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有关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讨论，多次见诸报端。“过去翻译一本书的稿费都可以在北京买到一个四合院，但是现在买一个厕所的角落都不够。”类似说法，也广为传播。近日，翻译家许渊冲获得国家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在众多报道中，也有不少人提到当下文学翻译稿费过低的现状，引发公众共鸣。（8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在中国，文学基本还在头疼于“向死而生”的议题，就算没有“千字20-80元”的标准佐证，文学翻译的日子，自然也好过不到哪儿去。8月初，在柏林举行的第20届世界翻译大会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文学翻译家许渊冲荣获国际翻译家联盟2014“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成为该奖项199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然而，在老翻译家名至实归的背后，却是国内文学翻译人才断层、数量寥落的现实身影。

　　翻译很火，譬如同声传译，而文学翻译却门庭冷落。冷落的原因，无非是文学翻译是件叫好不叫座的活儿。“叫好”的意思，是人人皆知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历史而言，自19世纪启蒙思想家严复将《天演论》译成中文，诸多文学翻译领域的先行者，凭借个人禀赋与志趣持续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启民智、传西学，裨益社会，滋养性灵。对内而言，没有应时而生的译著，恐怕就没有一代又一代文学大师，譬如果戈里之于鲁迅、歌德之于郭沫若、屠格涅夫之于巴金，以及安徒生之于叶君健等。对外而言，没有传情达意的译著，中国文学就不可能骄傲地“走出去”。事实上，自2012年10月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国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度就不断提高，不少评论家认为，莫言获奖，英文译者葛浩文和瑞典文译者陈安娜功不可没。

　　“不叫座”的意思，无非是说翻译工作的诗意，往往被匮乏的物质回报所消弭殆尽。结果就是三种乱象：一是为了混温饱而抢时间。当初，傅雷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用了近5年时间，每天翻译800字，推敲斟酌，方为精品。如今，畅销小说《纸牌屋》的译者何雨珈却直言，“现在，一本几十万字的外文小说，翻译周期通常在4—8个月，算下来平均每天要翻译近3000字。”二是低稿酬逼人“层层分包”。往往是出版社将文本外包给翻译公司，翻译公司网上“悬赏”转包给做兼职的大学生，这些学生又将部分文本外包给朋友或学弟学妹……如此下去，甚至你读到的译著有可能是翻译自外国语学校的高中生之手。三是商业化等不及精品化。曾有某出版社将26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按丛书翻译出版，这26部作品涉及十多种国家的语言，竟是由 “一人带队组团”翻译，事后证实，其翻译手段无非是“狂抄书”加“嫁接术”。

　　这些年，微信朋友圈常有一些原版“美文”，随后是近乎完全脱离原文内容与形式的译作，貌不合而神更离地表演着中文的“博大精深”。乔布斯的情书、莎士比亚的十四行等无一幸免。文学翻译基本的“信雅达”，也沦为一种无边无际的玩笑。这就是被解构与市场化之后的文学翻译现状。可是，“中国故事”要讲好，文化互通要尽少损耗，文学翻译该怎么走呢？有一点是肯定的，连中国楼市都在宏调下走了十多年，文学翻译总不能丢给市场就不管不问。口惠实至，行政帮扶，中国的文学翻译才能平稳度过干涸期。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