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历史悠久，是中国的文物大省，河北境内遍布各朝代的城堡、长城、古城、西楼、墓葬等文物古迹，还有人类早期的文明遗址，东周战国时期，河北境内有赵国和燕国，各诸侯国战乱不止，战争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酿造出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舍身取义的人格精神。
2013年年初，河北省作协与河北省文物局共同发起“河北作家历史文化遗产采风创作活动”，并拟出版一部以河北大地文物为载体的散文书卷，河北作协组织知名作家走进古城、古村落、古建筑、古遗址，经过近一年的采风、写作、编辑，终于在今年年初面世，这不仅是河北文物史上的大事，也是对河北作家散文写作整体实力的一次检阅。笔者于3月底得到这部以《大地守望》这部煌煌大卷，读后，深深被凝固在河北大地的浩然之气所震撼，也被河北作家群出类拔萃的才情所征服，因此产生为这部书写评的冲动，试用读者的眼光贴近文本，跟着作家们的文笔走近文物现场，感受河北人民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感人事迹，触摸文物所承载的精神气象。
一、对世道人心正能量的呈现和描述
毫无疑问，文物属于“物”，物质显然不是精神，物质和精神的距离有多远，显然需要一个“场”，这个场就是人的需要。当下生活，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精神层面的“场”需要完善和升华。怎样完善？历史的优秀文化当然在借鉴的范围内，文物即是看得见的历史文化，既需要保护，更需要解读。河北省作协与河北省文物局组织河北知名作家来到了文物现场，体会、触摸、呼吸，物我一体，豁然有感，于是，一篇一篇的优秀散文作品就接住了地气，得到了源泉，汩汩地流淌出来。
铁凝先生是河北人，现任中国作协主席，曾任河北作协主席，对河北这块黄天厚土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篇散文是写在古城正定逗留三日的感受，有两日是拜谒隆兴寺的，铁凝先生眼睛里的寺院和寺院里的大佛是和善的，大佛坐落的建筑叫大悲阁。大悲以大慈为基础，“而他的面容靠了这仰视的角度，则更显出居高临下，悲天悯人，既震慑人心，又疏远着人心的气度。”第一次进龙兴寺，铁凝即把笔墨落在了大悲阁不远处摩尼殿里释迦牟尼佛像后面的五彩倒坐观音像，对观音像的微笑情有独钟，“没有人能够窥透她的微笑，没有人能够明晰这微笑是苦难之后的平静，抑或是平静之后的再生。这微笑却浓郁了摩尼殿，浓郁了隆兴寺，浓郁了人对于人生世界之爱。”这样的爱，分明是热爱人类的博爱，铁凝先生心怀大爱，在五彩倒坐观音像的微笑里找到了共鸣。
铁凝先生在正定的第二日，去龙兴寺看了建造于北宋元丰年间的大觉六师殿，这座殿在龙兴寺天王殿北边，说是殿，其实并没有宫殿，只有柱础和台基，换句话説，只有废墟。可是，对生活有见解的人，总是可以从“无”中读到了“有”。有什么呢？有公平与和谐。因为“六师”是释迦摩尼同时代的和佛祖的宗教观决然相反的六位大师，六位大师并列敬奉在和敬奉佛祖的寺院里，不是和谐，又是什么呢？铁凝在正定的第三日是去看教堂的遗址，这个教堂，作者的父亲是给她讲述过的，“在哥特式的彩窗陪伴下，两种信仰并存着，一种坚信人是由猿猴变化而来的，一种则执拗地讲述着上帝的一日造光、二日造天，六日造人……”铁凝先生重访这个教堂的遗址，并非是闲笔，是意义的深藏，人类社会不会一直沉静，也不会一直浮躁，总是曲折地进步，“也许，这是通往真正文明的必经阶段”（铁凝语）。对于人和神的关系，铁凝也是有思考的，“人却愿被自己的同类奉若神明，人的灾难也大多开始于此吧。当神以人的心灵去揣度人心，体察世情时，盛世景象不是才会从此开始吗？”一正一反，人变成了神，是一种情况；神体察了人，又是另一种状况，令人深思也。
谈歌是河北完县人，生于斯，长于斯，河北的大地给了他无限灵感，这次，他为《大地守望》写出了一篇具有民族性格凝聚的散文《决不投降——白银坨传出的呐喊声》。这篇散文是对1939年至1941年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战的回忆，写到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意外手指感染而去世，写了随后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建立，还写的1941年决不投降的狼牙山五勇士的英勇，重点写了同样发生在1941年的“梯子沟惨案”。时间是1941年10月5日，这天正是中秋节。白求恩卫生学校的学员们和伤病员艰难地向狼牙山深处转移，为了掩护他们的转移，已经有两个连的八路军战士牺牲了，学员们抵达梯子沟，走出这条沟就到了易县深山区，就基本安全了，但如虎似狼的敌人就埋伏在前面。
谈歌比较详细地描写了这场人神共怒的惨剧：白求恩卫生学校学员王蕴华为了吸引敌人，向一条岔路跑去，“被追来的敌人包围，她忽地转身，扑向敌人的刺刀。”军区医院的泰护士，刚刚生完娃娃，身体虚弱，为了不拖累大家，“竟然投水而亡，她最后的口号是‘绝不投降’！”可是，埋伏在山头的敌人开枪了，姑娘们急忙抬着伤病员往回跑，但是尾追的敌人也开枪了。姑娘们和伤病员组成的转移队伍是没有武器的，只有几个随队战士有枪，子弹很快打光了。如果说是战斗，这是一场无法对决的战斗，一方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另一方是身无寸铁的女学员和伤病员，但是战争就战争，嗜血成性的日军是魔鬼，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对手无寸铁的对手“手下留情”这四个字，于是，大屠杀开始了，年轻的姑娘们进行了拼死的反抗，“女学员们用石头、用手、用脚、用牙齿，跟鬼子们进行了最后的搏斗……”躲藏在附近的百姓清晰地听到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一直混杂着“决不投降”的呼唤声！决不投降，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是民族遇到危难后的发出的呐喊，这样的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正能量，不仅在战争年代成为我们抗击侵略者的精神资源，在和平建设时期，也要要成为生命激情的根。
