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梁山丁、罗烽、萧军、萧红1933年在哈尔滨。

三郎（萧军笔名）、悄吟（萧红笔名）1934年合影。

1937年，（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在万国公墓的鲁迅墓前。孩子为鲁迅的儿子海婴。

1938年萧红（左）与丁玲（右）在西安。

　　“萧红现在为什么那么热门，我也搞不明白。”研究现代文学的华师大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

　　1980年代在中文系教书的时候，陈子善教授回忆，选入教材的只有萧红的几篇散文，她的《呼兰河传》只是作为长篇小说存目推荐给学生课外阅读，“学生到底会不会把书找来看就不知道了。”

　　从鲁迅、郁达夫到现在的张爱玲，陈子善教授的研究兴趣已经换了几茬，但萧红和萧军一直没有在他的研究视野中。在跟记者的聊天中，他遗憾地说，当年拜访过那么多现代文学的见证者，怎么就没有让他们谈谈萧红萧军呢。“萧红的文学地位，大概在1990年代后才被重视起来。以前，现代文学只是比较肯定她早期的《生死场》，因为那是鲁迅肯定过的。”

　　萧红与左翼

　　1949年以后，萧红会被文学史提到，但不被重视。在左翼的脉络里，会提到茅盾等人，还轮不到她；但提到抗日文学，就会提到萧红的《生死场》。可是萧红的作品又跟抗日主旋律是游离的，她都是在讲家乡，除了《生死场》，其他作品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写抗战。

　　相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萧红的重视要早于国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萧红，后来这篇论文以《萧红传》之名出版，夏志清还写了书评。夏志清生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曾说，“萧红太厉害了，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都是非常好的小说。”

　　在现代文学作家中，萧红是少数还在被普通读者阅读的作家。陈子善认为原因有很多，首先是题材，萧红大都写家乡和童年，时代政治性并不是很强，“童年写得好，都能打动人。《呼兰河传》出来的时候，大家确实耳目一新。”

　　因为和鲁迅的密切关联，萧红和萧军也被归于左翼作家行列，但他们的作品尤其是萧红的作品跟当时流行的左翼文学非常不同，他们与左联的组织关系也没那么密切。“萧红没有正式加入左联，萧军也没有加入。他们只是左翼文艺队伍中的一员。”

　　陈子善认为萧红属于比较宽泛的左翼阵营，“1934年他们一到上海，鲁迅就建议他们不要介入左翼具体的争论中，这对创作不利。其实，鲁迅看得很准，左联其他人没有作品出来，他们俩恰恰有作品。”

　　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的1934年正是左联最困难的时期，左联内部矛盾开始公开化。1935年瞿秋白被国民党处决，1936年左联解散，鲁迅本人是在之后才知道此事的。左联解散后，不间断的内部笔仗也消耗了文坛很多人的心力。1936年6月7日，“中国文艺作家协会”成立，喊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名字不在其中。葛浩文在《萧红传》中写道，“同年7月1日，由‘中国文艺工作者’发布一项对抗‘中国文艺作家协会’的宣言，由鲁迅、茅盾等人策划，从口号内容看，虽然是由胡风公开提出，但实际上是出自鲁迅手笔。他们喊出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萧红萧军在宣言上签了名。在陈子善看来，这群左翼作家中，“萧红是纯粹意义上的作家，有正义感、爱国心，对写作满腔热忱的作家，她没有更多的豪言壮语。”

　　萧红的朋友圈反映中国现代文学群像

　　电影《黄金时代》的主角是萧红和萧军，但这不只是一部萧红的传记片，这部电影部分展现的也是1930年代-19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群像，电影的演职员表列出的名字就有10多位。萧红萧军的朋友分为两拨，一拨是通过鲁迅认识的左翼作家，一拨是南下的东北作家群，他们很多人一直活到1990年代。陈子善说，他有幸见过他们中的几位。

