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批评
实用而危险的策略
很多小说家都发现，可以采取一种聪明的策略应付来自小说读者方方面面的批评。这个策略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当小说家被指责其小说情节离谱、人物虚假、对话生硬——总而言之，不够真实的时候，他就回应说，小说不同于现实，简单地用日常生活作为模板来判断小说的好坏是非常可笑的行为，小说是一种虚构的艺术。但是，当他受到另一类更为较真的读者指责，说他缺乏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只知道移植一些社会新闻和网络段子作为故事，他又会退回来说，小说毕竟是要反映现实生活的，之所以引入这些新闻和段子，恰恰就是要直面最本真的当下生活。
除去游刃于虚构和现实两端，这个策略还有一个变种形式，即在美学和伦理这两个领域瞬间切换：当小说家的作品受到美学层面的指责时，他会将这种美学指责理解成某一小撮人组织的对他人身的攻击，以及某种通过“骂评”博人眼球的不良企图；而当小说家被批评说不够真诚，乃至伪善，他又会视之为一种以道德谴责替代美学批评、可笑陈腐的外行话。
这种策略被证明是相当实用的，很多的文学批评意见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解构；同时，这种策略也是相当危险的，它使得我们周围诸多看似活跃的小说家，正令人吃惊地渐渐远离这个时代（尤其在年轻一代身上）实质已经具备的一般智识和艺术生活水准。
面对现实
顽固且陈旧的观念
经过相对论、现象学乃至语言学转向洗礼的当代人文学科的从业人员，都会明白一个新的常识，即，面对实在世界，不存在某种绝对正确和客观唯一的观察，因为观察者所处的位置、时间及其采取的观察方式，都会参与并影响到观察结果的生成。甚至，早在纳尔逊·古德曼提出多种世界的构想和物理学界有关平行宇宙的讨论之前，所谓“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可供反映的世界真相”，在自尼采以后的现代艺术家那里，也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毕加索看到的世界不同于莫奈，瓦莱里眼中的现实也不同于昆德拉，他们彼此不是一个纠正、颠覆和取代的关系，而是无尽的填补、吸纳和扩展。但事实上，我们许多小说家至今在谈到“现实”的时候，他们的观念依旧像19世纪的唯物论者那般古旧天真，同时又欠缺一种洋溢在当年唯物论者身上的强劲乐观。对他们而言，现实就是外在于自身且难以改变的客观存在，他们可以像化学分析师提取样本一样提取一小块客观现实加以批判，无论这个样本是来自个人体验、耳目所见抑或媒体新闻，对他们而言并无区别，就像长江和黄河里的水从分子结构表达式的角度并无区别一样。
这种针对现实的顽固且陈旧的观念，也影响到他们对于历史的判断。在他们那里，历史要么依旧是某种本体论中的庞然大物，被一目了然的假象和谎言遮蔽，急切等待着有人（主要是小说家）来发掘它本质上的真面目；要么，就庸俗化成某种简单的黑白颠覆后的灰色叙事游戏。而自海登·怀特以来当代历史哲学领域涌现的种种反思、变化与探索，虽然早已译介到国内，但严格来讲，除了几个名词术语，似乎也与我们这些小说家并无太大关系。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人文领域在这30多年来发生的一个变化在于，严肃知识分子和小说家竟然渐渐成为井水不犯河水的两种人。而正是这样一批对时代现有智识很是隔膜的小说家，却迫切地想通过小说，来为这个时代立言，想写出有关这个时代的史诗。
于是，我们看到有小说家理直气壮地宣称看不懂翁贝托·埃科的《傅科摆》，因为里面涉及了一些简单的计算机和物理学常识，就视之为“天书”，但讽刺的是，《傅科摆》在国外一直是作为畅销小说存在；我们看到有小说家抱团引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为知己，但按照某位批评家的犀利说法，老马不过是在中国掀起了两场有关“许多年之后”的造句运动，一场在他生前，一场在死后；我们看到，有小说家操持着中学生抒情作文般的幼稚文体，却宣称自己对于语言精雕细琢，有小说家写宗教题材不懂宗教、写高校题材不懂学问、写“文革”题材不懂政治，有小说家开始无限怀念所谓“文学黄金年代”的80年代……
面对小说
轻薄又恭维的态度
然而，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虚火正旺的年代，作家孙犁就对当时的文学景观有过非常冷静和寂寞的观察。这些观察，30年后重温，竟好比预言：
“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会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咎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他自己腐败才罢。”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用‘史诗’和‘时代的画卷’这样的美词，来赞颂一些长篇小说……有些小说，当时虽然受到如此高昂的称颂，但未隔数年，不满十载，已声沉势消，失去读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因政策过时，理论失据；或因时过境迁，真假颠倒；或因爱憎翻变，美恶重分。”
如今，新一轮小说创作的潮流，似乎是视现实为一个过于复杂的存在，以至于认为现实比小说更不真实，一切现实都是“魔幻”。小说家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一方面，是因为网络时代的资讯发达，让现实忽然有可能以某种更为立体多面、更为真实强劲的无遮蔽面目迅速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一个只从图画书里了解猛兽的孩子忽然被扔进丛林，他会本能地觉得这亘古存在的丛林是一种他不可驾驭的新式“魔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对更为久远的社会历史缺乏深切的认知，不了解“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凭借“现实比小说更不真实”这个理由，诸多知名小说家就理直气壮地逃避开小说之为小说所要面对的全部创造的困难与艰辛，也回避了对于那些不可总结、无法归类的复杂生命境遇的同情与思考，同时，他们又期待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最引人注目的流行文体，可以背负上一切值得述说的沉重之物。
这种流露在当下诸多知名小说家口头笔端、对于小说这种文体既轻薄又恭维的态度，或许，是比当下现实更为复杂的存在。
作者简介
张定浩，诗人、评论家，现为《上海文化》编辑，著有《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