张成起是笔者所熟悉的作家，做过官，但更挚爱文学，他写的散文曾获第五届“老舍散文奖”，他写的《解读李真之死》曾获得河北2003年散文一等奖。几次相见，他的快言快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散文集里选用了他的《赵州看桥》，毫无疑问，赵州桥是一座世界名桥，这座桥在张成起眼睛里是一座什么桥呢？。作者有意识把江南的桥和赵州桥比较，“美则美矣”，但是雨天会苔滑，更不方便行车，“如此大的上下陡坡会给驭手带来诸多的麻烦。”而赵州桥面临这些难题，就不在话下。作者对赵州桥的选址、桥南北桥基沉降差感叹再三，并且惊醒世人，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封建王朝，立国不过37年就被李世民和瓦岗寨的造反者推翻了，但是 “留给国人今天仍然可以向世界引以为傲的，除了一座人马通行了1400年的赵州大石桥，还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我们作为明天后人的祖先，又将为子孙们留下些什么呢？”这样的呼唤是对历史的解读，更是对当代人的建功立业的启示。
何玉茹是全国知名小说家，她的小说平稳、内敛、秀气，这次她为《大地守望》写了《临济寺里说临济》，这篇散文写得极为平稳周整。她的这篇散文从临济寺的澄灵塔开始写，而后写了中国禅宗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义玄大师在江西三礕门下学佛曾经三度招打，终于使得他放弃了执着，走向了“心悟”的悟佛境界。这篇散文详细地写了埋葬高僧义玄的临济塔的建筑形式，何玉茹的思维活跃而扎实，还写到了弘一法师李叔同和俄罗斯小说家契科夫，最后落笔在“我们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啊，我们要的到底是什么啊？时光荏苒，朝代更迭，不同阶层的人大部分在奋斗，在为生存而奋斗，在为荣誉而战斗。自古至今，荣誉到底是什么呢？不就是佛教里的“色”吗？有了色，就无法“空”，一事当前，总是想到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不去考虑大多数人的生存，就自我进入了“深渊”，古人把这个称为一个台阶，大多数人在这个台阶前要跌下去，今人呢？能顺利迈过这个台阶到底有多少人呢？因此作者呼吁“今天的日常生活，违背自然，违背人的本心所需，被种种妄想所拖累，几乎比比皆是，真的太需要用禅宗的办法，来一个气吞山河的棒喝了！”读毕。大悟也。
二、推陈出新，对历史文化精神重新进行解读
历史总是在进步的，昨天发生的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的发生的事情也是未来的“历史”。作家面对文物的时候，总会面临多种选择，怎样写？写什么？不管怎样写，每个作家都无法超越于自己的写作个性，无法超越自己的知识积累和意念积累。令人感动的是，河北的作家们在采风、思考和写作的时候，都能自觉地去呼唤民族精神的正能量，尽量从历史文物中吸取和善与和谐，即使是纠正历史惯性和人心相背而造成的认识偏颇，也是温和与建设性的。
王力平是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主编《燕赵文艺史记话。文学卷。《河北省志。文学卷》，也是这部散文集《大地守望》的主编之一，这次他去河北正定采风，在定州塔前徜徉，思考，写出了《定州塔，卸下冰冷的铠甲》。散文写得很平和，开始只是介绍这座定州塔的来龙去脉，波澜不惊。然而平中蕴奇，文本引出了对这座名塔“料敌”作用的质疑。任何真理的获得都是从质疑开始的，况且，面对一座塔，有确切的史料和现场分析，这座塔并非民间流传的“料敌塔”。作家有条有理地从《定州阅古堂序》起笔，说到当时宋辽之间的多次交战，说到宋太祖的战场决策，说到公元1004年宋辽两国建立的《檀渊之盟》。两国建立的这个条约甚为重要，“在长达118年的时间里，宋辽两国虽有抵牾，但是基本做到了和平相处。”
凡是散文，必生文采，王力平没有对这座北方之名塔大加抒情，而是引用了北宋两位有名的文学家的诗歌，一是写出“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宋祁，一是如雷贯耳的苏东坡。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引用这两位文坛巨擘，不是为了再现他们的文采，而是二位均在定州做过知府，二位的诗词里没有关于定州塔具有“料敌”作用的只言片语。作者还对明清以后称定州塔有“料敌”作用的典籍文字进行了温和的揶揄，毕竟想象不是真实，“联系到定州地处边疆的事实，人们愿意看到她披上铠甲……即使它事实上名实不符。”如果说文有文眼，作者写到这里才表达出了内心的愿望，“我却宁愿为它卸下这一层冰冷而虚幻的铠甲。卸下冰冷虚幻的铠甲，定州塔美丽依旧。这种美丽也许不是跻身军事大国之列的肃穆、威武、冷峻，但却更真实、更自然、更亲切。”王力平十分赞赏定州塔本来就具有的宗教情怀和民间快乐。重新诠释建造寺院、造塔、造像，从民间集资，并不是为了那几个金钱，而是链接起了百姓和佛的联系，“情感连接起来，彼此互相归属。”还有百姓的快乐，乐趣就在结伴登高远望，其乐融融，平地起高塔，在当时很少有高层建筑的条件限制下，有一座高塔可以结伴登临，密切了友情，融合了亲情，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情，岂不是一件功德？
安秋生是河北省武安人，长期从事武安商帮文化的研究，著有《药鬼子纪事》。安秋生是邯郸市作协副主席，他从诗歌写作开始起步，但对散文写作情有独钟，邯郸的散文近些年风生水起，获得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中国散文之城”，安秋生起到了领头作用和组织作用。这次，他又一次走进了位于邯郸西部鼓山脚下的伯延镇，走进“武安商帮文化”的源头，让那些难忘的历史镜头再现。伯延不仅保留着古街道、古民居、古庙宇、古戏台，更深藏着让武安人难忘的历史温情。这里是有故事的，从伯延涌出的故事是从“重商亲商”开始的，生于斯长于斯的一部分“不肯安分”的伯延人，面临家乡的土地少而且贫瘠，难于糊口，穷则思变，从清朝末年开始，这些人“挑着担子、推着小车走出太行山，到外地长倒短运，靠经商赚取钱财。”看起来简单，其实是一场“以商补农”的革命。
作家们写的是文学作品，其实弘扬的是文化精神。文化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很多时候靠历史人物去承担、去体现。安秋生在《大雁精魂》向读者推出了一位武安商帮的代表人物——房锦云，这个人物继承父辈的经营绸缎的字号产业，同时，头脑活络的他，又把经营药材纳入经营范围，开辟了东北、西北、中原药材市场。凡是成功者必有成功的理由，对于来自太行山的这些由农民转型为商人的人们，不仅有擅长经营的精明，更有以诚经商和以文保商的理念。可以跟着文本到房锦云家的建筑群看看，宏大的建筑群了里不乏“止于亲善”“敦厚义理”的雕刻，这些雕刻不仅是为了庄园好看，更不是作秀，而是他们的做人理念，是房锦云家族修身立业之根本。事实上，房锦云家族先富裕起来后，没有对处于贫苦中的乡亲置之不理，更说不上凌势欺人。有史记载，1900年武安发生大饥荒，房锦云打开自己家的谷仓，施粥放饭，还利用个人的影响，呼吁县令打开官仓放粮，帮武安百姓度过饥荒。为了长久防灾减灾，他倡议建立“义仓”并带头捐献谷物，房锦云还于商人徐兴仁联手兴办伯延小学……一桩桩，一件件还原了古道热肠的武安商人精神面貌。