　　电影中出现的东北作家群，除了萧红萧军，还有端木蕻良、骆宾基、白朗罗烽夫妇、金剑啸、舒群等。这个写作群体之所以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东北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地域色彩浓厚，都写东北，主题都是抗日，这对抗战来说有积极作用，对要求进步的年轻读者来说是很新鲜的。关内读者通过他们的笔了解东北。”在陈子善看来，东北作家群是宽泛提法，不是特定文学流派。

　　1934年秋，萧红萧军从天津来到上海，见到鲁迅已经是1934年11月30日。更让这两位年轻人兴奋的是，几天后鲁迅就请他们吃饭了。《漂泊者萧红》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1934年12月17日，鲁迅致信萧红和萧军，邀约到梁园吃饭，吃饭时间是12月19日周三下午6时，饭局上，主客一共9人，他们是茅盾、聂绀弩和其夫人周颖、叶紫、萧红、萧军等。末了，鲁迅解释说，今天本来是为胡风的儿子做满月，但大概他们没有收到信，所以贺宴就成了聚餐会。几天后，鲁迅又设宴，名义上是庆贺胡风夫妇儿子的满月，实际上，很有可能是特意为萧红和萧军介绍几位左翼作家朋友。

　　由于鲁迅，萧红萧军和胡风很快熟络起来。“胡风跟萧红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把萧红的小说《麦场》改名为《生死场》，还写了后记。这么改符合胡风的性格，他一贯就是胜利、战斗、生死啊。”陈子善说，“胡风夫人梅志也认识了萧红，她俩年龄差不多，应该谈得拢，他们都是跟鲁迅关系最密切的几位。”

　　1935年6月的一天，萧红萧军邀请胡风夫妇到家吃饭，席间还有从哈尔滨来的罗烽白朗夫妇。这是胡风的夫人梅志第一次接触到这群东北作家。在梅志眼中，萧红就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容易接近，讨人喜欢。1937年-1938年中，萧红的作品也都发表在胡风一系的《七月》杂志上。1940年，萧红搬到香港后，胡风还去她九龙的家中看望过她。

　　“胡风，我见过两面。第一次是到他住的招待所，当时他在四川坐牢刚刚放出来，住在中组部的招待所等待处理。我当时感觉，他被生活压垮了，讲话不连贯。她的夫人梅志就在边上做翻译。那个时候的讨论围绕左联。”陈子善说，“后来我跟梅志联系比较多，梅志人很好、很客气，电影中的梅志谁演的？（记者答：袁泉演的，陈老师表示满意）梅志年轻时候是很漂亮的，在这批左翼文化人中是最漂亮的。”

　　萧红没有属于自己的朋友

　　电影里还有一个角色叫黄源，他是鲁迅去世后的抬棺人之一，后来做了浙江文联主席，“有时候，鲁迅写信给萧红萧军，让黄源转交。”但当时发生的意外是，萧军和黄源的太太许粤华发生过恋爱关系，这一度使得萧红与黄源夫妇的关系非常微妙。

　　陈子善在给《鲁迅全集》书信作注释时，发现鲁迅给黄源的信特别多也特别重要，“其实黄源自己已经做了注，但从我们注释组的要求来看还不够详细，所以1977年、1978年，我去杭州见了他。”1930年代，黄源最初在编《文学》杂志，当时的主编是傅东华。陈子善认为，黄源可能是跟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年轻人，“我们不要以为鲁迅只喜欢二萧，他喜欢的年轻人很多，黄源去鲁迅家的次数要超过萧红萧军，因为业务工作，他经常请教鲁迅。”

　　1936年，萧红到东京时，最初照顾她的就是黄源的夫人许粤华。陈子善说，许粤华的第二任丈夫黎烈文当时也是鲁迅身边的年轻人，尽管他不属于左翼。萧红初到上海时，她很多作品都是在黎烈文主编的《中流》上发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年底萧红和萧军离开上海经南京前往武汉。在去武汉的船上，萧红萧军认识了诗人蒋锡金，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萧红萧军到武汉就搬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的寓所。在武汉期间，蒋锡金给了萧红很多关照。

