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夫·戴尔说，当他终于看完苏珊·桑塔格的《在美国》时，他觉得应该给自己颁一枚勋章。我觉得我也应该给自己颁一枚勋章，因为我终于看完了《地下世界》——878页。当然，关键不在于长度，《哈利·波特》更长，关键在于它会让你产生一种阅读疑虑：我为什么要读它？我还要继续读下去吗？我有必要读完它吗？这种疑虑当然与作品的叙事方式有关，但也跟作品的主题有关。我们为什么要读一部有黄页电话簿那么厚的关于棒球与冷战的小说？冷战早已结束，而我们大部分人甚至连棒球规则也不清楚。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对俄罗斯贵族社交与俄法战争也没有太大兴趣，可我们还是会去读《战争与和平》。为什么？因为托尔斯泰。
我能看完《地下世界》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唐·德里罗。因为唐·德里罗在很多人看来，就像一个后现代的托尔斯泰。以此类推，那么《地下世界》就是一部后现代的《战争与和平》。它们的背景都设在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期。前者的中心人物是象征着俄罗斯灵魂的几个贵族，后者则是象征着美利坚合众国灵魂的几个中产阶级：一对兄弟，哥哥是垃圾处理专家（尼克），弟弟是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马特）；一位女艺术家（克拉拉）——她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件大地艺术——给数百架被废弃在沙漠的飞机重新绘制涂色，对此，作者告诉我们，“她希望人们看到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维度，看到整个场面”。这听上去很像在形容《战争与和平》，不是吗？而《地下世界》本身，从20世纪50年代绵延至90年代初，从黑人混混到连环杀手，从脱口秀明星到 FBI 局长胡佛，从纽约地下艺术圈到核试验的无人沙漠，不也正展现了“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维度”？
这种广阔的时空维度，曾经让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上帝也写小说，那么一定会像托尔斯泰那样写”。那么唐·德里罗呢？众所周知，上帝已死，取代上帝的，是另一位同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不动声色的新上帝：摄像机。但这并不是说《地下世界》像电影。它更像一间位于地下的监控室：一面墙上由无数小屏幕组成了一个大屏幕，每个小屏幕都在播放地面上某个摄像头所摄制的场景，不时地，某个场景会被放大，占据整个大屏幕，然后又收缩回去，换成另一个场景。一开始，这些场景似乎杂乱无章，但渐渐地，我们会注意到其中两个反复出现的、图腾般的物体特写：棒球和蘑菇云。事实上，我们将会发现，这两样物体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变体，这既是因为“制造原子弹时用的放射核心的尺寸与棒球大致一样”，更是因为1951年10月3日——这一天的《纽约时报》头版上有两条并列的大标题：左边是巨人队打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本垒打，最终夺冠；右边是苏联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如果说这部超厚小说自身也像一颗原子弹，那么这一天就是它的“放射核心”，一切都以这个日期，以这两个并列事件——同样是“震撼世界的一击”——为核心，向所有方向爆发、辐射出去，粉碎成无数碎片般的场景。
截取历史上某个密度极高的真实日期和事件，用文学的虚构手法去聚焦、分解、阐释，这一直是唐·德里罗的特长与偏爱。1951年10月3日完美地将两种极富代表性的象征物结合在了一起：棒球代表娱乐，蘑菇云代表恐惧，而它们在一起，则代表了我们的生存。的确，就本质而言，生存不外乎是各种形式的娱乐加上各种形式的恐惧。甚至可以说，娱乐和恐惧是我们生存的动力，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生存。而生存的结果只有两个：创造和垃圾。或者，在终极意义上，只有垃圾——我们创造的最终也会变成垃圾。
垃圾，无边无际源源不断的垃圾，“像是一座纪念碑”的垃圾山，“比金字塔大25倍”的垃圾填埋场，正是这部小说天际线般的背景。跟德里罗其他小说的许多主人公一样，《地下世界》的主角、垃圾处理专家尼克，是德里罗本人的又一个分身：他同样是在纽约布朗克斯区长大的意大利后裔，他不时发出充满文学性的评论，进行形而上的哲思，他以严谨而不乏悖论的方式研究人类的垃圾，正如德里罗以同样的方式研究人类的生存。但不可思议的是——几乎像某种反面的奇迹——虽然动用了惊人的篇幅和细节，但尼克以及其他几个中心人物仍然显得扁平、不可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被作者赋予了过多的主题感；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被后现代文学的刀锋切割得过于细碎，以至于我们无法被打动，无法——像《战争与和平》那样——为他们的整体命运而心碎。当然，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被打动。这就是摄像机与上帝的区别：上帝感化我们，拯救我们；而摄像机记录我们，漠视我们。所以书中的少年马特，未来的核武器专家，觉得电影院“给人的神圣感超过了教堂1000倍”。
当我看完这部小说，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之前的说法：《地下世界》还是像一部电影，不过是一部前卫艺术电影。它的每个场景都散发出奇异的美丽，每隔几页便有令人赞叹的句子。仿佛一种全息影像，它的每个碎片都概括了整体：在描述尼克的一次出轨时，它说，“这些电影场景长焦镜头暗示某种压缩，半露半藏的焦虑不仅出现在这个瞬间里，而且弥漫在那一天、那一周、那个时代中”；在观看一部滚石乐队巡演的纪录片时，克拉拉“喜欢这部片子采用的淡蓝色光线，那是一种朦胧的光线，一种隧道光，暗示不可靠的现实”；而爱森斯坦的同名影片《地下世界》（很可能是德里罗虚构的），“跨度很大，带有碎片化特征”，克拉拉的画廊老板艾斯特对它的评价是：“这片子让我深受折磨，我希望得到补偿。”我不要求得到补偿。但我的确感到一种孤独——一种读者的孤独。那种孤独，正如尼克在小说结尾所说的：“每件物品都带着奇特的道德意味。物品越精致，越罕见，我心里的孤独感就越强烈。对此我不知如何解释。”
对此我不知如何解释。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