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无名作家依靠写作维生都是比登天还难，像安部公房战后以做汽水为生，虽然进了东京大学医学系，但他依然全力在做蔬菜和煤球的生意，他对汽水和煤球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当时先决条件是解决吃饭问题，只要能换钱，做什么都行。笔者非常喜欢的作家中上健次，他与村上龙、高桥三千纲、三田诚宏、池田满寿夫等年轻作家一起起步，他比村上龙早一年获奖，获奖前他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索性认识了见城彻（幻冬舍出版社的创办人），见城彻年轻时好与作家结交，那时他刚当上编辑，就获得年终奖五十万日元，恰逢碰中上健次在酒馆打架伤了顾客，没钱可赔。中上找他借钱，并许诺获芥川奖，拿奖金还。见城立即拿出三十万给他，转年作家得芥川奖，以奖金抵债。

　　得芥川奖未必可以改善作家的生活，但是奖金的确可以为捉襟见肘的作家解燃眉之急。像第五届芥川奖得主尾崎一雄，当时37岁的他带着两个孩子在贫困中挣扎。获奖的消息甫一公布，他就跑去文艺春秋社恳求，说正奖手表什么时候都可以领，只是希望赶紧能领到奖金。拿到奖金的尾崎没有径直回家，而是直奔当铺先把衣服赎了出来。当铺老板见他异常高兴，说：“我恭喜您了，从今以后您和我们没有缘分了。我应该祝贺您。”可是还没有过了一个月，500日元奖金就被尾崎用光了，他又去了那家当铺典当正奖手表。据说当铺老板露出大为失望的表情。开旧书铺的作家出久根达郎兴致盎然地将此事记录下来（见《外国文艺》 2003年第6期《日本芥川奖的价格》李重民译）。

　　还有五味康祐尝试将诗人里尔克《玛尔迪手记》的手法融进自己的小说中，他拿着稿子跑到出版社，总是石沉大海。获奖小说《丧钟》是他第一次试写的历史小说。当时他生活非常贫困，夫妇俩借着一间草屋居住，野狗总是盘居在草屋的屋檐下。五味康祐可怜那些杂交的野狗，想喂它们，可自己穷得连一根肉骨头都买不起。一天，野狗在马路对面看见五味康祐，便甩动着尾巴径直朝他跑过去，不料被汽车压死了。五味康祐抱着野狗的尸体失声痛哭。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说：“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诅咒自己的贫穷。”“我甚至怀疑究竟什么才是人们为之炫耀的文学精神。”

　　五味康祐得奖的消息在媒体上报道时，第一个跑来祝贺的，是开当铺店的父亲。父亲还送给他一瓶酒，五味康祐将酒供在野狗的墓前。据说，正奖手表不久就被五味康祐送进了当铺，就是那家赶来祝贺他的当铺。

　　第二十九届是安冈章太郎的《坏伙伴》，安冈章太郎拿出奖品手表给一个新宿的人看，不料那人不太知道芥川奖，看到奖品仅仅只是一块手表，连连说“阿科塔、阿科塔(垃圾)”，安冈章太郎大为沮丧。

　　第三十一届(1954年)同事是“第三新人”代表作家的吉行淳之介凭《骤雨》获得殊荣。据吉行淳之介自己说，当时只发行了五千册。得奖没给他带来什么机遇，两年内根本没人找他约稿，窘迫的作家在小酒馆慨叹：老鼠从屋顶上跑过，呼啦哗啦掉下钱吧。

　　要说“芥川奖”真正获得影响，那是在1955年学生作家石原慎太郎以他的弟弟为原型写就的小说《太阳的季节》获奖，这部小说写了一帮物质充裕的青年背离道德，行为放荡不羁。由于题材的惊世骇俗引起日本社会的广泛轰动，芥川具备了新闻效应，从此每年都会刊行报端。继石原获奖后，开高健和大江健三郎相继登上龙门，新一代作家登上文坛。开高健当时正主编公关杂志《洋酒天国》，出版社老板知道他得奖喜形于色，说自己的杂志省下了四千万元的宣传费了。

　　第七十五届芥川奖（1976年）是村上龙的《接近无限透明的蓝色》，引起的轰动超过了《太阳的季节》。这本书读者大多是青少年，且女性占了一半。它的销量达两百万部，这个纪录至今还无得奖作家打破。芥川奖对于作家，毋庸置疑提高了知名度，稿约也会不期而来，通常来说得奖作品都会销出五六万册，这对于苦著十年读者千人的作家笙野赖子是大可以救穷的 。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