河北省的井陉县是一座文化大县，这个县不仅文物多，还有创建于公元1898年的井陉煤矿。老作家尧山壁在《段家楼》里再现了井陉煤矿历史上的辉煌，从井陉民间采煤开始书写，写到了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要挟清王朝垄断井陉的矿权，更写了中国人不甘心资源被侵犯而进行抗争，“村民都文生等人不服，相邀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内弟（正定人吴雪门）合伙开矿，得到了段祺瑞的支持。”于是当地村民和一群军阀合办的“正丰公司”成立，对外来的经济侵略是一次积极的抗争。张继合的《斜风细雨过天长》写的是位于井陉县的军事重镇——天长古镇，文中以江南苏州园林为对比，“论述”了天长古镇的北方气质，亦文亦武，文中叙述了“井陉书院”的建设经过。历朝历代不乏扎实肯干的人（包括官员），作者对明清两朝的其中两位井陉知县重视教育，大加褒奖。刘宏秀的《于家石寨》写的是历史人物于谦的出生地——河北井陉县的根。此文本对于家石寨的外貌进行了现场描述，尤其是对于家祠堂进行了白描，在白描的同时，用抒情的笔调对历史人物于谦的生时和死后平反进行了具有女性委婉风格的解读。
李春雷是河北成安人，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他为这次活动写了《沧桑太极城》。太极城位于河北南部的永年县，为何称作太极城？因为一座古城里有太极拳的两个流派，即是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太极拳是中国的“国拳”，一共有四个流派，虽然是体育项目，但是其文化内涵深邃。李春雷是擅长报告文学的，文本的开头是“报告文学式”的，先是谴责了工业文明“残酷性”的那一面，然后又叙述了永年古城诞生的历史名人，让主角杨露禅和武禹襄出场，叙述了两个人的学艺过程和对太极拳的贡献，习练太极拳不仅可以强身壮体，而且可以修养身心，“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太极爱好者已经遍布世界68个国家和地区，接近五亿人”，这些爱好者中大部分练习的是杨氏太极拳，可见永年古城为中国、为世界作出了贡献。[NextPage]
三、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根以及温暖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不仅是由历史构成的，也是由“现实”构成的，现实总是和历史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作为当代人，对中华文化精神图腾的追寻，通过历史透析民族精神的正能量，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关仁山是河北作协主席，与作家何申、谈歌被称为河北文坛“三驾马车”，获得过许多有分量的中国当代文学奖项，并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出版。他这次为活动写了散文《漫议青山关》，写的是位于河北迁安县境内的古长城青山关，他以长城喜峰口大捷为对比，写了青山关的安静。当然，青山关也曾经征战过，民族英雄戚继光带兵在这里与蒙古朵颜部打过两次仗，战后亲自督修了这一带的长城，尽管如此，关仁山仍然在现场读出了青山关的平和与安静，“青山关是古朴的，没有雕饰，很美，很静，也很神秘。”“青山关有一股气韵，气韵就是生命感。唯有生命才能真正生动。”即使在战场的关隘，作家依然用温和的眼光去进行打量，去发掘人性深处的善。
何申是天津人，1969年到河北承德插队，承德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文学之根。他写了很多以承德为背景的小说，是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作家之一。这次，他写的散文《寻古探今热河城》依然是以承德为背景，叙述了自己和承德的关系，充分地感受承德的故事多，“我岳母是极好说的，但背地里讲的都是人家的好事，更多的讲的是趣事。”作者从承德文庙的来龙去脉开始说，叙述了学习、修身的艰难，向读者传达生命的正能量。尤其是从康熙建设避暑山庄这件事说到了英国同时建设白金汉宫，俄国的沙皇同时建设圣彼得堡，三个国家的国力在当时基本差不多（产生巨大的差距是以后的事），因此，作者感叹道，清朝政府在前六十年里，“政策趋向得当，社会走向安稳，生产指向发展，是可以初步实现国泰民安的目标的。”作者说到山庄曾经像个大杂院，说到山庄的72景，现在有的“景”只有遗址了，虽然没有深究其原因，但沧桑之感，迎面扑来。
作家田林祖籍河北承德，一直在长城边长大，对长城别有一番感受，这次他写的《金山岭长城》写出了长城的“另一面”的个性——不修长城。当然，修和不修长城，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女真族进关后，皇帝康熙是非常汉化而且有抱负的皇帝，他对约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修长城不屑一顾，认为人心才是长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他相信怀柔比征伐更有力量。”因此，清朝皇帝们不再修长城，那么修什么呢？修园林。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修承的位于承德的德避暑山庄和清末那位叫慈禧的太后修颐和园不同，不仅为了游玩，更有着与北方游牧民族修好的目的。避暑山庄的外面有外八庙，“最终成就历史上作为民族共融典范的‘康乾盛世’，竟是从康熙不修长城开始的。”文字不长，但是有力量。
