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下乡一直是我的一门重要功课，一方面我出生于农村，虽然混进城里已经多年，近年来父母也相继去世，村子里已经没有嫡系亲属，但根还在农村，亲友邻舍枝枝丫丫的关系纵横交错，还有些亲情需要眷顾，尤其是步入不惑之年，怀旧的情绪日盛一日。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以前在省报做记者，深入田间地头采访是一门重要功课，后来调入政府研究部门，每年的重要工作就是下乡调研，每月至少下乡一次，一次就是一周，加上驻村蹲点，三同五同的。因此一年有一大半时间都行走在乡村。

　　而每个学年开始，与家乡千丝万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孩子入学上，只要沾点亲带点故的都会找上门来，成了我最大的负担。村庄旺盛的生命力表现在孩子多、后世重，而“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那么强烈与迫切。因此，这是一件没完没了的活计。能用的关系已经用了好些年，我只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发毛了，接我的电话都有些神经质。我知道他们的难处，只能是威逼利诱耍无赖地努力着。同时，还肩负着为他们找活、讨薪、打官司，凡此种种。有时候觉得不堪重负，可一想到他们的处境与愿望，就不能不努力去做。毕竟这是一条可以让他们体面地走向外面世界的重要道路。

　　缺失了青壮年的村庄，失去了应有的活力与激情。走进村庄寨堡，散落在村落里的全是老人和孩子，一双双眼睛迷茫、孤寂、散漫、无奈。不要说是听到此起彼伏的情歌民谣，就是鸡鸣狗盗、牛歌羊唱的情景也是越来越稀罕了，许多村庄已经废弃了。行走在村落中，让人想到小时候老人一讲故事就要提及的深山老林，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被我们描述过的乡村正在消失，留给我们的是大片大片的空白，留守村落的老人和孩子落寞地坐在这巨大的空白里，无所适从。他们的温饱问题是彻底解决了，可是又带来了新的苦恼，生老病死的传统意义显得那样的强烈，建立在乡土社会之上的家庭伦理正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媒体记者甚至是专家在提及乡村时，用了“凋敝”这个词。相关部门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10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只剩270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比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土改运动更为波澜壮阔，每个人都牵扯其中，带给许多人“乡关何处”的困惑。毋庸置疑，变革中的农村、农民甚至是农业问题，考验着我们的城镇化脚步。

　　因此，一直想写一部反映当下农村题材的作品。可怎么写却成了一个难题。倘若按照常规的小说写作，写一个或几个人、一家或几家人的命运纠葛，就无法反映目前整个农村恍惚、焦虑、困惑的现状，而变革中的农村比我们想象、构思出来的更为扎实厚重。写作的过程中，我想到了毕飞宇在谈创作《推拿》时说过的一段话：“对一个小说家来说，理解力比想象力还要重要……想象力的背后是才华，理解力的背后是情怀……情怀不是一句空话，它涵盖了你对人的态度，你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更涵盖了你的价值观。”这一高论值得我们借鉴，对于小说家来说想象力固然重要，但理解力同样重要。关于农村和农民，人们有些习惯性的看法和说法，事实上对于农村和农民，我们缺失的正是理解力。

　　因此，我选择了原生态的写作。

　　我特意想说说“老村长”这个人物形象，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村级干部形象，应该说他是一个典型的留守老人。父亲说过一句话：苦下到哪达哪达亲。那片土地，留下了他的奋斗与梦想，留下了他一生的喜怒哀乐，他已经与这片土地融为一体。这样的人想要让他轻易离开土地，那就是一种剥离。宁夏南部山区有一句话：好汉护三庄。意思是说一个有能力有本事的人，要看护好三座以上的村庄。老村长更像一个家长、一条好汉。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