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某种对写作者的人体实验。人的极限与本质，在此过程中备受考验、煎熬；超越与升华，是写作对写作者的馈赠。

　　《江城》，当何伟遭到身高1米50的擦皮鞋摊贩的莫名骚扰时，该如何表现？“吃！吃！吃！”———擦鞋汉拿了一根烤肉串，挑衅式地，推到在埋头看报的何伟的脸上，他把这个文雅的老外当动物耍了。

　　何挥手打掉了他的香肠。

　　“我有朋友比你个子大！”“我们中国人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小个子再度挑衅。

　　对峙，较劲。

　　围观者刺激着小个子又打击着小个子。他灰溜溜退场。

　　一年半之后，何伟重新反省当时的怒火。“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起来。令我高兴的是，高笋塘的人喜欢我，愿意维护我。但我觉得，我太冷酷太小气，而这完全没有必要。这件事情令我自觉十分尴尬，我在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可我竟为了一点点理由非要跟这个四川擦鞋匠争个你输我赢，直至当地人说他没文化方才罢休。我知道，他的骚扰并不针对我本人。我觉得，我应该对他充满同情，因为他对我的刻薄来自其他的压力。”

　　善作沉思的写作行业，对人的吸引，就是如何这般对自我的超越，对人性因体恤而来的宽容。有人赞何伟的温和与耐心。在穷乡僻壤，以众生平等之态，跟每一个人可作倾心交谈。也可以连续几天，替房东照看生病的儿子。

　　耐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修养，耐心其实是巨大的善。

　　根据《江城》的描述，何伟在大学教书的父亲，曾经乘坐长达5个多小时的慢船到儿子任教的涪陵，也跟儿子一起在涪陵的山上露营两晚。在新书《奇石》的前言里，何伟有更多关于他父亲的文字。“他跟谁都谈得来。”父亲乐于观察了解人、跟人交心的特点显然也影响到了儿子并最终影响到他对职业的选择。“我记住了父亲的方法，如果想对某个人真正有所了解，我们就不能没有耐心，每时每刻这都至关重要，没有例外。”

　　所幸，何伟在中国采访的，大多是底层的人。他们身上的生动，自然，坦率，幽默，正是何伟感兴趣的人的真实状态。他们在对一个老外感到新奇之后，慢慢会表现出他们能够给予的最大的善意。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的一张也许不那么洁净的桌子上，永远会为何伟留着贴心的位子。那些温暖的细节会与自己的苦心付出一样，令人刻骨铭心。

　　也许正是普通人那些出自本能的、能明辨好坏的非功利的善意，会使一个作家继续保持住对人的兴趣。

　　作家能体会与表达某些人类的辛酸，他们不是救世主。但他们在传达他人的善与自我的善的时候，已经具有了救世的某些功能。

　　坏永远只是一种重复。贪婪的文本没有多少可以研究。而善是一种光芒，它能穿透什么，你不清楚。那些秉持着善的人，他们的极限在哪里？他们还能让我们看到多少令人惊喜的人性亮点，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世界就是这样才值得去热爱。而眼睛，是为了看美好而存在的。

　　倘若人生没有意义，而使自己既强大又柔软是有意义的。强大若是自慰，而柔软之极，也许就是一种强大了。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