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羽是河南平顶山诗群的源头人之一，却一直不大为人知晓。如果不是网络的兴起，我可能很难认识这样一位诗人。大约是2007年，诗人铁哥贴了一组罗羽的诗歌在北回归线论坛，引起了热议。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人和诗的双重陌生，但更重要的是罗羽的诗歌语言的陌生化和异质特征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当诗歌阅读已经习惯接纳口语化和线性化描述的语言，罗羽的诗以新颖的意象、诡异的句法和跳跃断裂的碎片化特征，让畅通无阻的阅读遇到了巨大的“障碍”。而正是类似“清障”的阅读行为，为我们认识罗羽提供了契机。我也因此和这位诗歌的大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12年春天我在郑州终于见到了罗羽。四月的郑州站下着小雨，天色灰蒙蒙的。罗羽双手往后抄着大约跟随他很有些年头的军绿色马夹，仿佛在沉思中等待一个诗句。当我出现在出站口，他的双手立即放下了，远远朝我伸出来。诗歌真是很奇妙的，它会让人隔着千山万水握手，有时候也像高山一样挡着河流的去向。诗的镜像功能和穿透力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呈现不同的效果。罗羽的手给了我郑州的温暖而不是河南的春寒。在酒中，他开始敞开，即便在南阳的白河边的夜色里醉倒在长椅上，也敞开着。河南地处中原，二十几个朝代曾经定都之地，有黄河奔流之浩荡，有伏牛山耸立之雄峻，广阔的平原承载着灿烂的文明和深重的苦难，是杜甫的故土，也是三苏归依之地，我似乎是在真正进入中原才确切地感受到罗羽作为一个河南诗人，他的诗歌背后有着一个深沉宏大的气场，也似乎发现了一些我在单纯的文本阅读中无法找到的线索，就像罗羽指给我看的栾树一样——那遍布郑州街头果实像小灯笼一样的树木，是湖南没有的，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诗歌需要“第一次见到”。
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构成诗人的生存环境和经验环境，不可能不进入诗人的意识和血液。地理是诗人接受早期教育的课堂，也是学习内容本身，对一个诗人的启迪不单是环境影响，而是进入了个人的精神史。长期生活在别处的诗人或许会有强烈的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但是罗羽作为中原大地上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他更多的是对周围人们生存境遇的关切和传承本土人文精神的自觉。他的诗歌沉郁，痛切，偶尔会发出激烈的声音。尽管他力图改造现代诗歌的写作技艺，以打破90年代诗歌以来普遍的线性描述、扁平结构和平庸化口语，追求难度写作，但是他的诗歌内在的声音即便在复调或多声部的合奏之时，我们依然能够听见他富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部：这个声音有时像老杜一样沉郁，有时像曼德尔施塔姆一样愤怒。
我读罗羽是从《过东库，送铁哥、老英、小马诸位兄弟》开始的，此文细读的对象仍然选它而不选近期的优秀作品如《祖国诗》、《这个世界的罪名》等，不是感情所系，而是我觉得此诗历时多年仍不失光彩，堪称罗羽的代表作之一。
《过东库，送铁哥、老英、小马诸位兄弟》是一首送别诗。送别诗在中国有光辉的传统，尤其发生在文朋诗友之间，最容易激发思想的光芒和诗歌的灵感。罗羽是一个有传统情结的人。比如说他不止一次向我谈及胡人的坐姿：胡坐，也说到某个河南诗人的血统就是胡人——“你看长得那样，完全不像汉人。”他也多次惋叹成都一个草堂让敬仰杜甫的游人络绎不绝，而杜甫的真正故土却几乎为世人忽略。罗羽不单有关切现实的强烈意识，也有眷恋历史的深沉情怀，这两种东西的交织，时常使他的诗歌在两个维度上同时代地存在。过东库，送铁哥、老英、小马诸位兄弟，东库成了诗歌兴起的现场，送别只是一个引子，诗歌开篇就进入了一个焦点：
暮色的正确在经历其他的模仿
何谓“暮色的正确”？暮色难道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其他的模仿”之“其他的”又何指？必须从文本的语境中细细找寻，我们才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们在俞平伯劳动的农场拾一团红麻”大约是它故意不经意的一个注脚。俞平伯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1954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全国性政治大批判，是当时的著名事件。“文革 <>”中俞平伯受到更多迫害，去河南息县干校劳动。我没有考证东库是否就是地处息县，但是对诗而言，词语的呼应足以超越地理学上的界限。显然，诗歌一开篇就径直指向了历史。前苏联的清洗运动，和中国的“反右”、“文革”，何其相似？