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格格，作家，1979年生于成都，现居北京，曾为《城市中国》副主编，著有《小时候》、《黑花黄》等。2014年，新书 《不留心，看不见》出版。

　　四川女人，四川人

　　和四年前刚出完《小时候》的景况完全不一样，四年前，桑格格收到的读者来信基本都是：格格，你怎么能这么好玩？在厕所看你的书笑得要从马桶上摔下来喽。而这一次，新书《不留心，看不见》上市后，每天上微博她都会收到读者的＠，“格格，为什么要写得这么狠？哭惨了。”

　　四川人桑格格对四川感情复杂。她认为自己作为四川人不是那么典型—至少不如她妈何安秀女士典型，后者远比她爱打麻将、爱吃辣，更快人快语泼辣麻利。而她呢，骨子里是严肃的，紧张的，缺乏川人那股子与生俱来的舒展和随时随地的安逸劲儿，“倒是像个北方人”。一回成都她就焦虑，住在北京反而放松—不舒适，但她也不需要舒适。北京粗糙、凛冽、丰富，还有成都一年到头都不会有的“响晴响晴的天，晴到你觉得有一条巨大的鲸鱼刚刚游过”。

　　可她又比谁都爱四川，纠结的爱。如同抽了半个身子出来—本来是亲人，现在成了半个旁观者，成了熟悉又尴尬的邻居。大概这样的关系，才是最适合写作的关系。《不留心，看不见》里让读者泪水涟涟的半本，写的就全是她熟悉的四川人的故事。抽烟、打架、笑起来咯咯响的黄美丽，在她的年代就知道怎么把校服衬衣下摆打一个活的蝴蝶结，露出细腰；家属院里的林花篮，说话声音如响雷，带着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一个比一个美，一个比一个泼辣，开发廊，是整条街的时尚老太后，年轻时当单亲妈妈，老了变成单亲外婆，男人来来去去，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沉默、倔强的蒋碧蓉，不读书的豆豆——桑格格说，四川的女人啊，就跟川菜一样，辣，但浑身是劲儿。写下来，各个都摇曳生姿，都是传奇。但看到最后，哪有什么传奇—黄美丽失踪在十五岁的夏天，蒋碧蓉被一场大火锁在了打工的仓库里。没有传奇，只有命运。

　　“命运有时很苦，但四川人不以苦为苦。”桑格格说。她笔下最酷烈的一个故事叫《丑舅舅》，这个人的命运一波三折，从小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出天花落下了一脸麻子坑。因为丑而不招人待见，等到养父母也过世，他彻底成了孤魂野鬼，索性衣服也不穿，每天光着身子干活，令同村的大姑娘们羞愤难当。直到有一天，丑舅舅冲进了监狱，生生地扛出了一名女犯，和她做了夫妻，还生下了可爱的女儿。这是丑舅舅的黄金时代，幸福如同糖罐里的蜜糖，望不见底，正一勺一勺舀出来。但很快，由于仇家的作梗，和女犯一直未领结婚证的丑舅舅在严打中被揭发、逮捕，游街示众，最后竟以通奸罪被处死刑。

　　桑格格一度想放弃这个故事，就在出版前，她还犹豫过是不是要把《丑舅舅》的故事抽出来。她有一个朋友很不喜欢这个故事，不但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生活的信条：一个好人如此认真、奋力地生活，生活最终也并没有给他回报”，更因为它“太灰暗，太不桑格格了”。人们期望她能继续《小时候》般的写作，即使不是天马行空的，也起码要葆有她的天真、她的义无反顾。或许她可以给这个故事加一个不那么惨淡的结尾？—是真实的：丑舅舅和女犯的女儿，小杏子，现在桑格格叫她杏娘娘—在福利院长大后，竟然成了香港女富商，全身闪闪亮。上次回乡来，投资修路，市长陪同呢。“她善良温柔，有钱又大方，找到了爱她的丈夫，还请我们在成都最好的锦江饭店里好吃了一顿。”

　　但最终，她还是没有加上这个过于逆转的结尾，而是任这个残酷的故事躺在了书里。“我尝试不再抚平生活、柔化生活了”，她说。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命运鞠躬。

　　继续走，带着感激

　　2007年夏天，桑格格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小时候》。十年前她开始在网上写关于童年的回忆，包括：没带钥匙在家门口等跳广场舞的老妈回家，无聊把头伸进了花坛的孔里，卡住了，却看见了悲壮的夕阳；有一天外公被误认为是个老干部，享受了一路；第一次穿健美裤，第一次吃绿豆棒冰，妈妈的衣着和发型，失败而难忘的春游——这些乱七八糟、零零碎碎却又神采飞扬的成长片段，可以让任何一个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轻易地想起童年的味道。以至于《小时候》一出版就火了，“第一个月加印了四次，两个月里加印了六次，都卖光了。”

　　她带着点刻意地回避着这本书的成功，“成功了，有点手脚不知该怎么放，不知所措的感觉”。到处都有人催她，格格，趁着红，还不赶紧写，赶紧出？

　　桑格格曾经认为，写完《小时候》，意味着她要向童年告别了。她早熟的、折腾的、哪吒般的童年—13岁去峨眉电影制片厂自荐做演员，做过电台主持人？，交过黑社会大哥的男朋友，分手后只好从成都跑掉，带着一张辍学的文凭。而此时，她已经拥有了开头出色的写作事业，稳定甜美的爱情，接下来，她应该沉着起来，写些成年世界里的故事了。

　　她急着想写。满脑子都是语言，却在喉咙里堵塞住了。“像是有根线，吊着一个小人儿在跳舞—舞鞋飞转，心里一直在喊转啊转啊不要停，但身体快要失控了，跟不上了，终于有一天，啪地一声，那根线断了。”

　　桑格格说，回忆起那段抑郁症的日子，像站在一个大黑洞的边缘，里面丝丝地冒着冷气。每天睁开眼睛，意识恢复，痛苦就在意识恢复的同时，如同一滴墨汁滴入清水—所有的绝望都开始扩散。直到有一天她发现，所有的痛苦都藏在一个叫做“自我”的无形躯壳里，她一直艰难地想要从这个牢笼里面出来，那些办法都像是在一个橡皮笼子内作斗争：撑开一点，一放手，“嘣”马上反弹。除非她忘记“自我”本身这个存在。

　　等到再拿起笔的时候，她试图用文字做一件事情，就是消散自己，把有限的自己融解在无穷尽的人事景物中去。作为一个在生活中过于敏感的人，曾经一度，这种敏感的失控，让她极度痛苦：一叶一木、落日、季节更替、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死去的甲壳虫——它们都让她揪心。最终她找到了消除痛苦的方式，就是把生活中的情感和记忆，用文字捆扎成束，摆在不再翻动的心灵深处。

　　“能写作我已经很满足了，写完了，堆积一段小小的岁月，还有人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为之哭和笑—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已经是很好了”，她要继续往前走了，带着感激。

　　（实习编辑：邢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