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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敞亮“被遗忘的存在”

2015-01-05 10:00:24来源:文学报    作者:马明高

   

  我们从《老生》感受到的更多是“客观的真实”、“客观的叙事”,而没有感受到来自人类深处来自大自然深处的“灵异”的感叹。作家只有通过“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去敞亮“被遗忘的存在”,才是使命所在。
 
  一
 
  贾平凹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作家。第一,他的“写作努力”,特别是在长篇小说写作上十分勤奋,《老生》 已经是他第15部长篇小说了;第二,他强大而扎实的写实能力,他用他那些十分厚重的长篇小说,写出了中国西北大地“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真的有一种“像大地一样的真实感”;第三,他的确写出了不少优秀的长篇小说,诸如悲凉的《废都》、坚实的《高老庄》、忧愤的《秦腔》和《古炉》的存在,但也有不太好的《怀念狼》《高兴》,还有妥协的《带灯》等等;第四,他那不可模仿的非常“中国风格”化的语言,运用古白话小说的遗产来写出现时代的生活,而且还是那么富有表现力,古雅的词语和着民间的、口语化的、活泼的、及物的现实,显得那么朴素而凝炼,又是那样地直抵事物的本质与人物的内心。这就是我对贾平凹的一个整体而综合的看法。
 
  二
 
  当然,贾平凹也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作家,他的自然主义描写的恋污癖和性景恋,他低级趣味的情趣和“玩语言”。我个人认为,还正是这些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东西,有时损害了他的那些大地般坚实的长篇小说。这个问题在这部名为《老生》的长篇小说中也同样存在。譬如写王世贞姨太太的死:“拉到倒流河河边,四个人商量着怎么个处死。那时他们已没有几颗子弹,还舍不得用,想拿木棒乱砸,还是系一块石头沉到深潭去。却又好奇这女人到底是啥模样,能让王世贞要了又能让陆掌柜娶?解开了麻袋,一个说:果然长得好!一个说:脸长得好心肠毒哩!这女人问了是谁,知道来的是秦岭游击队的人,就没再求饶,也没哭,说让我涂脂抹粉了再杀。这话倒提醒了雷布,便哼哼哼地笑着,拿刀在她脸上写字,鼻梁上写了个老字,鼻梁以下写了个黑字,脸就皮开肉绽,血水长流,然后拉了另外三个扬长而去。”再如写第三个故事,人民公社那严酷的岁月中,张怀成因为“管不好自己那东西”被关起来交代,“张怀成正关在交代室,伙房送去了一碗红薯面饸饹,他嘴肿得吃不进去,就打碎了碗,用瓷片割他那东西。伙房人以为他吃完了饭,要去取碗,发现他在割那东西,便喊了起来,……张怀成已经昏死了,那根东西就躺在一边,可能割得十分艰难,从伤口上看,是割了几十下才割断的,血流了一摊。”但是,不管有什么缺陷和问题,我认为,《老生》在贾平凹长篇小说写作史上,还真的是一次新的突破。是在《高老庄》《古炉》基础上的重大突破,不是《高兴》《带灯》等小说可以比拟的。它通过发生在大西北那座大秦岭山上的四个阶段的四个故事,写出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百年间的社会历史的变迁,写出了中国人、中国社会里富有意味的东西。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中国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今天的成长缩影。作家在讲述这百年历史故事的同时,穿插了不少《山海经》的内容,穿插得“水乳交融,灵魂相依”。把这四个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时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老生的唱师。他是一个在葬礼上唱丧歌的流浪歌者,他身在阳世阴间两界,超越了现世人生的局限,见证、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可以说,这部小说以大起大落的奇特叙述方式,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百年历史,是运用中国方式书写的中国百年故事。
 
  但是,我不认为它就像这部小说的责编孔令燕所说,是“有着质的突破”。也不像一些报刊媒体所说的是真正的“民间书写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以及历史教科书所关注的“历史”是不同的。因为小说家是“存在的探究者”,小说的使命是“通过一些想象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思考”(米兰·昆德拉 《小说的艺术》语)。所以,小说家不必像历史学家、传记作者那样关注具体的历史,而应关注具有哲学意味的人生存在境况,关注“作为人类存在的新空间的历史”(米兰·昆德拉语)。因为人类的历史,总是被人类遗忘的存在,它需要小说家用“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照亮。小说家要对人类历史这种“存在”进行质询,对历史中“人的存在境况”进行审察和反省,进行同情和悲悯,以唤醒人们对人在历史中的“具体存在”、乃至民族的个性特色正被湮灭和遗忘的回忆与记忆,以唤醒人类对自身存在境况的警醒,以唤起现代人对人自身问题与本性的反躬自问。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如何敞亮“被遗忘的存在”?
 