张家口是河北名城，是塞北进入中原的通道上的城池，“张家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形貌，本身就是巨大的天然城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这里的城堡多，城墙高，从战国开始，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不断决策在这里修筑长城，一直修到了明朝，张家口成为了一座“遍布刀伤和枪伤的城市”。胡学文《一座城一个门》写的是就是张家口，他回忆了发生在这里的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而这两次战争是“华夏史上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战争”。城堡是用来战争防御的，而“门”则是用来交流的，作者十分巧妙地处理了城堡和门之间的关系，使得读者在战争的血雨腥风里读到了安静和温暖。张家口的门就是——大境门。大境门修建于清朝顺治年间，与北京的居庸关、甘肃的嘉峪关、秦皇岛的山海关，并称为“长城四大关隘”。在作家的笔下，物质化作了精神，精神渗透进了物质，作者书写大境门的时候，特别拿出来明朝时的小境门作对比。明朝修建长城的时候，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是惧怕的，所以关门开的很小。到了清朝，虽然对北方的蒙古部落也有提防，但不惧怕，所以城门开大了，“这个‘大’字，是策略，是胆识。”“开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战争，是胆略智慧的对决。”文本叙述了大境门给张家口带来的商业繁荣，著名的张库大道即是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的商道。“没有大境门，就没有张家口的繁荣。”作者还解析了张家口人性格里的“韧”和“义”，尤其是后者。讲义气，是张家口人接受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双重影响的结果，作者以旧年代张家口商业中的“倒账”为例，所谓“倒账，即是商家双方的货物、银钱都不是现金交易，落一笔账，到一定时候互相拨兑，“来往繁复，没有担保，靠的就是义字”，诚信为上，实在是现代中国人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程雪莉 《文字雕刻的国家》写的也是“物”，不是古城堡，不是古村落，而是更小的物——文字，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文本再现了战国中山厝王墓的发掘，厝王是中山国的第五代国君，考古人员开掘的时候，从这座厝王陵墓里发现了刻字的大鼎，大鼎周身刻着文字，77行，字数达469字，“铭辞之详瞻，字体之秀劲，刻工之精美，都是历史上罕见的。”除了铭文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为政的理念，这些铭文“多处都找到儒家最讲究的忠信、仁义，且透露出仁人志士的忧邦虑国的情结。”夜子写的《正泰茶庄的古风遗韵》中茶庄算不上“古”，是民国三年的事，到如今正好100年。这个茶庄是天津正兴德茶庄在沧州开的分号，“细细观察，会发现茶庄的每一个细节都浸透着富有情韵的传统古风。”这个古风是什么风呢？当然是诚信为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崔立秋的《风雨鸡鸣驿》写的是河北怀来县的鸡鸣驿，作者身体在场，悠然体会古城墙的安静以及崇高。他从鸡鸣山写起，“阐述”了鸡鸣驿和鸡鸣山的关系，然后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了前者，作者缓慢地在鸡鸣驿探寻和求证，渐渐地呈现和推出起来一个热爱文物的人物——李爱民。李爱民在基层文物所工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跑了二十多公里来到鸡鸣驿，而此时还没有认识到鸡鸣驿的文物价值。”李爱民就像是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他发现了鸡鸣驿的文物价值——中国邮政考古的活化石。他住在鸡鸣驿村子里，详细绘制的古城的图纸，拍了大量照片，就这样，这个无名的小村先成了省级文保单位，后来被批为国家级文保单位。杨辉素的《栾武台：永远矗立的台》叙述的是河北滦县栾武台，栾武台是阅兵台，栾武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担任过要职，有过很多功绩，后来被削正卿职务，被委任太傅这样的闲官，但此人廉洁奉公，深得家乡父老乡亲的爱戴。
得到家乡父老乡亲的爱戴不只是历史人物栾武，作家李东辉的散文是《祖坟》很详细地对先祖名人李松的墓地进行的还原：有神道和神道碑，有石牌坊和“司马宁园”的匾额，有石狮一对，石虎两对，望柱一对，石羊两对，石马两对，武将一对，文官一对，还有棂星门、诰赠碑等，可以说，“除了北京十三陵，这是大江南北最好的石刻了”，然而，美好的东西是容易被毁灭的，文革来了，红卫兵造反队来了，“经过半天一夜乌烟瘴气、天昏地暗的折腾后，一座建制完美、布局得当、凝聚古代石雕艺术精华，记载着一个家族辉煌历史的古墓，顿然间面目全非。”我们常常说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但是在行动的时候却是另外一套，尤其是文革，对传统文化遗迹采取敌对的态度并且努力地毁灭，这样的反文化的热潮在当时抵达一个顶点，也抵达中国文化浩劫的顶点，大量的文物被砸毁，大量的古代书籍被焚烧，其中滋味，岂非一个“可惜”所能表达？
四、还原历史事件真相和历史人物真相
河北作家的散文合集《大地守望》的散文属于哪类散文呢？因为太丰富多彩而不好进行分类，但是从大多数作者的散文来看，应该属于“历史文化散文”。历史不仅是由文字写成的，也是凝聚在文物里的。对于有担当的作家来说，写历史散文，第一个要务便是——真实。写真实，不仅是历史散文的要求，也是文学要义。写真实，不仅是作者的出发点，也会受到作者阅历、思想水准、资料掌握是否全面的限制。在历史散文里，最难于把握的是历史人物，读历史人物把握不准，自然有历史资料被淹没的原因，也是历史资料的对历史人物的错误解读的限制，更多的是因为作家缺乏独立思考所致，因此，如何还历史人物一个“本来面目”，就显得尤为重要。