　　陈子善认识蒋锡金是在做《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时候，当时蒋锡金在吉林大学工作，他来到注释组定稿，“有一度大家一起住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碰头。他喜欢跟年轻人一起聊天、喝酒，酒量很大也容易喝醉，常常喝醉酒从床上滚下来在地板上睡一晚上。”

　　陈子善也见过电影中的聂绀弩和周颖夫妇，“当时他在北京邮电医院住院，条件不是很好。他出院后，我多次去他们家，他衰弱得没有力气说话，我跟他枯坐着。他太太周颖倒茶，‘小陈啊，你跟老聂谈，我出门办事情。’遗憾的是，我没有问萧红的事。”

　　1937年底，阎锡山在临汾创办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自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据《漂泊者萧红》记载，1938年1月，李公朴从山西来到武汉，邀请一批有名的文化人到临汾。1938年1月，萧红萧军等人从武汉去临汾的时候，聂绀弩是这个北行队伍中的一员，也是这次北行中，聂绀弩见证了萧红萧军的分手。在临汾，丁玲和萧红见面了。当时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潼关来到临汾。

　　1937年底，萧军邀请端木来到武汉，端木来的头一个晚上，萧军甚至邀请端木睡到他和萧红的床上，三个人一起过夜。蒋锡金觉得这样不方便，就找了一张竹床，让端木在自己书房睡。

　　《漂泊者萧红》里说，端木主动亲近萧红，迎合萧红，她好像从来没有得到男人这样的柔情关顾。但凭聂绀弩的印象，萧红是讨厌端木的，常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但聂绀弩的判断也许是错的，端木有很多为萧红所喜欢的地方。萧红与端木在一起，并不为萧红萧军的朋友们所接受。萧红原来有限的几位朋友因此与她关系疏远了，其中包括胡风。《漂泊者萧红》的作者林贤治甚至认为，萧红没有一个纯粹属于自己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是同萧军一起认识的，或者根本就是萧军的朋友。

　　陈子善曾去北京拜访过萧军，“萧军给我的印象是，他这样子，怎么是写小说的呢？有一个细节我还记得，他家墙上挂着一把大刀，他发现我盯着刀看，就说，‘我会舞，你要不要看？’然后他就在房间里舞刀。他那么一站就知道他有功夫，人很结实。”在陈子善看来，萧军只留下一本书，《八月的乡村》。有意思的是，萧军的文学地位可能因为刚刚在香港出版的《萧军日记》发生变化。

　　骆宾基出于友情照顾萧红

　　萧红开始和萧军生活时，怀的是王恩甲的孩子，将要和端木生活时，孩子的父亲却是萧军。“端木对待女性应该要比萧军温柔。她受了萧军的气，肯定找的是不一样的男人。”陈子善说。

　　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去了香港。当时在香港的东北著名民主运动人士周鲸文邀请端木去香港办《时代批评》，他的小说《大江》也在上面连载。1940年1月19日，端木和萧红飞抵香港，香港文艺界为他们的到来举办了欢迎会。陈子善认为，周鲸文是萧红在香港时期重要的朋友，萧红最后几篇东西都在周鲸文编的刊物上发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那天一清早，逃亡香港的另一位东北作家骆宾基来看望萧红。在萧红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中，骆宾基是另一位重要男性。在萧红病重的时候，端木对萧红不告而别，此后是骆宾基在照顾萧红。对于萧红与骆宾基的关系和感情，林贤治认为，“归根结底，病人身旁没有一个能照应的人，实在是不能就此离开的。而且，在整个战争中担负起与病人生死与共的护理责任，应当成为以鲁迅为主将的营垒中的战友之间的崇高义务，任何一个处于同样状态下的流亡的左翼东北作家都是不会推卸的。”

　　“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不要以为我会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这是萧红对骆宾基说的。萧红最后的口头遗嘱，也是对骆宾基说的。

　　陈子善教授说他去见过骆宾基一两次，“第一眼是一个干瘪老头，有些木讷。”“他看萧红可怜没人照顾，所以就照顾她。他写《萧红小传》写得挺有感情。归根结底，是端木在香港跟萧红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我个人觉得端木的文学成就比萧军高。”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