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苏格拉底的意见，一种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倘若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那些生动的、以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为主人公的对话集视作最初的教育小说，那么对后来的小说家而言，被一种未经省察的思想所裹挟，也一直是危险的歧途。

　　在宽泛的意义上，徐兆寿的长篇小说《荒原问道》可以纳入“教育小说”的范畴，也就是说，相较于常见的世情描摹和现实批判，作者更侧重于探讨主人公的心智层面，关心一个人思想健全和成熟的过程以及相伴而生的对于精神危机的克服。近世以来的“教育小说”源自德国，对于思想领域的热烈探寻，一直是德国长篇小说的传统，而来自德国的汉学家顾彬也曾据此指责莫言小说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爱和思想。顾彬这个判断的准确与否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话题，提及它只是为了牵扯出《荒原问道》，因为这本小说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正是一部致力于爱和思想的小说，而或许也正是在这样的致力中，会生发出一些更为切实有效的疑问。

　　在一次媒体访谈中，作者曾清晰地表述过书名的寓意：“荒原”的文化指向，是艾略特长诗《荒原》意义上的西方，也意指我们身处的、似乎被西方文化完全覆盖的当下中国；而“道”代表了东方，那个拥有孔子、老子还有易经的东方。由此，“荒原问道”，似乎要阐发的就是，那几代身染西方文化痼疾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在对东方思想的热烈探问中找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这是一个相当宏大和具有野心的主题。在包括这本小说在内的、作者诸多虚构和非虚构文字中，都可以见到一种与之相仿的打通文史哲的雄心，以及一种打破学科藩篱的整体视野。其小说中有对思想的热烈探索，而随笔中也有浓郁的文学笔法。这是值得钦佩的地方。但接下来的问题便在于，在一些简单的名词和概述之外，作者理解的东方思想和西方文化究竟具体到达什么深度，以及，他企图表达的“问道”方式又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两个问题会逼迫一个小说家成为严肃的思想者，成为一个如纳博科夫所说的教育家，这是一切优秀的“教育小说”带给人的诱惑（如托马斯·曼和黑塞的小说），但同时，它也存在巨大的危险，因为它迫使一个小说家必须成为另一种人，或者说，他必须首先服从于爱智慧者的思维方式，深入到每一门学问内部的谱系中去，深入到历代的诸种经典原作包括解经作品里去，然后自己走出来一条路，从而让自己有能力在哲人层面与先辈哲人抗衡，不仅仅满足于做小说家中的学者、学者中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可以启迪尼采乃至舍斯托夫这样的思想者，黑塞的《荒原狼》、《玻璃球游戏》和托马斯·曼的《魔山》也充满了对20世纪现代思想和现代艺术的真正回应，他们促进了人类精神的具体而微的推进，而不是将人类精神抽空成一些漂亮空洞的符咒，作为自己文学作品的点缀。

　　对于小说，思想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问题最后隐含的会是古老的所谓“诗与哲学之争”。但就这本书而言我们没必要把问题搞得那么复杂。因为，对一切有志于思想的写作者而言，“自知其无知”，是其思想的前提，也是进路。在黑塞的《荒原狼》里，令人激动的不是荒原狼哈里的种种理想主义式的倾诉，而是他即便陷入癫狂状态之中，居然依旧可以借助他者更为生动的存在，清醒且无情地解剖自身的种种毛病，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局限。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荒原问道》里的两代男性主人公很明显地都缺乏一种自我省察的渴求。在叙述方式上，作者与其说是隶属于“教育小说”的传统，毋宁说更接近于写作《你在高原》时的张炜。在其主人公、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之间，没有什么间离，也没有多少相互之间的审视、质疑乃至张力，相反，他们通通受制于某种自我中心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造成的苦恼与热望。这种叙述格局，非常类似赵毅衡在谈论鸳鸯蝴蝶派小说时所拈出的“塌缩叙述”，即“叙述主体的各成分全部塌缩到一个点上，直接共分同一种感情和价值，大家‘共掬一泪’”。

　　按照苏格拉底的意见，一种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倘若我们可以把柏拉图的那些生动的、以苏格拉底和他的朋友们为主人公的对话集视作最初的教育小说，那么对后来的小说家而言，被一种未经省察的思想所裹挟，也一直是危险的歧途。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