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一则图文并茂的消息：“文学已死。高大上的中俄文学论坛，俄国作家不远万里来华演讲，现场总计15人，五名工作人员，五名俄罗斯人，不禁悲从中来。”发布者附上六张图片，会场只有几个俄国人坐在前排，显得冷冷清清。
在网络上，死亡、毁灭总是要比诞生、繁盛更加吸引眼球，这源于一种深层的恐惧感，害怕文学的消亡，不如自行宣告“文学已死”。文学真的死了吗？我倒不这么认为，只不过“文学”的范畴扩大了，朋友圈里的心灵鸡汤是文学，手机上的小说是文学，一条跌宕起伏的140字微博是文学，连罗永浩每次演讲大谈的“情怀”也是文学一种。“泛文学”越来越包围我们的生活，而被宣告死亡的则是传统文学概念，也就是文学的精髓。
即便如此，几张照片也不能判定传统文学的死亡，事实上台下冷清是主办方的宣传不到位，如今是纸媒、网络、移动终端共同作用的年代，怎么还能依靠一块展板就想吸引到目标观众？何况，各种文学沙龙已经成为标配，只要是一本出版社愿意花力气推广的书，都会组织书评，举办沙龙。不知不觉，参加文学沙龙已经成为一个文学青年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得不迎合的文学沙龙
文学沙龙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讲座，一种是读书会，前者更为大家熟知。在北京，就有单向街书店、凤凰读书会等不同的主办方。通常形式是作者和嘉宾对谈，嘉宾有评论家、作家、企业家、娱乐明星。如果能拉来有文艺气质的明星助阵，那就预示着这场沙龙的火爆。沙龙通常会围绕一本书，谈论一个话题，话题一般浅显易懂，符合大众的口味，但同时也蕴藏着无法深入展开讨论的危险。不久前我参加了一本描写一代人心灵史小说的沙龙，作者和嘉宾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原本可以谈出很多东西，如果是私下交流，一定是精彩的碰撞。但为了照顾到读者，他们选择的切入点是“北漂生活”，这个点的确能引起广大文学青年的共鸣，使他们迅速进入情境并发出会心的笑声，但作为一名专业读者我感到了话题无法深入的遗憾。
在文学沙龙里，我通常躲在角落里，害怕被摄入镜头。文学沙龙开始前，读者会掏出手机对着空荡荡的沙发拍一张照片，嘉宾入座后，他们会像拍摄明星一样狂轰滥炸。这些年，我发现作家对自己的仪表越来越重视，这种无法被挑选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去，对作家神秘的气质来讲是一种光晕的消亡。文学青年通过这些照片宣告一种“在场感”——看，我在文学沙龙，我身在北京雾霭的毒气里，心却被文学浸染着。
显然，沙龙里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看过正在讨论的作品。因为很容易就能看出他们把照片上传到朋友圈以后的躁动不安，一个沙龙持续两个小时，听人讲两个小时自己毫不了解的事物，对他们是一种生理的考验，更是一种心灵的折磨。他们一边听一边摆弄手机，同时变换着各种坐姿。沙龙的尾段，一般会有提问赠书的环节，这时候有人高高举起手，提一个和这本书无关的问题，或者仅仅依靠对书和作家浅显的印象说点什么。最让人头疼的问题莫过于：“XX老师，您怎么看待XXX？”还有一种能化解没读书紧张感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扯到自己身上——“XX老师，我知道您不是学中文出身，我也是这样，但我热爱文学，请问我该怎么办？”“XX老师我看您微博上提到经常在夜里写作，我晚上也有熬夜的习惯，是不是夜晚对一个人的灵感更容易激发？”
作家眼里流露出一丝失望和无奈。失望在于他期冀得到关于这本书最直接反馈的落空，无奈在于他在沙龙里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分享者，还是一个自我推销者。文学沙龙已经变成商业出版里的一个重要链条，是一种对作品的推广手段，而不是公益的分享。因为它的主题设、嘉宾选择、谈论范围都基于市场的考虑而变得浅显，一本被冠以“精神史”的书远不如“北漂史”更吸引大众读者。
北京单向街、上海思南会馆、广州方所书店、深圳书城……作家赶场子似的出现在这些文艺书店，讲着大同小异的桥段，一本书的畅销甚至可以通过是否在这些地域分别举办过文学沙龙而得到反映。作家不再是躲在文本背后，只对文字负责的那个神秘人物，而需要光鲜地走到台前，增加销量，以保证下一本书的出版机会。
