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41年3月的《白杨礼赞》，作为一代新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的著名散文，多年来被收入语文教科书，对数代国人的影响不容忽视，甚或称得上深远。《白杨礼赞》托物抒情，以所谓“象征”手法统摄全局，意在通过对白杨树的赞美，歌颂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紧密团结、力求上进、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意志。开篇一句“白杨树实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即直抒胸臆，点明题旨，颇为高亢地奠定了全文基调。面对白杨树这一西北地区极为普通的落叶乔木，文中连用四个反问句“难道”（“难道你就只觉得它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意在层层深入、加深印象，客观上却以正面强攻、突兀升华的刚性姿态和“强迫症”般的话语方式，以其直白浮露的说教气息，印证了茅盾文本为人诟病已久的主题先行、理念先行的痼弊，表现出主体性的失落和审美品格的流失。由是，在某种功利性创作心理驱使下写就的　《白杨礼赞》，因了向现实的妥协，而付出了应有的艺术代价，其效果不啻于在一碗醇香的米饭中掺入了沙子。

 

　　茅盾另一篇创作于同时期（1940年12月）的著名散文、多年来亦被收入语文教科书的《风景谈》，限于种种主客观情势，则对延安地区火热的劳动和斗争未作正面而公开的歌颂，唯裁取沙漠驼铃、高原晚归、北国晨号等多幅日常生活片断描绘，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比之《白杨礼赞》，《风景谈》笔意相对委婉，行文相对含蓄，读来要耐人寻味得多，显示出别一种高明。

 

　　因茅盾先生，不由得想起另一文界名流、被视为新中国散文大家的杨朔。和茅公上述两文一样，杨朔的代表作《荔枝蜜》《泰山极顶》《香山红叶》《蓬莱仙境》《茶花赋》《铁骑兵》等，多以引人注目的姿态，出现于不同时期的语文教材中，俨然成为“钦定”的散文章法。《荔枝蜜》结尾处的话语：“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酿蜜———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卒章显其志，固然风靡一时，倾倒众生，却也委实矫情做作之至。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此类话语纯属骈拇枝指，尽可删除；然而置诸中国特色的语境，却又并非多余，有时甚至显得合情、合理而必要。说不清这到底是悲剧，是喜剧，抑或悲喜剧？！同样是人/虫变形，《荔枝蜜》中作者之化身为“小蜜蜂”，比之卡夫卡《变形记》中让主人公格里高尔一梦醒来化身为大甲虫，其境界之悬殊何止道里？简直有云壤之别。西方的卡夫卡所欲传达和表达的，乃是人性的压抑、挣扎和困顿，是生存的孤独、恐惧与陌生，彰显现代人真实无匹的心灵图像。而直至当下，中国的文章正途，似乎仍难摆脱谀附、颂圣、迎合、布道之传统，其因何在？此类文章在教科书中备受青睐，深深折射出长期以来国内基础语文教育的缺陷和流弊。所幸，于今它们正在淡出或已然淡出于新一代中学生的视野。

 

　　遂又想起一代文豪巴尔扎克。某种意义上，标举“我粉碎了一切障碍”的巴尔扎克，气壮山河，余勇可贾，确属不世出的文学猛男，其作品颇具汉大赋式的恢张，诚为强大心灵的投影与文学盛世的映射；与此同时，自陈“一切障碍粉碎了我”的卡夫卡，其文本何尝不曾指向另外一种深入人心的美？也许更其撄动人心。这样一种有趣的比照，正如同荟萃了力度与美感的唐诗，相较于不以力度见长而以美感惊人、以“向内转”为特征的宋词一样。

 

　　任何作品，无一不可归诸时代和环境的产物，势所难免地带有功利性的一面。但文学就是文学，终究迥异于工具和传声筒。《白杨礼赞》《荔枝蜜》等让人感慨：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与所谓倾向性、政治性、时代性的确是难以兼容的，本质上呈现为一种“违和”状态。事实上，不作任何外在的价值判断，而仅仅是客观的文字组合、自然的文学展示，由此生成英美新批评巨子威廉·燕卜逊所谓的含混（ambiguity）之境，也许正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不管怎么说，作为新文学大师的茅盾，毕竟以其诸多文本，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才华、非凡的结构能力和精致入微的笔风，在当时的语境下令人惊艳；尤其　《蚀》《虹》《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系列长篇中，其史、诗结合的特定审美追求和原创性意义，更为20世纪和21世纪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样板，一种巨大而无限的可能性。茅盾作品所发散出的澎湃才情毋庸置疑，于今犹持久不衰引人关注的茅盾文学奖，正是茅盾其人其文生命力的诗性彰显和强大延续。今天的我们，更愿把茅盾视为未完成的大师，把茅盾作品视为一种有缺陷的雄伟存在，如同面对蜿蜒而斑驳的长城、宏大而不拘小节的凯旋门、气势与粗糙并陈的金字塔。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