李浩是小说家，曾经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奖。李浩是一个很有思考力的作家，他为这次活动写了散文《山海关琐记》。在文本里，他并没有对山海关的外貌做过多的描写，而是直接逼仄进历史真实，从明朝洪武十四年大将徐达创建山海关开始写起，写了建筑这座城池的艰难。历史需要英雄，何为英雄？英雄便是不惜牺牲自我保全国家的人，通过李浩散文的介绍，明朝洪武年间的将军徐达就是这样的英雄，“徐达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家产，还把自己的家迁移至城下。”作者还写了另外一个镇关名将——辽东经略使孙承宗，“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把一个边城治理得有条有序，致使兵强马壮、虎视眈眈的努尔哈赤数年不敢来犯。”作者写这个人物不是豪情万丈，而是透露出了人物心里的悲。尤其是还原了有勇有谋并且忠心耿耿的重臣袁崇焕的人物形象，“在宁远被围，兵部尚书见死不救的情境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仅击退了骁勇的清兵，还把清太祖努尔哈赤炸成重伤，终生不治。”然而，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被明皇帝以通敌叛国罪逮捕，并且在北京菜市口实行凌迟处死。这就使人想到了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英雄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去非命，这在中国历史并非孤例，值得深深思索。
诚然，如果带着有色眼镜解读历史，用“概念先行”解读历史，都会带来误读和混沌。作家李浩是清醒的，他在文本里引来一个至今让人争议的人物，这个人便是明末守卫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这个人物在很多眼睛里是卖国贼，如果不是他引清兵入关，清兵不会那么快击垮明朝的。但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去想，公元1644年的这个春天，杀气腾腾的春天，西边的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东边是满族人多尔衮的十万精兵铁骑，怎样选择呢？两边只能选择一边（可有第三种选择？），他本来是选择了降新兴的大顺政权的，但是，这个政权却令他深深失望，甚至愤恨，因为他的全家被李自成的兵士拘禁，拷打掠夺，自己的父亲差一点被折磨死，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掠去，因而吴三桂有了引清兵入关帮助自己一洗家仇的意念，“如果不是李自成、刘宗敏的逼迫，我相信，向多尔衮借兵的念头从来没有在吴三桂的脑海里呈现过，这分明是揉在眼睛里的沙子，这分明是把自己的放在另一层屈辱的针毡上……可他再没有选择。”可以肯定的时候，并不是作家善解人意，更不是替“卖国贼”说好话，文学给了作家一双清澈的眼睛，他们要从历史事件里透析出真实的脉络。
散文是一种见真性情的文体，很多时候可以沿着散文的足迹寻觅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李东辉是河北人，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因病而导致双目失明，眼睛失明后的他并没有沉沦，而是更加积极的精神投身于文学创作。笔者与他的相识是在一次征文颁奖仪式上，一别三年，在河北省作协和河北文物局组织采风、编辑的这部《大地守望》，笔者与他再次用文字相遇。他的散文是《祖坟》由于写的他的先人，就。写的更加在场。在这篇散文里，他追溯了先祖李松的人生历程和为官作为。为官的政绩最显赫的是在辽东担任巡抚，与辽东总兵李成梁一起，打了很多胜仗，抗女真族于国门外，明末女真族入关称主，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李松为官的成功，使得他有可能成为“神”，作者列举了一些故乡的传说后，还是把自己的先祖由“神”还原为人。河北自古是征战之地，写河北的历史，难于回避历史的征战。王海津的《历史夹缝中的绝响》写的是基本被现代人忘记的一个民族——奚族。这个民族刚开始时是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已经存在了近千年，但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不是不想建立，而是自己的邻国大宋和辽国太强大了，但是机会来了，在辽金对峙征战的时候，他们在如今的河北省祖山建立政权。作者的文本追溯到了公元1123年，这一年，在中国的北方，先后有三个皇帝死去，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攻打燕京后，在返回上京的路上病故。辽国的末代皇帝耶律雅里病逝，再就是大奚国的开国皇帝回离保在和宋军征战中北部下所杀。作者在文本里的刻意呈现的是奚族的民族心理，“这个民族在史籍上的存在，一直散发着委身为奴的信息。”但是这个民族是骁勇的，是不愿意委身于人的，于是就不时闹独立，不断被征讨，最后“奚人溃散后，渐渐融于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之中。”民族的融合是以刀枪剑戟开路的，这是硬道理。
河北的文物众多，有的文物是历史留下的，有的文物是有意或者无意发现的，西汉中山王刘胜的墓穴的被发现就颇为传奇，是部队训练时发现的。有特色的历史人物，总是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作家吴媛写的《汉墓》也是以西汉的中山王刘胜为写作对象的，在作者的笔下，通过中山王刘胜的生活，呈现的却是人生大智慧。中山王刘胜是西汉孝景皇帝第十四子，与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汉武帝的时候，有大臣奏章“削藩”，毫无疑问，中山王也是藩王，作者在文本里再现了刘胜和哥哥皇帝刘彻的相会，刘胜大哭一场并进言，用兄弟之情保全了自己（在史书记录）。作为封建社会的“王”，最害怕的是皇帝猜忌自己，因此中山王刘胜选择了穷奢极欲，昏庸好色，用以让皇帝哥哥放心。
