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读完诗人王明韵近10万言、记录了40余年经行人生的散文《我的妥协之旅》，泪水夺眶。那自在酣畅的笔墨、敏锐丰富的感受、至情凝重的文风，历现了沉重而真切的生命体验和过往未逝的历史，掩卷闭目，耳畔犹然响起普希金掷地有声的诗句：“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 (《纪念碑》

　　命运给予的别样诗性

　　王明韵儿时患有耳疾，8岁时一次医疗事故后开始了漫长的耳鸣折磨：“不想不鸣则已，一鸣至今。”诚然，若非王明韵的诗集《长爱歌》《身体的十四行》《放飞的鸽群》《六月雪》《虚构的手势》《废墟上的歌者》和其主编了10余年的《诗歌月刊》摆立案头，我无法想象他依然在心智快乐地活着、创作着、编辑着，正如一位资深医生看了他的病例和症状后所言：“换了我，有100个我也都跳楼自杀了。” (《我的妥协之旅》)毕竟，在与其人、其文、其诗接触中，我丝毫感受不到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生命的阴面”。 王明韵是善于“把幸福快乐传递或感染给他人”的人，他的作品并未突出地将疾病作为诗歌画布上的医学图景，相反，他对生活的歌吟，阳光一般照射和萦绕着我的记忆，如同他在《听布拉姆斯的钢琴奏鸣曲》一诗中所写“我是多么热爱闲散、庸常的生活呵/热爱树木和禽兽的气息/当晨祷的钟声，灌满怀抱/每一个饱满的音符都让我魂不守舍”。

　　不是绕避“生”与“存”的危崖，而是从被动到主动地去接近、洞见不可知的苦痛的本源和意义；不是退缩在磨难的消解中，而是加厚人格的热力和光亮！究竟是什么使诗人从疾患中站立起来，而不是障碍在病痛的暗影里蜕变病态的人格？《我的妥协之旅》用近一半的篇章情志深切地书写了40载人生挥之不去的病苦，不再有丝毫幽怨，耳鸣似乎已然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诗人亲切地正视、爱怜着这“割舍”不去的病症。

　　正常状况下，难中疾病可以成为人精神的检验，而且，就在我们的身边，有那么多身健智残的人不堪生命之“轻”的敲击。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疾病作为普遍的生命经验，具有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特征。这些分析加重了我对诗人健全、阳光人格形成的探究，甚至有某种好奇的惊异，带着急迫的求问心理，我迅速阅读完《我的妥协之旅》前六章，其间呈现了诗人精神质变的履历。

　　耳疾伴随着失眠、头痛，那些苦不堪言的经验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异化过、分裂过诗人，他有过 “死亡，死里逃生；耳鸣，却又如天罗地网，让我无处可逃”的烦恼、恐怖和痛苦。诗人曾经自我伤戮、自我“天问”似的问责，自我摧残当然徒劳，直到有一天，诗性的美善、亲友的挚爱、人与自然之道让诗人领悟到尊重与尊严，耳疾使诗人对生命价值、生存方式和写诗的意义等问题的思考深度伸向很多本质性的原点，并获得了人格实践的支撑：“疾病，没人想要的礼物，我收下了，我贮藏。”

　　诚然，耳鸣在生理方面给诗人制造了永无止息的噪音，可贵的是，这强悍的病魔没能在诗人的灵魂深处刻印下无法愈合的伤痕，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诗性之爱，疗治了诗人肌体和心理上的创伤，领悟的背后，诗人的精神人格得以坚实地确立并强大起来，诗人以常人无法想象的乐观和坚毅，热情地探触着生命幽微的脉动和温度，历练和提升着情思的纯善之美和精神境界。我当然不能说这是王明韵的偏得，但至少，它是命运给予诗人的一种别样的诗性，我想这可能正是诗人写出其病患的潜命题。

　　以良知和责任之桨摆渡诗江湖

　　策兰将诗人比喻为摆渡人。而海德格尔关于河流的比喻提示我们，诗人——摆渡人是一种稀有的个体，运送着那些无法言说的原始语言，跨过了沉默的海湾，到达了诗性的语言中。诗人——摆渡人这一意象，还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跨越了沉默的障碍。在王明韵身上，诗人——摆渡人的含义被扩大了，因为他还是资深的诗歌编辑，一个有独立之精神、无私奉献的责任心、敏锐的辨析精神和创新魄力的诗歌编辑。每每面对棘手但优秀的作品，他摆渡者的引航姿态尤为鲜明。