现在的文学沙龙除了像一个追星场合外，也是一个文学社交场，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会借这个机会带着自己的作品、困惑，恳求得到作家的指点，如果能认识编辑或者记者跨入这个圈子就更好了。
文学沙龙当如是
文学沙龙发源于十七世纪的法国上层社会，贵妇把家里的客厅变为社交场所，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评论家提供畅所欲言的场合，他们喝着美酒，听着悠扬的音乐，三五成群地讨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在中国，最有名的沙龙莫过于林徽因的客厅，汇集了京城最优秀的学者，既有如金岳霖、钱端升、张熙若、陈岱孙等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如沈从文这样的作家、编辑家，更多的是像萧乾、卞之琳这样慕名而来的大学生。而女主人林徽因不只是一个穿针引线的美丽女子，更是富有学识、谈吐幽默的知识分子，她敢于阐述自己的见解，具有比他人更高的洞察力、领悟力、包容力，因此成为沙龙的核心和灵魂。唐小兵认为：“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不仅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建筑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认同和交往空间，更是一个表征着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的文化空间。”在抗战末期，傅雷家同样有这样一个交往的场所，最著名的参与者是钱钟书、杨绛夫妇，在《记傅雷》里杨绛回忆道：“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1960年代，北京最活跃的两个地下文艺沙龙，一个是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张鹤慈组织的“X社”，一个是张郎郎组织的曾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最初梦想”的“太阳纵队”，其中的参与者不乏诗人食指，艺术史家巫鸿这样宣布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的有志之士。
相比讲座形式的文学沙龙，我更推崇读书会。首先，它打破了作者、嘉宾、主持人、读者的模式，而是在一个主持人的引领下，大家一起展开对一本书的讨论，这本书并不限定于近期出版的新书。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平等的，是可以各抒己见、相互交流的，为了维护这种交流的有效性，每个参与者都提前做好准备。由于空间的私人化，参与者不可能过多，通常是十来个人，这使得参与者更容易碰撞出火花，畅所欲言的氛围下一个问题才能得到深入讨论。最后，它有一个温暖的氛围。我在国外写作中心曾参加过几次读书沙龙，沙龙在写作中心的客厅举办，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在场，参与者只是周围的普通居民，他们带来饮品、烘焙的食物、水果，打开灯光，选择舒适的坐姿，在一种富有情趣的氛围下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是定期的，人员也相对固定，这使得彼此有一种交互了解的信任，而每次参与进来的新人，往往又能带来不一样的锋芒。他们在讨论之前，也会进行一段朗读，朗读既是对氛围的营造，也使得讨论者再一次沉入作品的情境中，唤醒自己对这本书的观感。
我不认为这种小型读书沙龙会使得参与者陷入狭窄的文学趣味，相反，他们通过交流而得出的关于“好文学”的共识，是可以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阅读风貌。
不久前，单向街推出了一个新的沙龙品牌——“文学之夜”，这个高大上的文学沙龙，既选择了卡夫卡这样的文学经典作为阅读文本，又辅以音乐、影像等多媒体手段全方位展示，并承诺邀请一流作家、学者进行解读，还配备了精美的食物以及专属纪念品，当然它也有一个高大上的价格——188元。我建议我那些心高气傲的朋友不妨在这种沙龙里寻觅一下如意郎君，毕竟参加得起的文学青年大概都不差钱。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