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