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鸣，生于1963年，江苏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江入大荒流》、中篇小说《不二》《入流》《愤怒的小鸟》《种桃种李种春风》等，曾获2012年人民文学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2011《小说选刊》年度奖、《人民文学》2011年度小说奖、金陵文学奖等。
该如何形容余一鸣小说里的那个世界呢？我觉得有一个最恰当的词语，就是“潜规则”。如今，对“潜规则”一词被单向度地过分演绎，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丰富语义。余一鸣笔下的“潜规则”却是一种还原的、广义的，甚至完全成为体系的一套亚制度。过去我们常常用另一个词语来概括这样的体系，那就是“江湖”，然而我们却不能用“江湖”来统领余一鸣的作品，因为在他所描绘的世界里，“江湖”原有的热血义气都不复存在，如今的“江湖”已经成了“潜规则”，只剩下冷漠、严苛、虚伪和毫无原则的利益纠葛。
这套“潜规则”在余一鸣作品中的合理性，源于他笔下的那些人物。这些人物出身乡村或是城市贫民家庭，为了自己和子女的未来隐忍蛰伏却又不顾一切。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分化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子弟之所以在成人之后在阶级上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小部分人出人头地，成为有出息的上流人士，大部分维持原状，无法逃离底层工人阶级，原因正是“潜规则”与社会正式规则之间的分离与冲突。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威利斯的这套理论虽说不能完全适用，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在我看来，余一鸣笔下漂泊在“高大上”的城市生活中的贫民子弟以及他们和都市“潜规则”之间从屈服到适应的关系，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阶层构成法，而余一鸣平淡、娓娓道来的写法，却将这一构成过程的残酷与挣扎反映得更加深入和直接。
《种桃种李种春风》可以说是余一鸣在农村子弟塑造上最为全面和完整的一部作品。大凤和她的丈夫家宝从村里来到城市打工，就是为了让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享受同样的教育资源，最终考上好大学，过上好日子。谁知，在停车场工作的家宝却因车祸身亡，大凤和儿子清华的生活变得更加举步维艰。为了得到一个进到市重点就学的“指标”，大凤四处“找关系”，贱卖了家中的房子，向原先势同水火的邻居低头，去教育局退休的老局长家做保姆，忍受老人时不时的暧昧举止，甚至不惜与重点学校的特级教师乃至厨师进行性交易。但最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大凤还在为儿子的升学问题四处求告无门时，老局长家的孙子却已经计划着出国留学，强烈的对比使大凤的内心最终走向了崩溃。
这是农家子弟与城市规则的第一次交锋，他们在正常的城市规则与社会秩序中无法获得公平的对待，清华再怎么努力也无法与老局长的孙子陆海波公平竞争。因此，大凤除了向“潜规则”寻求帮助之外毫无办法，即使她感到屈辱、厌恶，也不得不向潜规则低头。不仅是大凤，看似已经在城市立住脚跟的小梁老师和吕特也同样遭受着城市逻辑的歧视与践踏。小梁老师聪明清高，为人规矩，在奥数教学上很有一套，但却敌不过教育局的一纸文件，奥数班叫停，小梁老师失去了工作，跳楼身亡。而吕特虽然身为特级教师，却因为出身贫寒，一直不被重视，只有在大凤面前才能耀武扬威。对潜规则的屈服源自于对规则的不信任感和恐惧，也同样来自城乡之间决然的断裂。来到城市之后，再深厚的乡土也无法成为这些漂泊一族的后盾，他们被城市生活的脚步裹挟而去，失去了所有的保障和依靠。而潜规则却在某种程度上披着“故乡”和“人情”的外衣，让初次征战就铩羽而归的农家子弟感受到一种虚幻的温柔。大凤与吕特、与罗大厨的性交易，虽然目的明确，却又试图营造出一份义气与温暖，而小梁老师的奥数班之所以接收清华入学，虽然直接的原因是梁老五得到了大凤家的房子，但小梁老师的负责也同样让大凤感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潜规则逐渐成为这些贫民子弟心甘情愿的行为守则。
对于逐渐成熟的潜规则体系，余一鸣显然用了更多的笔墨。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便是中篇小说《不二》与《潮起潮落》。《不二》讲述的是几个建筑承包商与“二奶”之间的故事，这些已经相当体面的成功人士，不论他们过去是砖瓦匠还是木工师傅，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交往圈和人际规则，而《不二》所侧重的，便是对待女人的规则。在这样的交际圈中，女性很难获得应有的地位，包工头包养的所谓“女研究生”，不过是充当门面的花瓶和满足男性需求的玩具。其他身份的女性在这片江湖中的遭遇也同样不容乐观，“大奶”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自己丈夫的控制权，包工头们对待结发妻子的方式与对待“二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人将之谓为“包大奶”，她们困守的围城，早就是一座空城而已。而企图在这男权当道的江湖中分一杯羹的事业女性则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她们的聪明才智永远在遭受忽略，她们交易的等价物似乎仅仅是她们的身体，也正因为如此，她们还要面对丈夫的猜忌、暴力和家庭生活的不和谐。
