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学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呼应时代的变化，时代的变化也总是能够在文学中找到蛛丝马迹。了解一些跟文学、跟好书有关的故事，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换一种方式待自己。世界是平的，文学凹凸有致。文学转角处，历史和现实血肉交融，智慧和人性配合默契。

　　“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法国19世纪的作家朱尔·勒纳尔曾经这样感叹：“文人之间的事儿真是奇怪，他们彼此敬重，又相互攻击。”这个作家，身为雨果、大仲马、左拉、巴尔扎克、夏多布里昂、乔治·桑和普鲁斯特的同代人，了解太多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背后那些“文人之间的事儿”，但他还是发出了“未曾堪破其中缘由”的感叹，可见这样的问题是多么微妙且复杂。

　　当然不止法国，世界各国的文坛都不乏这样的事儿，而且，越是才子辈出的年代、越是文坛巨匠之间，这类的事儿越容易流传——这些“文人相轻”的故事是文学史的花边，也是研究者还原作家性情的证据。比如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张爱玲和傅雷等等，不胜枚举。无怪乎一本叫《法国文人相轻史》的书会说：和蔼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但不是文人应有的特点，“对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击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因为，这也是他们自我激励、互相成就的方式。

　　只是，作品禁得住时间考验是前提。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说到底，作家还得靠作品说话。倘若作品能够和时间站在一起，那这些文人之间的事儿就会随之变得“不朽”，否则，就有可能变成文人之间的鸡零狗碎和“春秋无义战”——尤其是在“相轻”双方的文学地位不平等、网络舆情难以把控、作家身在体制之中等等诸种情况下，这样的争执更容易被误解、被质疑，也不可能达到在写作上互相激励的效果。

　　之所以扯出这样的话题，是因为最近的一场文坛风波。一场有关诗、有关评奖的风波。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在即，各个出版单位、各地作协已经向评奖委员会推荐了作家作品，当然，难免就会有一些特别想得奖的作家开始琢磨评委的心思——在大多数人只能靠作协体制提供的保障而不是靠写作能力本身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得奖就不仅仅是一种荣誉，还意味着后面的衣食无忧。这一点，文坛中人都心照不宣。

　　按说，这是最最敏感的时期，尤其对体制中人而言，但偏偏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发了一条微博，质疑本省推荐的诗人柳忠秧“诗写得很差”，却四处活动，获得了省内评委的全票推荐。柳忠秧当然要进行回应和辩白，他拉出自己的作品研讨会上，包括屠岸、谢冕、梁鸿鹰等各位诗评家或作协领导的赞美给自己助阵，并以诉诸法律相叫和。而在网络上，事件也逐步发酵，两个人的掰扯很快变成了两队人马的“厮杀”——对方方而言，是“实在看不下去，想阻击评奖拉关系的不正之风”的实话实说；而对柳忠秧而言，则是“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的气急败坏。当然，双方的力量不对等，方方这边的队伍更壮大。

　　实际上，有关鲁迅文学奖，之前也有过争议。上一届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的《向往温暖》获奖，就曾被网友讥为“羊羔体”；而第四届，更是出现了几名评委获奖的怪事。

　　其实，某个人的作品是否应该获奖，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评奖的程序是否规范透明，就是应该接受监督和质疑的事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质疑和猜测之声还言犹在耳，但是因为评奖程序的无懈可击，且50年之后相关档案方能解密，质疑就只能停留在作家和作品的见仁见智上，于这个奖本身的公信力无损。中国的文学奖都急需树立自己的公信力。

　　这一次，方方几乎是抱着“莽夫战泼皮”的心态站出来了，她挺长矛向风车，还有着被风车挂住旋转的堂吉诃德式的勇武，虽被很多人点赞支持，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悲哀——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圈子，太缺敢说自己所思所想的人，太缺真性情，太缺敢于打破圈子利益和个人利益（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参评这届鲁奖）的声音——尤其是方方这样体制内任职的知名作家，能够做到一方面通过创作好作品“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通过关心公共规范和秩序“兼济天下”，实属难得。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背景图和故事