　　“《诗歌月刊》选稿用稿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诗标准。”在《我的妥协之旅》中，王明韵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编刊背后的故事，这些史料立体生动，每一个细节都吸引着我，在其不着笔墨色调的书写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机敏、睿智、幽默，他的勇气、坚执、对抗。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我强迫自己弯下腰来/捡拾起每一片叶子/并把它们贮藏好/去喂冬天里饥饿的羊群”。

　　想必王明韵从未将自己与摆渡人的形象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本性是一个喜欢游走的人，游走于诗江湖，游走于天地大野，游走于诗美意美之境。游走本身是自在的行为，但自在与其身怀不忘的责任心却紧密连接一体，作为编辑，他秉持着办好刊的原则，从不屈从。为了办出优质的诗刊，他殚精竭虑，煞费苦心。

　　灾难带来反思与修正

　　汶川大地震在中国人民心中激起的哀痛、悲悯、无告、坚韧救援和民族凝聚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王明韵在《我的妥协之旅》中记录了灾难发生时他和几位诗人第一时间的救援行动，他以真实生动的心灵诗写记录了诗人们痛彻心腑的悲悯、痛惜、震惊、焦急、坚韧、团结、永不言弃的心灵反应。其对每一个卑微的个体生命的珍视、敬畏、同情渗透在朴质无华的文字中。最为感动我的不是诗人写下他与同行在灾难中做了什么，而是荷尔德林所说的“人能够将自己置放到他人的处境中，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王明韵所记写的所有灾区随感，最为本真的出发点恰恰是这样：他不自觉地从始至终地“把他人的领域变成自己的”，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灾难中死去的同胞和命悬一线等待救援的人们，面对灾区中受难诗友的处境，他用全部的情感和精力投以理解、关怀；他不仅用语言、也在用身体和灵魂介入灾区，去支援灾区的人。由此，在《我的妥协之旅》中有这样一段对灾难中诗人何为的自我拷问和回答：“我，一个诗人，去灾区干什么？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我同样认为，在这地动山揺、灾难深重的时刻，如果跑到灾区去写诗，同样是可耻的……这样的时刻，诗人要在场，诗人不能缺席。我们还商量，不吃灾区一顿饭，不喝灾区一滴水，药品、食品、饮用水、鞋套、口罩、手电筒等等等等，大到帐篷，小到风油精，灾区需要的物资，能背多少背多少，要实实在在地为灾区做点实事。”

　　到了灾区后，王明韵创作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诗作，《我的妥协之旅》还原了这些诗作的原创背景和元素。从他的随笔和诗作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所珍惜的不是自己如何介入了救灾实践，或因此而具备相关题材创作的资格，而是他如何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满腔热血的志愿者，真实真为、尽情尽力地与灾区人民、地震事件融为一体，毫无作意和功利目的地走入灾区人民的生活，以诗性的方式给受难生命以抚慰。当“别人正在吃，在开窗，或是无聊地漫步……”(W.H。奥登：《美术馆》)时，他念及的是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的心与身，语言与笔力都维系在民族的公众的灾难中，他对灾区的记写已然超越了有专业意识的诗人近乎本能的创作反应和普通意义上的关注民生的诗作，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诗人不仅仅是精神的贵族。

　　诗歌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去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在王明韵的写作中已经不显重要了。作为诗人，他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公共良知和积极乐观、慈爱悲悯的社会参与精神，他在自觉自为地关注生命、思考灾难、悼念受难者、反思自身，他在诗性地坚守着诗人的天职。

　　“我的生活，将慢下来。我的生命，将在‘慢’中获得救赎。”(《我的妥协之旅》)诗歌作为一种自我修正之道，诗性则是这道上终极的光辉，诗性的神光打开了诗人拥挤、紧张的生命维度，诗人开始反思生存的自在方式，灵魂的大境界。他幽默苦难，幽默困境，幽默忙碌，在杂草丛生处寻悟非秩序的自然之美。在与自然、生物接近通融的过程中，诗人领悟到观心自在：向草木学习，调试生命和诗歌的节奏。原来，王明韵的妥协，就是向自我、向疾病、向命运、向世界敞开心扉，他欲开启的是放松、再放松些，敞开、再敞开些的诗性之旅。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