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后，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简体字版终于出版了。

　　这个简体字版《凤凰》和牛津出版社的繁体字版不同，是个注释本，注释是由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做的。无论是长诗《凤凰》，还是为这首长诗所做的详尽的注释，都是一种实验，并且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实验。至于实验的结果如何，是否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否为诗歌写作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作风，那只能交给读者和批评家去批评和鉴定了。

　　不过，看到这个注释本之后，想再说一点感想。

　　还是从我在徐冰的《凤凰》发布会说过的一个话题说起。

　　我们已经生活在21世纪，这个新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一个不但和20世纪全然不同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未来也十分不确定的时代，它让人忐忑不安。这样的时代过去有过，可是，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令人头晕目眩如飞快旋转的万花筒一般的变化速度，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过。因此，今天我们感受到的“世事难料”的忐忑，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这也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新时代。

　　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们的文学写作和艺术创作是不是还能像过去那样写作和创作？20世纪为诗人、作家、艺术家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这笔遗产犹如施足了化肥的一片黑土，今天还有无数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在这片土地上播种并且收获，但是，我总觉得从那里生出来的，还是20世纪的旧花草、旧风景。

　　诗人、作家、艺术家如何在21世纪写作和创作？

　　诗人、作家、艺术家如何为21世纪写作和创作？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

　　回答或者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必须要想很多事，做很多事。我觉得其中之一，就是认真清理20世纪为文学艺术留下的遗产，看其中哪些还是肥料，哪些不过是垃圾。比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的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罗兰·巴特这句话以及背后的整套符号学和语言学思想，曾经对文学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下半叶写作天空上的一片巨大的阴影。我自己在80年代就很迷信过这类说法，以为语言秩序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带动生活秩序的改变，甚至可以从思想精神层面出发，最终引发社会的变革，等等。出于这样的迷信，我在当年的一些评论中提出“语言的反叛”、“阅读的颠覆”的说法，使劲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是21世纪教育了我，实实在在看到了所谓“语言的反叛”在历史发展中的局限性，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这类“反叛”，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不但没有形成有效的对抗，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辅佐或者帮助了资本主义新秩序的建立。举一个明显的例子：近些年很多公司和商业机构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庇护下，通过无数诗会、评奖的举办，正在或者已经精心地把诗歌变作一个赏心悦目的橱窗。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能不重新思考罗兰·巴特，重新思考语言在文学写作中的位置和意义。当然，要重新审视和批评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纯文学”这一面灰色的旗帜，竟然在今天这样一个谁也“纯”不起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里，仍然被很多诗人、作家和批评家高高擎起，在他们头上缓缓飘扬。再如，诗歌只能是一种个人化写作，只能表达诗人内心最隐秘微妙的感情活动，这一类写作观念，今天不仅仍然是无数爱好诗歌的文学青年的信仰，而且也是很多诗人得以安心写作的精神之家。但是，我以为这一切是可以质疑的，需要开展讨论来重新给予检讨和审视。至少可以问一问，诗歌史上那些伟大的诗人，屈原、杜甫、歌德、普希金、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庞德（Ezra Pound）——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难道他们的诗歌能用个人化写作来解释和定位？为什么今天我们诗歌的格局变得这么小？

　　总之，21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了，一个崭新的大舞台出现了，诗人、作家、艺术家将会在这舞台上做什么样的演出？

　　会有新的文学思想和艺术观念出现吗？

　　会像以往的几个世纪那样，出现本世纪的伟大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吗？

　　我们等着看。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