　　2013年，中国文坛最受好评的小说之一是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应该说，这也是自2004年，曹征路发表《那儿》和徐则臣发表《跑步穿过中关村（000931，股吧）》之后，又一次受到读者和专家高度关注的现实主义作品，用“好评如潮”形容一点不为过。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就缺现实主义的好作品，缺能够浓缩中国现实的某个角落的好故事，缺能够反映中国现实变迁的典型人物。甚至，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当代》杂志的主编洪清波都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来表达对现实主义大作品的呼唤。

　　连很多文学圈以外的人，都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那时，别说是出了书的长篇小说，即便是在某个杂志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也可能被全社会阅读和讨论。那时候的文学，是社会情绪、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文学里描写的现实就是读者身边的现实，文学在那个时代发挥了不小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还能够相互匹配和促进。

　　丰厚积累之下，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结出了一批足以流传后世的硕果：《白鹿原》、《尘埃落定》、《废都》、《活着》等等——这些作品不一定直接写现实，但充斥着深切关注现实的精神。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堪称纯文学和普通读者心心相印的“绝唱”，之后，普通读者忙着面向新世纪迎接新生活，而文学则开始渲染越来越重的“世纪末”情绪。读者和文学分道扬镳，文学也就和时代脱了节。

　　当然，脱节的永远不是文学，而是作家。在变化剧烈的时代面前，生活中每天都上演着各种传奇，尤其是网络发达之后，传奇的传播效率也高之又高，因而作家就显得越来越跟不上节奏。当然，很多有实力的大作家曾做过相关的努力，比如余华写的《兄弟》、《第七天》，刘震云写的《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等，但或者因为描摹现实的功力欠缺，或者因为商业写作的痕迹太重，始终不能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厚重的现实主义作品。

　　衡量文学的质量成果，粗略说起来，往往有两个标准，一是作品是不是足够博大厚重，二是人物是不是足够典型。但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文学没有产生文学史意义上的大作品，也没有产生被读者记住的文学史人物。（如果《沧浪之水》脱去官场小说的外衣，勉强可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就这样辜负了时代给作家提供的丰厚的素材——举世瞩目的城镇化进程、社会阶层的剧烈变更、各种现实矛盾的层出不穷，以及人性在农耕文明崩毁、城市文明尚未健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变化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出现了。这个小说写了一个叫涂自强的农村大学生，由山窝里的凤凰男变成了城市里的屌丝的故事。它是一个中篇小说，难以称得上厚重的大作品，但它塑造了涂自强这个典型人物。他是中国社会这个阶段，屌丝和蚁族的代表，是奋斗青年的代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文学，写青年人的理想和奋斗都是最值得重视的，而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奋斗向上的青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状态和发展方向。罗曼·罗兰说的青年人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也是这个含义。

　　涂自强就这样因其典型性和悲剧性，迅速被读者认知，也注定会进入文学史的人物谱系——文学评论界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定位。

　　涂自强是个好青年，成绩优秀、积极上进、乐观随和。他相信天道酬勤，相信未来灿烂，而且，生活再难，他遇到的都是好人、热心人——就碰到一个欠薪跑了的老板，还是确有困难。可以说，围绕在他身边的现实和他自己，都没有给他扎根城市设置任何障碍，然而，他还是不能在城市里立足：他买不起房，谈不起恋爱，考不起研，养不起老妈，治不起病，再自强也是“徒自强”。

　　因为长期过劳，涂自强得了肺癌，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她还沉浸在儿子走出农村的“成功”里。也似乎只有母亲可以证明，这个默默奋斗的青年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告诉母亲，他要出差去美国，收入会翻倍，等他回来一切都会好。母亲高兴地去寺庙等着了，涂自强独自死去……

