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又开始红了，红的理所当然而富时代感。要问萧红为什么这么红，或与问张爱玲、三毛为什么这么红，问伍尔芙为什么这么红是同一个问题。人们喟叹她的悲惨命途，哀怨情路，刚烈性情，继而怀念起萧红身边的旧时文人，怀念起看星星谈诗歌的黄金年代—好时光仿佛必然是旧的。

　　消失的乐道8号

　　尖沙咀乐道，不算宽的一条后街，错落分布了好几间澳门餐厅，门口张罗着热乎的葡式蛋挞，所以也有叫这里澳门街的，附近又包围着海港城和弥敦道，变成颇多观光客歇脚充饥的去处。

　　从街上仰头望去，红绿招牌再上是剥落的灰墙铝窗，典型的九龙唐楼。乐道8号的阁楼，萧红和端木蕻良1940年由重庆逃避战乱来港，就栖身此处。1942年萧红因肺病在香港医院去世，死后一半的骨灰埋在浅水湾，而另一半骨灰，则被端木蕻良买了一个花瓶，偷偷埋在西环半山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里。殖民地时期，英国财阀在浅水湾建丽都花园，要刨墓奠基，几位香港文人为此奔走，后来去信取得身在北京的端木同意，把萧红墓迁往广州，重新安顿在广州银河公墓。那是1957年，香港文艺界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迁葬仪式，也激起大批香港作家的感怀之意，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写了无数有关萧红的文字。如今丽都花园犹在，几株曾经埋骨的大树也在，不复存在的岂止秀骨，世道早已变了几重天。

　　萧红在香港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和萧红交好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隔年来探望她，由几步之遥、矜贵的半岛酒店至此清寒之地，简直可以用惊恐来形容。小岛湿热的潮气也纠缠着她原本贫弱的身体，周鲸文后来在回忆文章里也写：“他们住一间200呎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张又老又破的床上。”却也是在这里，她写了生涯最重要的两部小说《呼兰河传》以及《马伯乐》。可能是像作家小思先生说的，“她正以惊人的速度，完成她一生创作历程的重要段落，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全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

　　如今8号的门牌都很难找到了，楼下的铺面成了许留山。萧红命舛：童年不好，命气也虚弱，伤筋动骨爱的几个男人待她更不好，连动乱的时事也没给她好脸色，31岁就在日军轰炸中的香港因肺病殁去，死前绝笔“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她大概不会想到，大半世纪之后，接连有人把她搬上舞台、荧幕、专栏，悼念、戏说、神话，或者揶揄。她必然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位南方的汤唯小姐，扎起羊角辫，在金色的光圈里笑靥如花，出演她的黄金时代。

　　“英雄树挺有君风”

　　斯人已逝，要还原一个故人总是难事，何况一个被期待戏说的女性。在同侪朋辈的回忆文字里，有说她爽朗的，有说孤僻的，也有指责性情过于自我的，但多数都会提及她有男儿的英气以及感性。许广平曾说：“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性。”上海“八一三”之战时，日本的鹿地亘夫妇“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于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

　　她对精神导师鲁迅的仰视庶可映照出对自己的期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聂绀弩总想为萧红作“女英雄传”未果，随手写了“流亡东北兵戈际，转徙西南炮火中；天下文章几儿女，一生争战贯初终”。

　　萧红活在“全民抗战”的年代，“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站立桥头，大家对“女英雄”的期待完全处在家国想象中。女英雄是不大好女性化的，萧红在哈尔滨读中学，结交朋友，多少受当时沙俄和日本制衡中的殖民地洋派作风感染，审美也是欧式的，喜欢和朋友叙谈，喜欢唱歌跳舞，喜欢风格独特的衣着，去见鲁迅先生前，她还现买了布头替萧军赶制出一件哥萨克式的格子衬衫。

　　萧红不是丁玲，更不会去学骑马挎枪打仗，葛浩文在评传里说，萧红的态度是做一名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她是波希米亚式的，看她的作品也能察觉，虽然名列左翼，对时局并不十分关心，谈得也不多，后期的《呼兰河传》才更贴合她本真。不吝惜词句“英雄树挺有君风”夸赞她的聂绀弩也看不顺眼了，“萧红，是我们的朋友，是朋友的爱侣，是一个最有希望的女作家，是《生死场》的作者，我们对她的尊敬是无限的。今天却看见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搽脂抹粉的，穿时兴的衣服的，烫什么式的头发的女人！我感到一种无名的悲哀”。柳无垢评价萧红居港的创作时说到，“失去她旧有的新鲜和反抗的朝气，有时，朋友们谈到她，会带着亲切的责备说，呵，她只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NextPage]

　　文学史中的萧红

　　萧红与时下的香港大概已无精神上的交集，许鞍华作为香港导演发掘这一题材也是个案。其实，萧红不是现在才开始红的，身后不久的1947年，罗宾基就写出第一本《萧红小传》，1981、1982、1984年，哈尔滨相继召开了3次萧红学术研讨会，那时已有“萧红热”，1991年为纪念萧红诞辰80周年，首次出版了《萧红全集》，当时出全集的作家还凤毛麟角。在文学史上，从一开始的根本不提，或者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稍稍提及《生死场》，到80年代后期，带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主义及结构主义批评方式露出头角，90年代逐渐开始挖掘萧红作品的美学和艺术意涵，也开始注意她的后期作品《呼兰河传》及《马伯乐》。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也没有她，但他后来在访问里还是肯定地说：萧红厉害，张爱玲下来的女作家就是她。至于没收录的理由，他说当年决定要写萧红的时候，找了柳无忌搜集资料，她妹妹柳无垢跟萧红是好朋友。结果柳无忌说他的学生葛浩文在写以萧红为题的博士论文，“我想要是我把萧红写了，他就没得写了”。