《潮起潮落》更加能够说明“大奶”和事业女性的双重危机，民间融资者范青梅看上去是成功的女商人，但面对丈夫的背叛仍然无计可施，只能向“小三”范佳惠发泄怒火。银行精英丰玉洁甚至要亲自开车送丈夫去会所。再强势的女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丈夫与家庭，而她们的生意也举步维艰，时刻需要背离她们的本性，去曲意逢迎，去相互算计。在错综复杂的男权社会里，她们孤立无援，只剩下一纸支票，支撑着她们生活的勇气。年轻女性的状态也不容乐观，她们固然比中年女性有更多的选择、更广阔的眼界，但她们要面对的诱惑与逼迫也比范青梅们更多。《放下》中的刘清水、《不二》中的孙霞、《潮起潮落》中的范佳惠、《淹没》中的陈洁，都是年轻聪颖、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余一鸣在描写这些人物时所使用的充满温情、希望与宽容的笔触，但我们也同样能看到这些女性向新江湖、“潜规则”所做出的牺牲与妥协，甚至被它的粉饰所迷惑，心甘情愿地掉进陷阱。
男女关系是永不过时的话题，余一鸣在《不二》等篇目中以男女关系为切入点，实际上可以延伸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民间传统甚至江湖作风与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女性主义、拜金主义在经历了碰撞之后，并没有相互削弱，反而不断交织、扭结在一起，组成了更加令人无法挣脱的江湖规矩，令弱势者不断屈服，强势者也更加难以自拔。[NextPage]
《入流》可说是余一鸣“潜规则”体系的一次全面展示，那群在长江上讨生活的船老大们，虽然看似处于城市与乡村之外的第三地，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这部小说中清晰地看到这种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交织起来的新江湖的全貌。如果从传统的角度来看，《入流》简直就是一部武侠小说，有武林盟主白脸，有帮派掌门陈栓钱，有落魄老前辈罗金宝，有劫富济贫的世外高人，有贪财贪利的势利小人，甚至有落草为寇的官员，有背靠大树的“孙二娘”……人物来往、交锋无不充满神秘的江湖气息，有暗号，有规矩，有称兄道弟，也有背后捅刀，时间仿佛已经在这条江上凝固，将读者传送进了某个遥远的，远离现代文明的江湖现场。然而，这套江湖的外衣，这一系列似乎与现代文明无关的“潜规则”却仍然无法看作是在真空的“世外桃源”中凭空构架，也并不完全来源于传统和属于传统的江湖，且不说那些在船舶方面技术性的表述，船老大们和船帮头目的心态早已不属于那个遥远而淳朴的江湖，甚至已经不再属于养育他们的固城乡村。罗金宝、陈老三对金钱的渴望，陈老三在船舶索赔上展现出的冷静，白脸对船帮政治化与企业化的管理和对服务业的借鉴和利用，无一不带着现代文明的烙印，江湖最重要的价值“义”早已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不断膨胀的利益、欲望和其带来的冷漠、残酷、不择手段。陈栓钱从一个古道热肠的船工，到后来成为冷酷无情的船老大，他的改变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东牛们、张大东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不仅仅是城市，乡村也难逃“潜规则”的渗透。《放下》是余一鸣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描写乡村巨变的一部，乡村为了招商引资牺牲环境，牺牲世代农民和渔民赖以生存的水体，疯狂养殖蝲蛄与蟹，与当年水清山明、怡然自得的农村早已是天壤之别，商业化、政治化正一步步成为乡村生活的重要主题。在描写城市的作品中，余一鸣也没有像其他作者那样将乡村作为对比性的存在，他笔下的乡村同样人心不古，《种桃种李种春风》中锱铢必较的邻里关系，《放下》中疯狂追求经济效益的农民，《淹没》中为了利益才重聚的虚伪宗族……一种传统的“乡愿”与现代价值观相结合的新的乡村法则，也正是余一鸣所展现的“潜规则”与新江湖。
将这种“江湖”推向极致甚至荒诞化的作品是《愤怒的小鸟》，一个中学生竟然依靠着游戏中的“帮主地位”，让现实生活中的局长对他俯首听命，任他呼来喝去，这难道不是传统江湖的复兴吗？英雄不论出身，不论年纪大小，拼的都是实力。然而游戏中的“帮主”金圣木还是要为现实的处境头疼，他的父亲给妹夫做司机，母亲是民办教师，每日琢磨着他的奥数题，不管金圣木在帮里如何杀人如麻地位崇高，局长在请他吃了一顿饭之后也再无音讯，他自己的日子照样过得比表妹寒酸，连iPad都买不起。游戏中团结一心的帮派并不能给他实际的帮助，反而让他在真实与虚幻的交错中更加混乱。最终，金圣木为了能够玩愤怒的小鸟而杀了表妹，但他杀人之后无所谓的表现，证明了他对真实与虚幻的混淆。当下的网络游戏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平台，这种以虚拟的人际交往为支撑的游戏方式，是否相对单纯公平，是否真的是传统与江湖的复兴？余一鸣给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论人物设定多么复古，帮派多么繁杂，战斗多么如火如荼，但仍然是现代科技与现代文化的产物，玩家真实的经济地位往往决定着他们在游戏中虚拟的地位，像金圣木这样的“帮主”，简直就是奇迹一般的存在，而更多的情况下，没有经济支撑的玩家，即使再怎样技术流，即使是在这片“江湖”中，也一样无法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尊严与位置。以金钱为主宰的新江湖，正在一步步侵蚀着每个人生活的每个角落。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大、城镇化的深入、进城务工人员的不断增加，描写平民少年成功记的作者不在少数，描写在城乡价值观中徘徊不定、无所依靠人群的也很多，但余一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角度，一个新的人群。这些业已成功的人们，他们如何看待他们从小生长的传统，如何看待逐渐变化的乡村，又如何理解城市，理解他们感到新鲜胆怯的现代文明？余一鸣用他细腻的描写，感同身受的深入，描绘着、展示着他们的扭曲、异变和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以一个个微小的人生，言说着一种普遍而宏大的东西、展示着这个国度的大多数所经历着、构建着的，深受其苦却又无法摆脱的“潜规则”。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