　　“所谓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时候：一个这么好的青年就这么消失在了历史的车轮之下。方方几乎是以笔为刀，写下了这个让人撕心裂肺的故事——没有煽情，只有一个作家深切的痛苦和忧虑：这个时代真的给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留出了奋斗向上的通道吗？他们的城镇化前途究竟在哪里？

　　之前的很多同类作品，包括鼎鼎大名的《平凡的世界》，写到农村青年到城市奋斗的时候，都会让他们在奋斗之下，有峰回路转，有命运改变，至少有爱情抚慰，但时代不同了，在社会阶层流动的旧秩序崩毁，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的现阶段，涂自强的奋斗梦想只能破灭——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在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会上演，而这个矛盾的具体体现，就是一部分人合理的诉求和梦想注定被牺牲掉，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批判社会也没用，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涂自强们就是现阶段的历史牺牲品，或者鲁迅先生所说的“历史中间物”——在无数的新闻报道都在为蚁族和屌丝寻求具体问题的解决、寻求情绪通道的时候，原本最该关注情绪的文学，却能够拥有如此清醒、理性的历史观和现实观，堪称翘楚。[NextPage]

　　方方的价值

　　方方也写历史，比如得过“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的长篇小说《武昌城》等等，但她不擅长。她写的历史，总是纵深感不够平面感更强。可以说，她就是一个适合写现实的作家，而且，是适合关注现实沉重和残忍一面的作家。这是创作气质决定的，比如东北的女作家迟子建就适合关注现实温暖的那一面。当然，她们都是更适合写中篇小说的作家，长篇小说的结构她们总是摆弄不好。

　　方方下笔之“狠”在文坛是出了名的，单看她的小说标题就可见一斑，“出门寻死”、“万箭穿心”、“空无一人”等等。她总是将生活之于人的酷烈写到极致，将命运之于人的无情写到极致，作为“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代言”的作家，方方从来不相信文学抚慰伤口的一厢情愿。《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因为写出了无望的青春，深深触动了普通读者的心；因为写出了时代进步的车轮必然会碾压一代人的梦想，深深打动了专业读者和评论界。很多人拿涂自强和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作比较，赞誉方方通过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命运触摸到了时代和历史的脉搏——“文变染乎世情”，一个时代、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都是通过一个典型人物被记住的，甚至这个人物慢慢会成为一个名词，比如葛朗台，比如阿Q等等。

　　当然，也有指责的声音，说方方用不幸的累加压死了涂自强，她为了文学的戏剧性牺牲了生活的真实性，用知识分子的灰暗价值观看待狂飙突进的社会发展，太偏狭、太极端——但是，文学倘若不能高于生活，作家倘若不能在现实的不合理中寻求一种合理的价值评价和合理的命运走向，还算什么好文学呢？直接做新闻报道算了。

　　可以说，方方的价值就在于她比较纯粹的文学价值，她的商业价值一直都不太大，甚至她个人为商业写作曾经做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一直以来，和同样出道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其他同辈相比，甚至跟同样来自湖北的作家池莉相比，方方也总是显得更默默无闻一些：她的书从来没有动辄十几万的销量，甚至她的作品也从来没有被街谈巷议过，尽管她三十年笔耕不辍，多部作品都曾获得过国内各种各样的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包括2012年广受好评的电影《万箭穿心》。但因为她擅长写中篇，因为她的使命感和沉重感，因为她的犀利和深刻，她始终不能突破专业读者的范围局限走向大众。

　　其实，商业写作和文学写作历来就有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让人心领神会的分界线，尤其是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只需要比较一下池莉和方方，就可以大致了解其中的分界。而宁财神、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等人出道以后，商业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分野就越来越明晰——这是两种气质的作家，拥有的是两种写作才华，面向的是两种受众群体。而且，在人们通常的观念里，总是商业写作离现实更近，而文学写作离现实更远，实际上，这是表和里两种现实，抓到的也是浅和深两种本质。