用散文写历史人物，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和见识以及表达能力是一个考验，很多人写历史人物，一写就概念化，缺乏独特的个性。女作家常聪慧是长于小说创作的，她在写历史人物时，吸取了一些小说技法。常聪慧的《乐毅战国风》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之贤人乐毅。乐毅的军事才能是世人公认的，第一个称乐毅是“天下之将”的就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作者十分善于设计情境，对乐毅内心世界呈现的时候，特意把时光放在公元279年，这一年，乐毅经走出赵国，服务于燕国和齐国，重新回到了赵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这时的乐毅是心中不安的，“半生戎马，数百次大小战役他都指挥若定，唯有这一次，他心跳如鼓忧疑不定。”常聪慧善于两线并进叙述，一条线是主线，是“主叙述”，叙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另一条线是“副叙述”，叙述对人物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彼时彼地的生存环境。文本里写的历史人物乐毅虽然能力超群，也是容易被后人诟病的，因为他作为赵人，赵武灵王死于沙丘政变后，为了保全自我，他就离开赵国来到魏国求生存。再后乐毅与燕昭王相识相知，于是又到燕国帮助燕王开疆扩土，一展抱负。常聪慧显然是同意不能用现在的道德观去衡量历史人物的，乐毅先后在三个诸侯国任职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能因此而认为乐毅是“一个投机钻营之人，或者军事贩子。”常聪慧刻意点出了乐毅的处境——逃，乐毅是从燕国逃离也是有特殊背景的，因为乐毅战功太高，有“功高震主”的之嫌疑，虽然得到了燕昭王信任，但是国君去世，太子登基，而太子是对乐毅高度警戒的，于是乐毅与燕国的谋士剧辛分析一通后，决定走为上。这篇散文的核心在于书写乐毅的做人品德，乐毅回到赵国后，赵惠文王曾和他商讨伐燕国，乐毅立即对赵惠文王长跪不起，不从。燕惠王也害怕乐毅帮助赵国伐燕，给乐毅写了信笺，乐毅则写了《报燕王书》，表示绝不以燕国为敌，其能，其品，令后人读之钦佩也！
石家庄是今天河北省的省会，在很多人这个新兴的城市文化底蕴不足，认为这座城市不过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冯辉丽用自己的散文《一座古城的前世今生》对石家庄的文化底蕴进行了寻觅和探究。冯辉丽来到了石家庄北郊的一座叫做东古城的村庄，而这座村庄恰恰坐落在东桓古城遗址上。东桓是春秋时期中山国的战略要邑，战略地位重要。要记住一个历史遗迹，最便捷的方法是解读这个地方出现的历史人物，作者饶有情趣地书写了古城历史上出的三位历史人物：三国时期的赵子龙、南越王赵佗、金代名医李昊，“三个人三种身份，赵子龙以将军之勇，征战沙场；赵佗以帝王之身，推行民族亲和政策，维护国家统一。李昊以医者身份，悬壶济世。”康志刚的《烟树苍茫锁赵灵》写了石家庄西南方向一个叫做赵陵铺的村子，因为这个村子出生了南越王赵佗，对赵佗的一生功德进行了总结，“纵观赵佗一生，有两大功绩，一是开拓了岭南地区，建立了岭南第一个封建王国——南越国；再就是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赵佗进岭南，先是要克服水土不服，要与当地土著民族斗智斗勇，他向秦始皇建议迁徙人口，并且索要妇女随军，一一取得成功，中国的岭南得到了大发展。作者入情入理地再现了赵佗在岭南思念故乡的心情，对于赵佗与西汉皇朝的决裂，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NextPage]
五、立足河北，对人类存在以及合理性的探寻
哲学不是文学，文学也不是哲学，但是哲学总是对文学产生重大影响，有许多哲学家本身就是文学家。“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一个千古难解的难题。怎样的生存才是“合理”的？不仅揪着哲学家的眼光，也揪着文学写作者们的心。河北的作家们在写作的时候，不仅为河北而写，也在为中华民族，甚至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而写，他们有这样的写作自觉，在这个精神走向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梅洁出生在湖北，但是一直在河北工作，河北是她的第二故乡。梅洁一直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获得过“鲁迅文学奖”。梅洁这次参加活动的作品是她在2002年写的《泥河湾》。长于写报告文学的她，文本的开头便是宏大的，从盘古开天地写起，写到诺亚方舟对人类的拯救，“大洪水的故事是人类诞生之谜还是人类文明的毁灭与重建之谜？”文本的第二节把目光投进中国的北京的“周口店人”、陕西的“蓝田人”、云南的“元谋人”，开始执著地人类的祖先在哪里？“祖先的生命气息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梅洁的散文文本对如今的山西大同地理位置特殊性进行了解析，大同不仅有煤矿，有大同石窟，“现代人决不知道辽阔的北中国大同盆地曾是一片茫茫无涯的湖海，更不知晓我们千年寻觅的祖先居然在这片湖海岸边生活了数百万年。”外国和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相信“泥河湾一代在地球的第四纪时间”因此有了后来的“泥河湾文化”，泥河湾就在大同盆地。泥河湾位于现在的阳原盆地桑干河畔，“我们曾经为寻找人类的故乡在地球上走来走去，而故乡离我们居然如此天涯咫尺！”
梅洁在文本里重新叙述了喜马拉山的“造山运动”，并且再现了大同湖旁地边生活的第三纪和第四纪动物，大同湖边的气候，大同湖一带的火山和火山爆发的情形。火山熄灭以后，古人类回来了，“许家窑人生活时期，大同湖边的草木是茂盛的，云杉、冷杉、落叶松郁郁葱葱，草原上奔跑着无数的羊和马群。”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的很艰难，但是毕竟生活着，一直到五万年前大同湖水干涸……作家在文本里呈现的是古人类的漂泊、迁徙的历史，大自然决定着古人类的生存，尤其是水，消失了水，古人类就无法存活。水对古人类是重要的，对现代人类也是重要的，所不同的是，现代人类掌握了“科学”这个利器，可以抵御和提防一些自然灾难，“科学”这个利器使用的好，可以帮助现代人类生活的比较好，使用的不好，则会给人类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人类存在的意义：就整体而言，人类从未因渺小而放弃追求博大，从不为属一个瞬间而追求永恒。”人类的祖先是这样做的，我们现在依然这样追求奋斗着。
