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超越了上世纪80年代和“17年”的散文，且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虽缓慢却稳健地向前迈进着，这正是散文繁荣的可靠标志之一。
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无疑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骄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散文时代。这一时期，散文创作一扫以往的颓势，呈现出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景象。面对着这种繁盛的创作态势，许多人是欣喜且持肯定态度的。比如散文家韩小蕙就用“太阳对着散文微笑”这样感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一时期散文的盛况。散文评论家王兆胜认为：“在新时期，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散文加大了其前进的步伐，并且曾一度入主文学的‘中心’，显得异常火爆，大有一枝独秀之态”。
然而，也有不少人对当代的散文创作很不滿意。在他们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简直就是一团糟，散文在整体观念、精神结构和风格上没有大的改变，甚至有点像集市或赛会。举例说，在早些年，在鲁迅的研究和散文随笔写作上颇有成就的林贤治在《90年代散文：世纪末的狂欢》一文中，就认为90年代的散文，是一种“写作和阅读的狂欢。”由于这一时期的散文没有像“五四”散文那样受到外国思潮的冲击，因此“整个思想观念，脱不开老旧的固有的河床。由于各人在按惯性写作，面貌大体一致，水平也无甚差异，故而从总体上看，依旧波澜不兴，浑涵一片”。
与林贤治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相近，散文家祝勇对90年代乃至近50年的散文在总体上也是持排斥和批判的态度。在《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中，他这样写道：“散文在空间上无限蔓延的同时，在时间上却越发短命。散文界的‘繁荣’和‘热闹’几乎已经成为笑柄，它背后隐藏着一种失语，主流散文界回避了散文的实质性问题和散文创作的实质性贡献，而有意对现有的写作原则和写作秩序提出挑战的写作者，则陷入一种‘欲说还休’的尴尬境地”。
不容否定，90年代以来的散文文坛，一方面是繁荣；另一方面却是苍白与平庸，即如楼肇明所说，在“繁华掩蔽下”也有“贫困”。比如大量的“一次性消费”的散文随笔充斥于各种报刊，一些已成名的作家津津乐道于家长里短、阿猫阿狗一类的杂碎；而某些“文化散文”和“学者散文”又有贪大求全的癖好，其作品在篇幅上无限膨胀，知识堆砌成八宝楼阁，而精神和诗性却呈现弱化的趋向。不过，在看到这些事实的同时更应看到：上述的种种弊端并非90年代以来散文的主流，更不能以此成为全盘否定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依据。
道理很简单：第一，评价任何一个时期文学的总体成就，应看其主流创作倾向，尤其要着眼于那些能体现这一总体成就的优秀作家和标杆性作品，而不应只盯着市场化写作，在末端作品身上大作文章。第二，即便承认有大面积的商业化写作，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代散文的进步。因为中国的散文创作真正打破“精英”即知识分子写作的一统天下，从“小众”面向“大众”，由精英独语走向众声喧哗，也只有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才可能出现。散文写作的民间化、大众化和普泛化，固然造成了散文领域的泥沙俱下、泡沫飞溅，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这样的事实：大面积的群众性介入有利于散文贴近生活和汲取民间养分，有利于提高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并为最终孕育高端性的作品奠基。第三，还应看到，一方面，每一时代的文学，往往是泥沙俱下，既有澎湃的主流，也有泡沫和垃圾，即便是盛唐的诗歌和“五四”的新文学，也概莫能外；另一方面，文学的繁荣需要量的堆积和支持。尽管量多不是繁荣的可靠标志，但没有量，质又从何谈起？假如没有一万多首唐诗的积淀，又何来后来的“唐诗三百首？”因此，辨别某一时期的文学成就，“量”也应是一个考察的指标。第四，这一时期的散文写作者的阵容空前壮大鼎盛。从文坛宿将巴金、冰心、孙犁、汪曾祺，到学养丰厚的“老生代”学者张中行、金克木、季羨林，再到年轻一些的余秋雨、林非、孙绍振，以及南帆、刘小枫、周国平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散文家；从小说家史铁生、王小波、韩少功、张承志、贾平凹、张炜、张洁、铁凝、张抗抗，到诗人舒婷、刘亮程、于坚、韩东、马莉，到画家黄苗子、黄永玉、吴冠中、陈丹青；此外，还有以苏叶、唐敏、筱敏、王英琦、韩小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散文家，更有祝勇、张锐锋、周晓枫、宁肯、格致等“新散文”作家的崛起。这样阵容庞大，层次分明，个性各异的作家队伍，别说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见过，即便放到世界文学格局中，恐怕也是一个奇观吧？
对于林贤治在同一篇文章中指责的当前散文没有反映“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散文“从思想上的顺从滑落到形式上的仿制”，以及祝勇的“主流散文界回避了散文的实质性问题”的批评，我也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同样是过于苛求也是不符合散文实际创作状况的。即便是一般读者也知道，90年代以来的散文在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的生存困境等方面，实际上是锋芒所向的，先是王小波、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健全人性的维护，以及对于“清洁精神”的呼喊和人文主义立场的“坚守”，此外还有对“后现代主义”的抵制和对人类困境的思考。到了90年代后期，又有邵燕祥、林贤治、筱敏等人对于历史创痛的关注和对遗忘的拒绝。在我看来，这些作家的作品涉及的都是足以让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重大社会事件，因而理所当然也就接触到了“散文的实质性问题”。我感到不解和吃惊的是：否定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人往往只看到写散文的人越来越多，大众化的散文在数量上激增，便认定散文出现了“泡沫”，是“病态的虚肿”。而事实上，上述的史铁生等人的一大批散文才是90年代以来散文的主流，是这一时期散文的坚实河床。我想，如果正视了这一点，他们便不会对当前的散文感到“恐慌”和“陌生”了。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立场和价值判断，我在以往的文章和书中对90年代以来的散文一直持一种乐观支持的态度。我认为90年代至今是一个“散文的时代”，是一个足以与“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比肩，并有可能超越古代的散文时代。想想看，现代小说有可能超越“四大名著”？现代诗歌有可能超过唐诗宋词？现代戏剧有可能超越《西厢记》和《牡丹亭》吗？而在我看来，90年代以来的散文极有可能创造出文学的奇迹——超越“五四”乃至古代的散文（据说季羡林老先生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这不仅仅是散文业已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种“时代文体”；不仅仅散文突破了“三大家模式”（杨朔、秦牧、刘白羽），在题材、主题上有了极大的开拓，散文的品种更是丰富多样；也不仅仅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总量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散文的总量；更为主要的是这一时期，散文领域涌现出了如前所述的一批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优秀散文家，以及创作出了像《我与地坛》、《秦腔》、《夜行者梦语》、《寒风吹彻》、《历史的暗角》、《巩乃斯的马》等一大批经得起时间检验，甚至可以传世的经典性作品。至于作家散文观念的现代化，散文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散文表达上的自由化，尤其是散文作家文体意识的自觉，也是这一时期散文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散文理论研究也有了很大的改观，散文不仅有了自己的概念和范畴，也初步建构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切都彰显了这样一个文学事实：90年代的散文不但超越了80年代和“17年”的散文，而且它不像小说和诗歌那样急功近利“各领风骚三五天”，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步伐，虽缓慢却稳健地向前迈进着，这正是散文繁荣的可靠标志之一。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