  三
 
  《老生》的叙述者是老生唱师,这个“身在两界,长生不死”的灵异人物,可以说也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说,“不可靠叙述者”是不能代表隐含作者观点和价值的叙述者,他们包括“疯子、无知的叙述者、惺惺作态者、变态、道德低下的叙述者、流浪汉或者流氓、骗子、魔术师,或者小丑”。当然经常在葬礼上给人们唱丧歌的唱师,自然也是一个“流浪汉”,何况他还能“通阴阳两界”,肯定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正因为唱师老生这个“不可靠叙述者”,可以自由出入“阴阳两界”,还有“长生不老”的灵异功能,加之,他的感觉感受,他的判断看法不能代表作家的观点和感受、判断和价值,所以充分运用这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会大大强化小说的细腻生动和深刻,会大大丰富小说的精神内涵和丰沛人生滋味。
 
  现在,我们从《老生》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浑厚和苍茫,看到的是历史和命运的大起大落,看到的是这块土地上那一张张被苦难、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看到了他们更多的逆来顺受和顺其自然,但看不到在这苦难、灾难、饥荒、动乱、革命、运动、改革来折磨和压迫他们的时候,他们心灵深远的痛苦、叹息和呻吟。比如在“第四个故事”中也写到了新世纪初的那一次大的“非典”瘟疫,但我能从《老生》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客观的真实”、“客观的叙事”,而没有感受到老生唱师这个通“阴阳两界”之人发出的来自人类深处、来自大自然深处的“灵异”的感叹,而加缪的《鼠疫》则不然,作家很好地利用里厄医生这个人物,写出了人类真实的精神境况,也写出作家的使命和担当。“根据他正直的良心,他有意识地站在受害者一边。他希望跟大家,跟他同城的人们,在他们唯一的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站在一起,也就是说,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因此,他分担了他们的一切忧思,而且他们的境遇也就是他的境遇。”而《老生》中的唱师,却超越了这块大地上的人们的苦难,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见证者,而不是一个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爱在一起,吃苦在一起,放逐在一起”的其中一分子。倘若这样的活,老生唱师就可以运用自己通阴阳两界,出入富豪深宅和平民寒窟的神异灵魂,聆听到那些受苦人心底里的痛苦呻吟和不忿之声,窥探到那些有权有势者内心深处的真实嘴脸,听得见唱师这个灵异人物对世事人心公平公正公道的评判。遗憾的是《老生》中的唱师这个叙述者,不是一个有承担的人,他和小说中的那些受难者一样,在一切苦难面前也只是一个顺从而屈服的见证和记录者。他只是承担了现世人生的事实苦难,而没有去承担人类存在的价值苦难。我们更需要他这个“阴阳两界,长生不死”的灵异人物的“不可靠的叙述者”,去丰富且深刻地反映这块土地上受苦受难的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善恶、梦想和希望的向往。我们更需要唱师这个“不可靠叙述者”,能和人们在一起受苦,倾听苦难的人们在现实磨碾下发出的呻吟和叹息。可能,这些远比记录和见证人们肉身苦难的情景要重要的多。如果作家能够凭借老生唱师这个叙述者,把中国这一百多年四个重大历史转折期这块土地上人们面对苦难的忍受、怀疑、矛盾和探寻一一打开,让读者从这些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的事物之中,很自然地感受到人们在每一次灾难、革命、动乱和改革中所生发出来的切肤之痛和深情低吟。那么,这部《老生》传达给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地域风情和种族记忆的描绘与叙述,而且还会有对人类共有的精神和精神细节的书写与吟叹。
 
  在一个价值陷落的时代,所有作家都不能忽视对“被遗忘的存在”的关注。只有“说出惟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才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价值的全面陷落导致了人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的非理性,这一切我们从《老生》中都可以真切地感受出来。于是,生存悖谬成了无处不在的东西,错综感成了人的基本存在感受。那么作家置身于世界的异化和荒谬之中,所能做到的不仅是要提出它的异化性和荒谬性,而且还要保存人性中仅有的一丝尊严和活着的意义。所以作家眼中的存在或者作家小说中的历史,不同于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或者意识形态中的历史。因为人类的存在总是被人们遗忘,所以只有通过作家用“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去敞亮“被遗忘的存在”,才是小说真正的使命。米兰·昆德拉认为:要敞亮“被遗忘的存在”,就是要采取与历史学家及传统历史小说家迥然不同的一种历史眼光,即弱化政治———社会维度的意义,还原历史事件在人本———存在维度上的价值,把小说当做一种“关于存在的诗意思考”的艺术,把小说当做“一门力求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及世界的模棱两可性的艺术”。第一,把所有的历史背景都作最大限度的简约处理;第二,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一个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第三,选取那些常被历史记录遗忘、但却极具“人类学意义”的事件,从而体现对人的个性存在的关注。关于这三点,我们看到贾平凹在《老生》的小说创作中,都已从容而平和地做到了。但是,如何能在小说及其中的历史都遭遇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追问,而且在这种带有终极性的追问中,历史被间离重组,构成一系列富有哲学底蕴的历史影像,沉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或者说是用小说特有的区别于其他知识形态的智慧和立场,透过小说中所写的一切历史与现实的表象,使怀疑、对话相对成为浓重的人文底色,映照出小说在现代一元化社会中的价值立场。这一点,可能贾平凹在《老生》创作中还缺乏意识,或者还没有充分运用老生唱师这个“灵异”叙述者来做得更好一些。
 
  好在贾平凹是一个有“无限创造力”的勇于超越自己的非常勤奋的作家。贾平凹尽管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心存敬畏,对人世间饱含着深情的大爱,写出的长篇小说一部比一部更富有“海风山骨”,而且从不言败,“站在高山兮深谷行”,“我有使命不敢怠”。
 
  (实习编辑: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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