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至14日，胡续冬、于勒·戴德尔、马丁·冈巴洛塔等来自14个国家的19位诗人出席了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0日晚，鹿特丹市立大剧院的500人大厅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挤满，诗歌节在组委会执行理事巴斯·夸克曼以“诗歌议定书”为主题的演讲中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年一度国际诗坛最美妙的约会，4天的时间，被46场内容各异的活动填得密密麻麻。

　　市立剧院的入口大厅里，每天下午有鹿特丹市桂冠诗人丹尼尔·戴主持的诗歌辩论会，诗歌节的参会诗人、译者、艺术家、主办团队在这里轮番接受他的访谈。谈话的内容从写作方式、声音诗歌到驻市诗人制度、诗歌翻译的合法性等等，不一而足。大小报告厅内，每天晚上从6点到10点半，诗人们按照活动设置，单人或两人一对，带来风格迥异的现场朗诵，所有诗歌都被翻译成英文，读者可边听边阅读大屏幕上的译文。大多数情况下，朗诵后总是伴有现场访谈。如6月11日晚，马丁·冈巴洛塔和莫妮卡·阿斯佩蓉不仅分别用西班牙语和挪威语朗诵了《没有，不会有，没有过》、《我被迫说》和《回转诗篇：太阳》、《士兵市集》，还与荷兰诗人策阿·德布辉尼雅就诗歌的写作技巧进行了对谈。对于这两位诗人来说，词语的反复不仅会为诗句带来韵律，还使得作品有了整体框架，挥洒想象力的语句因而不致冗长或漫无边际。

　　中国诗人胡续冬在诗歌写作大师班上授课，并偕他的荷兰语译者莱顿大学马苏菲女士参与了诗歌翻译工作坊，同荷兰华侨与留荷学生一同探讨中国诗歌的翻译工作。各式各样的室内咖啡诗座、声音戏剧、室外诗歌野餐会以密集的网状形式布满鹿特丹的各个角落。这些活动中的百分之十通过Vimeo（编者按：一个高清视频播客网站）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各种社交网站上每天都有大量的读者贡献不同语言的多媒体内容。在这里，诗歌已从纸上跃然而出。

　　鹿特丹，诗的开放与自由

　　由国际诗歌基金会举办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已经到了第45个年头，是全世界历史最为悠久的国际诗歌节之一。每年6月上旬，约20位诗人在这里与读者见面。1969年，就职于鹿特丹艺术基金会的马丁·穆埃因造访英国伦敦诗歌节而受到启发，在1970年创办了第一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早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帕斯、特朗斯特罗默、布罗茨基等人都曾来访。在俄国当代文坛占有特殊地位的鲍里斯莱兹等人，在被世界广泛认知前很久就到访过鹿特丹诗歌节。以不同语言写就的充满才华的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和荷兰语，以鹿特丹为起点，传扬至欧洲乃至世界各地。许多受邀的诗人在后来都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世界各地的出版社每年在节日期间为发现才华卓越的诗人而云集于此。

　　1985年，在中国诗歌纷然绽放的年代，北岛成为第一位来到诗歌节的中国诗人，并在此后4次获邀。自此，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向中国诗歌投射着持久的目光，多多、杨炼、西川、郑小琼等25位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诗人先后登上过诗歌节的舞台。2013年7月，北京文艺网与鹿特丹国际诗歌节共同举办了“同步诗歌节”，巴斯·夸克曼来到北京大学为“国际华文诗歌奖”的获奖诗人们颁奖，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与国际诗歌节的交流，与此同时，20位中国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同他们的简介和朗诵音频被发布在诗歌节网站上，在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闪烁出独特的光芒。

　　在时光的流转中，国际诗歌基金会渐渐从原先的节日主办方演化为多职能的文学机构。2000年，国家桂冠诗人奖项在荷兰创立。自此，国际诗歌基金会对这一奖项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每年，都有一位荷兰诗人获此殊荣，成为诗歌大使，致力于推动荷兰诗歌教育，并对国际文化和政治活动做出贡献。每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在整个荷兰及比利时法兰德斯大区，基金会主办的国家诗歌日拉开内容多样的诗歌周的大幕。