河北不仅文物众多，河北的大地上还有史前文明的证据，如碧青《龙爪上的村庄》写的便是河北燕山南麓、滦河旁边的爪村旧石器时期遗址，这里出土了近五万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和一万年前的骨锥、骨针。作者使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写出了这些古老化石的艰难的被发现过程。这些珍贵的化石被发现的由头，显然有点荒诞，不是来自考古和施工，而是来自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既然发现了，怎样被发现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开掘？主持和参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和研究的考古专家裴文中来了，“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挖掘土层，清理动物化石。夜晚就住在农家低矮而简陋的小屋里，吃着玉米粥、窝头和咸菜。”专家们没有叫苦，心里蕴含着对地球生命物种发现的热情。然而，考古学家自己认定的东西，自己又否定了，15年后，裴文中的门生张霖水又来了，对老师的挖掘的石制品和自己亲自挖掘的石制品进行分析研究，重新肯定了爪村的“旧石器晚期”的价值。碧青《龙爪上的村庄》的探索点不在于重新叙述这个考古发现，而在于呈现考古人员追寻真实的科学精神。裴文中来了，肯定了，又否定了，而他的学生张霖水来了，再后来中国旧石器考古专家谢飞也来了，“找到了一枚小型象门牙残片和一件马的地趾骨。仿佛爪村有神奇的吸引力，谢飞先生来了三次，第三次时，找到了属于细石器文化传统的石器！谢飞先生锲而不舍地来到爪村若干次，功夫不负有心人，竟然在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万两千年前的骨锥和骨针……这样执著精神岂不是中华精神的组成部分吗？
王克楠是河北散文界有影响的作家，他不仅写散文，还积极评散文，写了许多对现代散文有建议意义的理论文字。《古城之殇》是他的一篇旧作，是他获得冰心散文优秀奖的作品（原题目《太阳照在赵王城头》）。这篇散文的意义不在于再现已经成为废墟的赵王古城，而是作者用赵国的荣衰的历史来探索“水、木、金、火、土”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水、木、金、火、土”是中国古人认识到的五种物质（其实世界不仅仅这五种物质），物质和物质之间是相生相克的，如何弘扬“相生”，避免“相克”，不仅是古人思考的，也是今人值得思索的问题。王克楠在文本里总结出“和谐才能进步”的，和谐这个主题不仅是古人所需要的，也是现代人所需要的。一如作者在结尾处所写到的，“我相信，能长久存在的是阳光，是照在赵王城头的阳光，阳光明媚，阳光温暖，阳光以无以替代的魅力照耀着昨天的赵王城，也照耀着今天的赵王城遗址，照耀着一切喜欢和不喜欢阳光的人们。”什么是阳光，阳光暗喻着和谐。
蔚县位于冀西北，背靠内蒙古，西接山西，古称蔚州，殷商时为代国。蔚县是一个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县份，李海的《蔚县剪纸》详细介绍了蔚县剪纸的来龙去脉，尤其是对当代蔚县人对蔚县剪纸的革新，多有笔墨。与李红英相似，吴素琴也是蔚县出生和长大的，她的笔墨用在了描写蔚县的古堡，蔚县在封建帝王时期地位重要，至今全县依然保存了三百多座古堡，作者在文本里写了小时候在古堡捉迷藏等儿时的古堡印象，尤其是长大后对古堡的再认识，放眼蔚县全境，无论是南部的山，还是北部的丘陵，或者是壶流河岸边，雄伟而苍劲的古堡比比皆是。作者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蔚县百姓自发建堡……它们和万里长城、九边钟甄一起，构成了完整的横贯东西疆域的防御带。”对古堡存在的价值重新进行了现代解读。蔚县的美不仅让当地的作家感到骄傲，也吸引着从外地到蔚县工作作家的喜爱之情，韩仰熙写了《戏在蔚县》，写的是蔚县的古戏楼。介绍了蔚县古戏楼的不同风格，并详细介绍了位于宋家庄的穿心戏楼以及位于代王城的三面观戏楼，这篇散文极为生活化，即使是说明性的文字，也浸透了作者对这一方水土的深深热爱。
贾兴安是《散文百家》主编，以小说创作为主，已经发表小说500余万字，其小说多次获奖并且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这次他参加活动写的散文是《“邢窑”之谜》，对烧造长达六百余年的邢窑产生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对邢窑的美由衷地赞叹，“邢窑白瓷庄重大方，雍容华贵，造型优美，做工精细，堪称瓷中精品。”苗莉的《釉色英谈》写的是太行山深处的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小山寨，写的是地地道道的农家生活，清新而自然。
六、散文写作技巧的开放性以及自由度
关于散文的写作技巧，如果离开文本谈技巧，总是显得空洞。《大地守望》的作家们的写作是及物的，是在场的，是扎根在河北大地上的写作。大部分作家的散文是叙事散文，文本见人见事，抒情有根有底，风格是朴素无华的——这是主流。
作家们是作家，也是普通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性格，不同的性格带来了不同的语言习惯和不同的散文气质，所以这部书包含的写作风格丰富多彩，语言叙述各有千秋。何申是小说家，他写的散文非常接近口语，非常有趣，他好像刻意不为人物立“正传”，喜欢在俏皮和幽默中表达是非曲直。比如说乾隆爷建设承德文庙（规模与北京孔庙和山东曲阜孔庙一样的规模）。“古人比咱现代人一点也不糊涂，国家花那么多钱建学校……不是让你当大老爷、混日子，更不能越学越回陷，天天上网旷课，甚至弄出像马家爵、药家鑫那样的杀人犯。”还有承德文庙的位置是两座庙夹着一所学校，“古人办学真的是用心良苦，一边，学好有榜样；一边，学不好有下场。怎么办你自己掂量着来吧。”
“物人互换”是许多作家常用的写作技巧，如胡学文写到了张家口，就用了一种草来做比喻，这种草便是——皮尖草，“多生在墙角、乱石、田间、地头，生命力极强。”而饱经战火的张家口人也是生命极强的，“具备很强的韧性”。清河鱼是一位内秀的青年作家，他为这次活动写了《清凉大悲阁》，文字极为清瘦、内敛。他写正定县龙兴寺的兴衰，将物喻人，好像叙述一个人的成长和衰老。作者笔墨较多地写了天王殿的倒坐菩萨，“一足踏于旁逸斜出的一朵莲花上，两腿相搭，双手抱膝，头微侧，身略倾，一副悠然自若，闲适自在的写意神情。”世俗之美就发生在寺院，被清河鱼捕捉到了。不仅清河鱼发现了，铁凝先生也发现了，“她虽不具那悲天悯人的气度，却表现出对人类的亲近，她那十足的女相，被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佛教殿堂的外在威严，因而使殿堂弥漫起温馨的人性精神。”正定县是华夏中国有名的古城，所以不少作家写到了正定，李红英的《古城正定》也写到了正定，她在正定城里出生长大，感情很深，她在文里写了正定县夏日的夜晚，写了正定的古城墙和大土炕，写了多宝塔的美……即使读者没有到过正定，也会对这座县城产生美好的印象。
