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种对知识的崇拜感，但是对于处于进程中的东西往往都会忽视甚至蔑视。”西川认为，在中国，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隔阂，其之间诗歌经验相差甚至达100年，笑言中国诗人活着是件“麻烦事儿”。但如何面对现世生活中的问题又是诗人的一门必修课。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当代写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100年的“代沟”

　　西川（诗人、随笔作家、翻译家）：提及中国诗歌，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一定首先是中国古诗，然后才是新诗。而大家所了解的中国新诗代表不外乎为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外国诗歌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些，比如《拜伦与雪莱》之类。这种情况对于当下的诗歌写作者来说是比较煎熬的。煎熬在哪儿呢？当下写作的诗人们的阅读和中国诗歌读者的阅读，离得十万八千里，这是特别现实的情况。

　　提及诗歌，一个写了几十年诗歌的诗人和一般的诗歌读者，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可能完全不是同一类诗人。而且这中间甚至都差了100－150年的样子，这是一件特别让当下写作诗人难受的事。

　　客观来说，由于翻译过程存在时间跨度问题，我们当下诗人对国外诗歌的阅读已经滞后了大概三十年到四十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读的外国当代诗歌，可能是人家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比较火爆的一些诗歌。而我们的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比这个更滞后一百年左右。当说到一个诗歌问题的时候，你从一种诗歌知识出发，而达到听众的诗歌知识储备却是一百年前的。这个现实使得诗人在中国活着成为一件很麻烦的事。

　　民国范儿当道，现代文学遇冷

　　今天的主题还涉及到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民国诗人。人们不会认真地、严肃地看待当下诗人，但是提及那些民国时代的诗人（徐志摩、戴望舒等），会无限崇拜和敬重。从1919年到1949年只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当代文学史从1949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但是这六十多年的积累却不被大家承认，在校园课本中，1919年－1949年的诗人成就被反复地讨论，无限地上纲，而1950年到今天的诗歌，人们不觉得那是知识，因为它是一个进展中的过程。

　　中国人有一种对知识的崇拜感，但是对于处于进程中的东西往往都会被忽视甚至蔑视。于是大学教育里出现这种情况：六十多年的诗歌永远都追不上49年前的，因为1919年－1949年的诗歌都是“民国范儿”，那些都是民国诗人，所以一旦你说某位当代诗人的成就已经超过了一个民国时代的诗人，立刻就会遭到反对。因为你的诗歌不那么琅琅上口，不能被大众记住。人们记得住的还是譬如“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最是那一低首的温柔”，或者“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等等，大众知道的就是这些。

　　问题是诗人自己必须往前走，你无法仅仅守着民国时代的那些诗歌，来面对当下中国的问题。每一位诗人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和生活。比如说，我们今天所面对并不是民国时代的山水，或那样的天空，现在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北京，一出门就是雾霾，你还假装天空依然是碧蓝的天空，这实际上是一种“虚伪”。所以作为当代诗人，面对这样的雾霾天，怎么写就是你的问题。

　　我们一直认为雾霾天、沙尘暴没有诗意的，没法写，可这些的确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当代诗人来讲，你必须获得处理这样一种生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民国时代的诗人们所不具备的。中国古代的诗人们也根本没有提供给你这样一种写作范式作为参考。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诗人需要面对的，国外的诗人，西方的也好，拉丁美洲、美洲包括非洲的诗人，都需要面对他今天的生活，所以当下的诗人们共通之处，即便每个民族背后的历史文化并不一样。

　　中国当代诗人在困难中前行

　　当然各民族文化之间也有区别，近日，我参加“中法诗歌节”的交流，现场，中国诗人和批评家们一个劲地向法国诗人们致敬。20世纪对于法国人的意味和对于中国人的意味还是有点不一样，甚至存在很大不同。法国人用法语写作，法语有法语的传统，中国人用中文写作，中文有自己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就是古汉语，小传统就是使用现代汉语，包括民国以来，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新中国以来已经形成的一套思维方式。这种情况可能跟法国诗人遇到的情况还是不一样。

　　所以，中国当代的诗人和国际诗人的交流会有一些相似的经验，但是在这种相似的经验中，有我们自己独特的经验，其实这也是当下中国诗人们所要面对的非常根本的一些问题。诗人需要向自己写作的困难负责任，而读者不需要，读者只负责阅读和批评甚至谩骂，说你的诗写得很糟糕，说你已江郎才尽，没什么才华，你赶不上徐志摩……读者不需要为诗歌继续往前走负责任，但是写作的人他得想这个事，所以他会面临无数困难，我先说这么多。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