　　夏志清向世人重现了张爱玲，葛浩文的《萧红传》则是把萧红推回了她生殁的故土，英语世界的翻译和推介，对大陆的萧红热不啻为一种反刍。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是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也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者，和《呼兰河传》的相遇是他第一次对萧红发生兴趣，读罢《呼兰河传》再读葛浩文的传记，史料扎实翔实令人信服，隔世用情之深叫人感念。

　　葛浩文倒不是萧红的第一个域外知音，1936年她旅居日本期间给萧军的信中就可知当时已经有人试图翻译她的作品，身后多年，一直有墙外人识得彼花之香。但把她的作品归入抗日或左翼文学是冤了。她很擅长写自传性意味的文章，个人意识很浓，要说萧红是抗日作家，最早让她扬名的《生死场》恐怕难以作为凭证，葛浩文对此感触很精准，“说《生死场》是以反对日本侵略为主题，恐怕与事实有一个相当的距离。因为这本150页长的小说的前100页并没有丝毫有关日本侵略的事迹，只是静静地描写中国传统封建制度被地主压迫，与农民在大自然的安排之下听天由命、迷信无知的悲剧生活罢了。”

　　《呼兰河传》结构很散，没有扣人的情节和线索，也没有主线人物，萧红写了好几回东北平原上空的火烧云，正是《呼兰河传》的步调，散漫流畅绚漪。把她归为左翼作家，大概是因为她受鲁迅的影响，以及当时所处的时局，交游的同辈作家。当年举目无亲的萧红和萧军远去上海投奔鲁迅，鲁迅不仅是恩人，伯乐，更是精神导师。《呼兰河传》里时不时有鲁迅的影子，萧红对农民的麻木和粗鄙并没有留情，讥讽之笔与鲁迅对国民性的刻薄反思很是相像，她自己也曾经说，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而且至少在长度上超过他”！

　　但萧红毕竟是女作家，她对生老病死的叙述更多溢于自身的生命经验。葛浩文评价过，她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个人与作品的关系愈疏，作品失败的成分愈大。黑土地上农民的空洞和愚昧，苦痛与挣扎，成了萧红对故土的记忆编排，也流露出一股自然的无奈和哀愁：“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时自古也是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最后汇作一句著名的喟叹：“忙着生，忙着死。”

　　女性主义的个人视角

　　和张爱玲身后的生生不息一样，当代文学批评也不断从萧红作品里重新挖掘出现代的、流行的着眼点—乡土的，家园的，悲悯的，人道主义的——这其中，女性主义当然是最重要的点之一。

　　萧红的作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属于理所当然，她的小说有大量父权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题材，《生死场》、《呼兰河传》、《玉阿嫂的死》中的故事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讲述农村妇女所受的逼迫；还有不少反抗意味的角色，《小城三月》中翠姨对恋爱的追求、农妇对压迫的反抗，都有强烈的女权意识。但萧红自己在感情中却并非强者，她服从于直觉，对男性的依赖可算沉溺，她自己曾说：“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萧红的秉性造就了她的命运，她对生存状态很是清醒，却惰于作出选择，宁可侧身看着命运把躯体推向何处，也等着领受深渊石碎的苦。不是不挣扎，却对自己有种漫不经心的勇敢。今日的文艺创作者，多是从萧红自求的沉沦中寻找灵感，力图塑造一个萧红的“传奇”，再佐以辛辣的边角料：逃家、怀孕、被抛弃，萧红的名字总不是独立存在的，她和生命里的几位男性，仍要在人们的嘴边、纸上，长长地、真真假假地纠缠下去。

　　这种探求有天然的男性视角和满足观众的窥私性，算不上女性主义，最多是对女性主义的过度诠释。真正的女性主义视角有着善意的探讨，最大的善意，莫过于把萧红从集体主义和男性主体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还原个人主义的本真。中国早期的女性主义学者荒林在她《男性批判》的前言里提到，作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与其说是性别路线的，不如说更是个人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中国女性自我解放运动，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深化的必然。作家残雪也说，她在直觉上更愿意接受西方理论家和作家笔下的自我，他们把自我当成通向人类精神王国的通道；每一个人都以独特的自我通向精神世界，对自我挖掘越深，通道就越宽，世界才越大；女作家的所思所感越是自我的，就越是大众的。

　　所以葛浩文说，“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许鞍华的《黄金年代》还未上映，先预热的是穿插《黄金年代》拍摄历程和萧红一生的纪录片《她认出了风暴》，片名大概是取自里尔克的诗：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来又蜷缩回去，

　　我挣脱自身，独自

　　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

　　萧红是野生的自我，她用淋漓的人生完成了她的写作。单看《黄金时代》的片名，许鞍华的讨论已经表现出最大的善意，让人对电影多了一丝期待。

　　（实习编辑：邢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