虚实结合是《大地守望》里大部分作家喜欢用的写作手法。李浩写的《山海关琐记》对于虚实处理的手法就是“穿越”，穿越历史的时空，一会在现在的山海关现场徜徉，一会进入历史山海关的腥风血雨的厮杀……他还十分善于运用细节和悬念，比如对“天下第一关”匾额“为何有相同的两块”的提问；他还善于引用历史人物的古诗词，以此作为历史精神境界的旁证。李浩穿越历史时空是自然而贴切的，他能替历史人物抒发内心的愤懑，比如被凌迟处死的袁崇焕，“他根本没有没有机会进行自我辩解，他面对的可是一万张嘴，一百万张嘴，一千万张嘴，那个莫须有的罪名只得背在身上。”王克楠也是善于运用虚实结合艺术手法的，他的散文《古城之殇》便是这样，他面对一座赵王城废墟，结合有文字记载的赵国历史事件，大抵分“水、木、金、火、土”五个方面来诠释已经消失的古城，这五个方面恰恰切合了中国古老的“五行说”的脉络，虚实结合得比较紧密。
《大地守望》这部书里的许多作家注重细节刻画，省作协主席关仁山就善于用细节来体现精神。他在《漫议青山关》里，为了呈现人性的向善，以白描的写法写了青山寺，“供奉着观音菩萨和武圣关帝，以祈幸福、吉祥、忠义和勇武。一文一武，共同被供奉在青山关风水最好的地方。”还有对青山关古砖的描写，“砖是残破的，伤残的躯体再也没有一声叹息，有的只是沉淀后的诉说。”再如王海津的《历史夹缝中的绝响》便是用一把奚琴来写奚族建国和被消灭的历史的文本。白薇的《没有风景的古镇》是书信体散文，用书信体写散文是对作者文化内涵的一种考验，显然白薇经得住考验，在文本里对蔚县暖泉古镇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有滋有味的呈现，古镇“没有招摇的彩旗，没有刷新了朱漆的亭台楼阁，没有写着‘天下第一’的金字招牌，没有开了光的玉饰，没有塑料和有机玻璃的珠宝……”，那到底有什么呢？有诚信，诚信——是现代中国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东西。古镇还有什么呢——还有自在。自在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能在一个安静的古城里找到久违的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小说家写散文，常常会给散文带来了不同气象。作家谈歌长于小说写作，他在散文里融化了小说技法，比如人称，在散文《决不投降——白银坨传出的呐喊声》使用了第三人称。作品里的“我”便是作品里的“谈歌”，这种人称转换并非语言游戏。使用第三人称写作，可以使散文获得更大的写作空间。梅洁写的《泥河湾》完成的时空跨越的难度更大，一跨几百万年就出去了，不过她再现的画面不是已经成为智人的古人的生活，而是再现几百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生活场景，甚至是生物存在的场景。曹明霞是一位小说家，她为这次活动写了《博物馆广场》，写的是对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的印象。写历史散文，角度很重要，作者的目光盯住了了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之间的爱情，这两人之间有爱情吗？这个角度是饶有趣味的，很少有人去想这个问题。作家们的想象力是充沛的，在一定的“场”内，可以顺利完成时空跳跃，曹明霞《博物馆广场》就做的很出色，在她的文本里，现代的汉墓和西汉历史之间是可以是自由跨跃的；西汉中山靖王墓和作者生活所在地——石家庄广安街旁的博物馆广场之间也可以实现地理跨越，这些跨跃都在“女人怎样活着才算活着”的氛围里完成。写历史散文，现代人不可能肉身抵达历史现场，但是精神可以抵达，“我遥想那个叫窦绾的女子，她坐在夫君侧畔，掷出‘酒来’则撒娇，掷出‘骄’字，则骄傲地玉指夫君，命对方喝。”完全设想出了窦绾的幸福情景。凡是幸福都是相似的，接着，作者又描写了自己的幸福情形，因为广场上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有白种姑娘和高鼻梁的欧洲小伙子，于是，“他又在和珍妮（广告画上的）打招呼，并且越说越不像话，仿佛珍妮是他的老情人。”于是两人幸福地打闹，结论“他不是刘胜，才华堪比刘胜；我不是窦绾，快乐不输窦绾。”生机勃勃的文字，令读者在快乐中思考了很多。
作家梅洁是善于运用神话传说的，在《泥河湾》里引用了诺亚方舟的神话，还对大同盆地里的一些村庄的富有神话色彩的村名进行了诠释。李东辉的《祖坟》开头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穿越时空，再现公元1597年的发生的瘟疫和作者的先人奔波于返乡路上的情景。接着再现1561年中主人公病重的父亲逼迫主人公李松赴京赶考的情形……跨越时空的镜头互相交映，使得散文文本更加生动活泼。这篇散文还把神话传说史书记载相结合，丰富了主人公李松的人物形象。李婍《话说龙冢》写的是河北大城县的一座扑朔迷离的秦代旧事，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带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东巡，车马路经大城的时候，其中一个孩子染病夭折，于是就近埋在如今大城龙冢村的村东。一篇散文仅仅写皇子的偶然自然死亡没有太大的意义，意义在于对于幸运和不幸的解释，“长眠在‘龙冢’的那个孩子死在父亲的呵护中，算是幸运的。”因为这位早殇的龙子的兄弟姐妹都被秦二世胡亥刀砍和用碾子碾死了，早殇，对他来说就成了幸运的事，也构成了对争夺皇权现象的反讽。
《大地守望》是一部大写散文书卷，具有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这部煌煌大卷虽然是以河北省地域内的文物为描写对象，但是其精神内涵是全民族的，她是用散文介绍和推广河北文物的图书，也是河北文化开放的一个窗口，必然会对河北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对河北的散文创作带来长远的影响。
诚然，只是一部《大地守望》，不可能囊括河北辽阔大地上的所有文物古迹，但是由于一部书的篇幅限制，不可能囊口所有河北散文作家参加的历史文化散文，好在这部书开了一个闪光的起点，在世道人心有所涣散的时刻，辽阔而古朴的大地，毕竟需要沉静而火热的心守望着。
守望着，从过去守望到现在，再从现在守望到永远。
（实习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