俞平伯只是作为那些年的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的代表，一个符号。而中国对那个暮色政权的政治正确的模仿，在今天，有了更大的反讽意味。冷静的反讽，是罗羽诗歌的一个基本特点。而谋篇布局之“狡猾”，是他写作的另一个秘密。酒喝到六成，罗羽会说，“做人要老实，写诗要狡猾一点。”跳开眼前，拓开一笔，写去年的东库，是为漂移。在诗歌艺术上，漂移或许不是一种修辞，却是一种高级的技艺，就像罗兰·巴特之漂移的话语，看似游离，实则在深层系联着。去年的东库情景是一幕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小泥点和波浪扬起的平原高于现实的河南大地，老鸹眼是湖水的源头却失去了湖水，我们的鲤鱼也是它们的，可以换句话说，鲤鱼名义上是我们的实际上是它们的，何谓它们？公家也。在我们仍然对那段历史有些讳莫如深的时代，隐喻，自然更被诗歌所热爱。隐喻帮助我们释放了“惊恐”，也隐含批判——这语言背后所有的筛检、区分，对关联物和喻体的寻找，始终有一双带着批评眼光的眼睛在。这种批评性没有外科医生拿起解剖刀解剖尸体的冷漠，也不是时事评论员展开对现象的即兴式评判的武断，而是致力于事物之间内在关联的具象式呈现之时，有一种基本立场的清晰和意识情感的丰富。
诗歌的第二节转到了生活现场。“临河镇的婚事是一场内涝”。语言的陌生化首先是源于新鲜，同时还要有本体和喻体内在的精确性以及诗人对现实高超的隐喻能力，方可达成。“那里的堤坝又筑起堤坝/菱角抵抗推土机”，顺着语言内部自身驱动力的推动，从内涝到堤坝，从堤坝到“堤坝筑起堤坝”，这种词语的运动是以推土机一般的力量推动，它从自身生成强大的隐喻。“住在雾中”的“我们”表面上看“不出省，不去下雪的北国”，只管喝点自己的小酒，实则对人们的生存境遇有着清醒的省察和深刻的关切。以菱角为代表的农耕文明和旧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在象征着工业文明的推土机的履带下不复存在，现代的社会变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新的生活方式并不会像我们兴致勃勃去买音响器材那么美好，它在事件的维度上变凉，物质生活的丰裕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感。
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何为？不论在贫困的年代还是在富足的时代，“诗人何为”，或许将是摆在各个时代的诗人面前的问题。“去斑鸠的杨树林偷听老庞德走过葛巴草”，我们去那里获得“丰产的稻田”一样的共鸣（耳鸣），看似回避，逃离，是“穷则独善其身”，实则是无奈。从诗学的意义上看，正如罗羽所说，好的诗歌正如飞鸟，看似轻盈，而于其飞翔本身，则是吃力的，沉重的。诗的最后一节回到了现场，并在美学的层面上获得了巧妙的平衡。
[NextPage]罗羽的诗歌对象就其大部分作品而言，不是个人，而是时代，有着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我们不难感觉出其诗的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是罗羽即便是愤怒也从来不会脱离具体的语境，其艺术形式是先锋的、具足现代性的。他的诗歌意识和气质显然和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种本质上的宏大叙事或抒情在他这里却出现了极为个人化的表达，得益于叙述的碎片化策略和语言的陌生化美学——这是一种诗歌的织造术，它的难度不在修辞的精巧和意象的新颖，而在于对现实、经验和现象的抽象和转换能力。为了强化诗歌的辨识度，罗羽也有意识地使用地名，人名以及动植物。动植物的大量使用可以说是他的诗歌的一个特色，他似乎在自觉传承中国古诗的一个传统：写诗，要识得草木鸟兽虫鱼之名，并希望藉此扩大诗歌语言库的存量。这些从此诗中都不难管窥一斑。罗羽的诗歌已经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征：沉郁，厚重，显示出一种个人化的不无晦涩的语言意识和独特的修辞技艺。他有了自己专属的诗歌方法论。
如果要说罗羽的诗歌存在着什么缺陷，那么从诗歌织造术的意义上讲，有时候其织体还不够纯净、结实，失之于散和有些不够精确的晦涩。而他过于痴迷隐喻又使得诗始终处于压缩状态而缺乏诗的散文部分的自然舒展，因而显得硬度有余而柔韧不足。当然，《过东库，送铁哥、老英、小马诸位兄弟》无可挑剔。
附：
过东库，送铁哥、老英、小马诸位兄弟
暮色的正确在经历其他的模仿
去年，在东库，老鸹眼
失去湖水。我们的鲤鱼也是它们的
它们浮起惊恐的乌托邦
然后，是小泥点
波浪扬起平原
我们在俞平伯劳动的农场拾一团红麻
临河镇的婚事是一场内涝
那里的堤坝又筑起堤坝
菱角抵抗推土机
妹妹的音响器材在事件的维度上变凉
我们不出省，不去下雪的北国
晚上喝完酒，住在雾中
去斑鸠的杨树林偷听老庞德走过葛巴草
我们的耳鸣像丰产的稻田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