塞尔努达致敬》，收录了包括何塞·安赫尔·巴伦特、玛丽亚·桑布拉诺、吉尔·德·别德马、文森特·高司、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胡安·戈伊蒂索罗在内的诗人、哲学家、作家对塞尔努达其人其诗的评论。这些评论涵盖了此前被忽视的许多方面，例如巴伦特的《塞尔努达与冥思诗歌》着重探讨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从语言与诗学的角度将之与英国诗歌的冥思传统相连，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西班牙评论界对塞尔努达的作品装聋作哑，评论总是少且短，他的诗却还是成为一代年轻诗人心中的经典，这是很有趣的事。塞尔努达的作品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极高质量的诗歌本身，更是一场对卡斯蒂利亚语诗歌文字和精神的革新。”
《灰色芦苇》的致敬特刊其实是西班牙新一代诗人对塞尔努达进行经典化的第二次努力。1955年，科尔多瓦的《颂歌》杂志出版的8月至11月合刊《致敬路易斯·塞尔努达》是塞尔努达诗歌被西班牙诗坛重新发现的起点。不过那次致敬的意义主要是从态度上代表了一部分年轻诗人对当时席卷西班牙诗歌浪潮的厌倦，所收文章在将塞尔努达视为对安达卢西亚诗歌悠久传统（一种特定的慵懒精神）的继承者和延续者。熟悉塞尔努达诗歌的人都知道这并非他的诗学重点，因而塞尔努达虽感其诚，却从未像《灰色芦苇》出版后那样展现出溢于言表的欣喜与激动。在见到《灰色芦苇》的样刊之后，诗人曾复信给刊物主编说，这是自己“作为诗人第一次全然的满足”，因为看到“我终于被完全理解了”，“在60岁的时候，这本刊物提醒我自己有幸在全然的孤独中工作，因而有了全然的自由，不用去考虑任何人或事”。“40年的写作生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别人会注意到我和我的作品。”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代年轻诗人在《灰色芦苇》中对塞尔努达及其作品的独特性致以真正的认可，并且将他视为指引自己将西班牙诗歌带往新方向的灯塔，他们的这种“注意”和“理解”与当时西班牙诗坛亟需的重生力量密不可分。这些年轻诗人经历了社会诗歌浪潮最盛的50年代，其中大部分人也参与了1958年致敬阿莱克桑德雷、达马索·阿隆索和加西亚·洛尔迦的社会诗歌浪潮巅峰活动，并曾被收入卡斯特莱特1960年的新诗选，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对当时统治西班牙诗坛的这场诗歌运动之美学基础的不适，见证并体会到西班牙诗歌正在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塞尔努达的诗歌和文论，从中看到一种走出泥潭的方式。如别德马所言，“塞尔努达是当下我们最需要的，可以绝对地帮助我们，不仅是影响，更是教授”、“他是1927年一代中最鲜活、最具有当代性的一位，正是因为他把我们从‘二七年代’其他伟大诗人的阴影里解放出来”。在诗歌声音“同一化”的大环境之下，反叛已趋稳固的原有传统，思考并选择新的道路与可能，都需要足够的勇气。对“五零年代”诗人而言，塞尔努达不仅是作为一个文学范例被经典化，更是鼓励他们采取与主流观点平行的态度、不受既定框架限制，寻找适合自己的诗歌之路，成为他们在诗歌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做一个异见者、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的表率。路易斯·加西亚·蒙特罗在《塞尔努达，共享的孤独》一文中写道，传说与修辞的主角总是英雄和伟大的个人，而深受塞尔努达影响的后世诗人学会了如何讲述真实世界里的人在情感上、感知上的困惑、不服和欲望。他们自己也如奥登在《诗人与城市》中对现代诗歌的阐述那样——那是用一种亲密的语调描写“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男男女女，他们顶着现代社会所有的非人的压力，试图获得并保持他们自己的脸孔”。
2013年11月5日，马德里举办纪念塞尔努达逝世50周年的读诗会，2013年塞万提斯奖得主、诗人卡瓦耶罗·伯纳德、当年参与了《灰色芦苇》致敬刊的诗人中尚且在世的诗人弗朗西斯科·布里内斯，以及胡安·赫尔曼、安东尼奥·科里纳斯等几十位西班牙语界的著名诗人和诗歌研究者汇聚一堂，为公众朗诵塞尔努达的诗作。是夜，会场大屏幕投射的背景引诗摘自塞尔努达为洛尔迦所写挽歌，在他自己身上却也如此切合：“活着的部分微不足道，/因诗人能如诸神重生。”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