　　2002年11月，国际诗歌基金会的英荷双语的国际诗歌网站创立。目前，线上登载着来自83个国家1230位诗人的8730余首诗歌原文，其中，近6000首诗歌被翻译成英语。同样上线的还有45年来近1600条现场朗诵及访谈资料。包括翟永明、西川在内的40位中国诗人的作品通过文字、作者朗诵影音被展现在全球读者眼前，精心编纂的诗人小传及有关他们的诗歌评论使阅读更加深入。对于全世界的读者、出版机构来说，了解世界当代诗歌的历史与走向变得更为便捷，这些珍贵的资料使得诗歌文学得以超越语言的障碍。

　　作为第三任执行总监，巴斯·夸克曼已经组织了11届国际诗歌节。每年11月，他的团队便投入到次年诗歌节的准备活动。甄选参会诗人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但在他看来，“自由的诗歌”是衡量作品质量的最高准则。虽然文学与运营同为诗歌节的题中之意，但使他能够在此间找到平衡点的，是诗歌节独立的精神，“我们最重要的着眼点是活动设置的独立自主。在参会诗人的选择及活动安排中，决策者是我们本身，完全不会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或出版集团等因素的影响。”

　　鹿特丹，诗的规范和实验

　　每届诗歌节都被组委会设定的主题嵌上独特的印记。今年，他们关注着人对语言、诗歌的惶恐，“诗歌议定书”这一提法应运而生。巴斯是这样为他的思考填上注解的：“诗歌语言是最深邃、最富有思想的语言，但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因为诗歌带来的、会让我们惊诧的东西——有时还有司法问题——而感到恐惧。所以我们为语言制定准则、协议，甚至是‘法律’。我们把自己藏在一面文字砌成的高墙之后。把议定书语言和诗歌语言的准则放在同一水平线上，比较它们，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规则构成的世界。”

　　可以说，翻译活动构筑了国际诗歌节的根基。为了使读者对翻译工作有更真切的认识，节日中的许多项目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译者和诗人们同样出现在活动的舞台上，和读者交流他们的工作，他们如何选择原作，与特定的诗人合作时的点点滴滴，有时，原作者反而成为翻译过程中的某种障碍。对于读者而言，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一点点”创新，在于将翻译过程以戏剧化的方式搬上舞台：相对于诗歌文本本身，诗歌翻译同样重要。一直以来，组委会同几百位来自荷兰和其他国家的译者、翻译机构密切合作。巴斯说，“去年，我们与马赛诗歌中心的多语种译者们一道，组织了各种翻译工作坊、研讨会、参观、书籍编纂。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受邀诗人作品选集一直以来都吸引着读者。今年的诗选在秉承原文与译文并重的基础上，呈现的形式又充满新意。腰封上配有两副眼镜，每一页上，红蓝3D的两色文字互相覆盖着，每位作者的诗就这样映入眼帘。诗歌节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对诗歌写作可能性的探索，是鹿特丹诗歌节永恒的主题。

　　当选一年期鹿特丹驻市诗人的罗尼·玛尔古力生于土耳其，曾在伦敦生活近30年。他在那里见多了黑人的苦难、贫穷，以及他们窘迫的生存状况。这让人灰心的现实，使他的生活显得更加真实，社会生活的张力让他有了写作的欲望。横跨亚欧的人生轨迹让他对中东的诗歌写作方式产生了质疑，他的批判也许会让很多人感到难堪：“（中东诗歌）一直有着词藻华丽、内容空泛的问题。”对他而言，诗歌的内容是不受限制的，其重要性远远大过形式。语言不是写作目的，而是一种工具。他说：“如果鞋没有磨疼你的脚，就不要写。而且如果一首诗只有你能明白，干嘛要写？”

