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德国诗人曾说，在异乡我们沦落为一个符号，一个没有意义的符号，这个感受我也一样非常强烈。那么对我来讲有意义的就是诗歌，诗歌是我母语的容器，我可以经常打开这个容器，通过诗歌，我可以回归我的母语和写作。”近日，刚获得首届“东荡子诗歌奖”的诗人宋琳来到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作为最新一期“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的嘉宾，一向低调内敛的他以惯常温吞和缓的语调，与读者们共同重温三十余年的诗歌写作。

　　1979年，20岁的宋琳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拐点。“许多诗人、大作家都是在施蛰存先生编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施蛰存先生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小说、诗歌创作的氛围。那时候大学里鼓励写诗歌，鼓励创作，我大学毕业分配之所以被留校，是因为我的诗曾在报刊上发表。”1982年，受到校园创作气氛的感染，宋琳与同学一起创立了华东师大诗社，这就是日后闻名于各大高校的“夏雨诗社”，宋琳任首届社长。

　　1980年代，宋琳和一些诗人提出“城市诗”的概念，于他而言，这是一个福建乡村的少年进入都市化程度较高的上海后感受到的一种机缘。“因为我是从乡村考上大学的，都市对我来讲影响很大，自然而然就会想起一些跟乡村不一样的诗歌。上海这个城市，它的文化程度很高，英国人写过一本书《花园城市》描写未来，里面写了城市里的很多空地，有街心花园，包括写到广场。上海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有魅力，就是我们要走街串巷，把自己完全解放开来，到街上瞎走，这时候也就有了很多奇遇。”他认为，这与诗歌有一种微妙的关联，“通常有一首诗，在某个十字路口，在某个你要迷路的地方，它成为你的感觉。”

　　1991年11月11日，宋琳带着里尔克的一本书去了巴黎。对许多从事文学和艺术的人而言，到了巴黎就像“朝圣”，宋琳也是如此，他的朝圣对象是诗人保罗·策兰。“保罗·策兰畅饮塞纳，越喝越渴。他喝着黑暗，从局部到全部的黑暗；他喝掉最后一个词的词根。……漂啊，从塞纳到约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保罗·策兰用眼睛喝，用他自己发明的喝法喝，一个人畅饮着来自天国和地狱的两条河。”1970年，保罗·策兰跃入塞纳河离开人世，宋琳写下《保罗·策兰在塞纳河》为这位诗人的自杀做了一个注解。“因为诗歌有记忆的功能，历史学家将自己能够提供的见证作为文献保留下来，那么诗人也有另一种记录的方式。保罗·策兰是侥幸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人，他带着伤痛通过这种抒情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我不是鼓励自杀的行为，但保罗为什么自杀，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他最后一个作品，通过最后的自绝，在世界历史上留下强有力的证据。”

　　在国外期间，宋琳去了一次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在那边，有一种在街头散步的感觉，布宜诺斯艾利斯跟巴黎有差异，巴黎的街道像上海一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却像北京。它的门牌号从一号到一万号，不是依据相邻方位而是根据这个门和那个门之间的距离来算这个号码，一看门牌号就知道自己差不多在什么位置上。”诗人的敏感触发了他的想象，在博尔赫斯终身工作的国家图书馆，看到失明的博尔赫斯用手去摸汉碑的照片，宋琳模仿博尔赫斯诗的方式写了一首《博尔赫斯对中国的想象》：“函古关的两扇门，桌上摆着那字迹未干的《道德经》的第一个版本。空虚的富足。逝去的回归。南海鲛人的一滴变成珍珠的眼泪。李商隐写给某个女道士的无题诗。……《山海经》里闻所未闻的奇异动物。兵马俑的沉默。丹客的炉与剑。……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铜门环对应的上海石库门上的另一个铜门环。”在诗人胡续冬看来，宋琳将自己经历的异乡和故土以一种极其意外的方式让它发生短路，然后对接在一起，制造出一个既非异乡、又非本土的神奇空间。

　　诗歌创作凭借想象，但宋琳更强调，想象背后支撑的是知识背景。“年轻朋友们写诗更多凭感觉和想象，然而诗歌的写作有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跟你个人的知识背景相关联。知识背景透过诗歌的某些通道可以提供给你的读者，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知识的来源，但文字的第一层意义却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它的结构性。”每个人的想象和知识构成不同，才有了诗歌纷繁复杂的面貌。“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诗人，我们的语言就是通过诗歌这样的形式诞生的，语言就是诗。哲学家告诉我们语言是神授的，上帝让亚当来到他造好的造物面前给它们起名，亚当给这些动物和植物起名是人类的首次命名，他给一个事物起名字，本身就是诗。那个树叫香樟树，那个花叫梅花、桂花，一个是意义的层面，一个是生命的层面。这两个层面融合在一起，凭借着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各种风格，一首诗诞生了，在这一刻，整个诗歌史就会改写。”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和潜能去写出那种改变诗歌的诗”。

　　（实习编辑：白俊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