　　对方方而言，恰恰是因为商业上的不冷不热，反而在文学上成就了她，她对纯文学写作的坚持、对现实主义的坚持，是文学探索和发展的一点不灭的星火。从1986年开始，她几乎以每年一个或几个中篇的节奏，以稳健的创作功力和高水准的创作质量，“点兵成阵”地记录下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她写过国企改革、女性犯罪、拆迁、留守儿童、知识分子出国热……几乎每隔三五年的热点社会问题都会出现在她的笔下。如果从当代作家中挑选一个“时代的文学书记官”，那非方方莫属。知识分子和小市民是她的两类主人公，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温热是她手里的硬币两面。在气质上，她天然地具备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责任感和控制力，又始终带着曾经当过工人的简单和直爽。

　　“方方式”的批评和冒犯

　　了解了这样的方方，或许就可以理解，为何在一片谨言慎行的鲁奖评奖前夜，她会发出那样一条微博。而就在不久之前，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公布提名的时候，90岁的著名画家黄永玉因三卷本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入围“年度杰出作家”，面对如此德高望重的长者，戴着第10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桂冠的方方，还是直言自己感受：“是因为年龄老吗？还是画出名？年龄老可以励志，画出名可以赚钱。至于年度作家？很有惑。”而当有记者致电采访时，她爽朗地表态：“我只是说出个人的看法。外地有些评论家对黄永玉的评价很高，但我觉得从文本上来看，他实在算不上一流作家，比较业余，作品的原创性也不足。”

　　对自己，她也是如此。某报纸发表了批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文章，显然不是建设性的文学批评，而只是报纸博人眼球的商业策略。之前，贾平凹的《古炉》、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王安忆的《天香》等等都曾被这样“炮轰”过，但并没有达到报纸的预期效应。唯有方方，在微博里转发了批评自己的文章。

　　有网友在她的微博评论里语重心长地说：作为一个拥有300多万粉丝的著名作家，一个公众人物，您在表达一些观点和态度的时候，确实该考虑一下方式和后果。

　　可是，如果那样，就不是方方了。就好像，她也完全可以像鲁迅当年，写《药》写得太压抑，就给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加一个花圈一样（当然，鲁迅先生后来反省了自己的“曲笔”），也给涂自强留一点儿命运的亮色，留一条人生的出路，但倘若是那样，也就不是方方了。当然，涂自强也就不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年奋斗悲剧的典型了。

　　当然，方方不是完人，她的作品也并非完美，她确实需要考虑文学的社会功用。具体说，就是文学“高于”生活要高在什么地方，理想价值的追求该朝着哪个方向。无论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还是她最新的、写“读书无用论”的《惟妙惟肖的爱情》，都表达了太多的无奈——无奈固然是真实的一种，是大家普遍的情绪，但在无奈中寻求出路也是人类永恒的命题，是文学永恒的价值观。或许方方需要更为审慎精密地推敲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宏观地看待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终究都不能为现实开出任何的药方，它只能寻求新闻报道难以抵达的本质和深度，“引起疗救的注意”。

　　雨果和巴尔扎克，同为19世纪法国的文学巨匠，二人都有非凡的现实摹写能力，都创造了不朽的文学典型，都在法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占据崇高的地位，然而二人比较，却高下立判。巴尔扎克说：“我写作参照永恒的真理，即宗教和君主政体，当代的事故都强调二者的必要，凡是有良知的作家都应当致力于回到这两条大道上去。”历史局限性显而易见。

　　而雨果却说：“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时至今日，这样伟大的人道主义声响，依然通过《悲惨世界》在全世界的上空回荡，冉阿·让在无边的苦难中挺立的身姿依然为全世界迷醉。

　　还是那句话，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他／她的其他见解和态度，都只是作品的注脚而已。与巴尔扎克同时代的一个文学批评家就曾这样慨叹：很可惜，巴尔扎克把大量的文学才华浪费在了成为一个蹩脚的商人方面，否则，他会更加出色。方方或许可以引以为戒。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