　　而有着飘然嗓音的女诗人莫妮卡·阿斯佩蓉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她朗诵自己的作品时，那些循环出现的字句仿佛已不存在。形式，对于她的诗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也存在于形式之中：“音乐性对信息的传播影响很大。人们通过声音才能在诗中找到共鸣。在诗歌中，所有的疑问都可以被允许，音乐是一条路，通向很多种可能的答案。”她朗诵的《士兵市集》写于10年前，那时候的她对语言产生了不信任，怀疑文字会掩盖事实真相，因而，所有建筑在语言上的结构都倒塌了，对于那时的她，“只有音乐能够存在。”

　　夏尔-皮埃尔·诺德来自南非，既是诗人，又在《Beeld》等媒体写专栏做兼职文化记者。南非社会的激进传统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国内长达56年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促使他写作的重要因素。国家对个体产生的政治上、心理上的影响，是他诗作永恒的主题。他写诗，是想要给读者带来一点可能性。他的语言充满超现实色彩，却也有着被理解的潜力。他说：“诗歌，是将抽象的感受具体化，我想用梦的语言写阴暗的政治现实。”诗篇的形式在诺德眼中是重要的，恰当的比喻永远好于平铺直叙，“比喻可以让精神超越死亡。”在他的诗里，“叙述者是幽灵，他既在场又缺席——他在他的情境里默默注视着一切。”[NextPage]

　　鹿特丹，诗的传承和对照

　　鹿特丹每两年选出一位市立桂冠诗人，他应以诗歌写作对本地生活作出回应。本届获此殊荣的丹尼尔·戴虽然是个“靠诗歌吃饭的人”，但他也承认，当代诗歌是极其小众的：“在荷兰，至多有40位‘全职诗人’，诗集最多能卖到500册。”为此，丹尼尔不得不开发与文学相关的“副业”，他在鹿特丹剧院定期主持现场文学批评秀《现在预定》，公开售票，观众可以聆听他与作者同台对新书进行品评。诗歌实验，这是对互动性的一种探索，是反思后的结果。

　　由于全球诗歌的发展现状，很多国家都在试图构建各种项目措施来保护诗人这个群体。今年，诺德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邀请，成为柏林驻地艺术家项目的受邀作家，进行着为期一年的写作生活。这对他来说是拉开距离看南非所谓“理想社会”的契机，在柏林这座城市历史感的笼罩下，他看到南非悖论的一面：这个坐落在人类发源大陆的国家，如今却布满了全世界最年轻的城市。以专心写作为乐的他，不仅对自己的现状感到些许欣慰，也尽己所能推动国际诗歌的交流。他曾经参与策划了“诗人大篷车”工作坊，来自世界各地的28位诗人在10天中走遍格雷岛，进行创作交流。今年5月，他组织举办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舞于异语’国际诗歌节”（Dancing in Other Words ·The Spier Poetry Festival），在他的力邀之下，中国诗人多多参会，获得了极大好评。谈起多多，诺德充满惜才之情，“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诗人，我很佩服他的才华。”

　　教育是影响诗歌前景最重要的因素。丹尼尔·戴从13岁开始写诗，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教授相关课程，现如今这些课都被数理化取代，诗歌教育变得无足轻重。因此，他想尽办法在鹿特丹一所学校开展了诗歌工作坊，教10到12岁的孩子们写诗。“他们热爱押韵。我让他们先从自己动笔开始，然后再渐渐进行阅读，涉猎经典或富有创意的作品。”有一次，他们工作坊以“未来”为题作诗，孩子们在想象、讨论后，不仅完成了各自的诗作，还帮助丹尼尔·戴把它们编辑好，付版印刷，最后在市区进行了表演。罗尼·玛尔古力也在伊斯坦布尔的一所中学做客座教师，教十一二岁的孩子们写诗。“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写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孩子们享受这个过程。先前我还在监狱里教授过诗歌写作。”

　　当莫妮卡自己的原作作为艺术品在美术馆展出时，她带着十岁出头的儿子去看展。当每行的首句循环出现了几十次之后，小男孩开始重复这些词，并在后面续上自己的词句。孩童口中的诗篇使人冥想。她说，在诗的世界里，在生活里，人不能只是永远向前，也要明白循环的珍贵。

　　（作者系留法学生）

　　（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