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江河

　　“中国文明是诗歌文明，但‘如何建立一整套良性的诗歌创作及发展环境’这个问题甚至一直都没有被关注。”欧阳江河从语言、翻译和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诗歌发展脉络及困境，欧阳江河指出，民国诗歌所构建的审美范式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对诗歌的界定，给当代诗人带来理解困难和诸多挑战。以下为部分发言实录：

　　翻译助推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世界视野

　　欧阳江河（诗人、文化批评家）：当代诗歌的地位还是悬而未决的事。我们经常会在国外和一些同行、诗歌的读者以及汉学界朋友有交流。在美国的时候，我经常去街头逛不同的书店，尽管我还没有办法熟读英文书，但我想了解在国外阅读的消费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哪些诗歌。

　　在美国，尤其是在纽约和华盛顿，就翻译诗歌而言，书店会设置一个专门的专柜，大概三五百本书摆放，其中最多的是鲁米的诗，经常有几十个版本。中国的诗歌主要是古代诗人的作品，比如：杜甫、李白、白居易等，或者就是合集。我在大书店能够看到的中国当代诗歌就只有北岛的作品，合集也有我们三位（指欧阳江河、西川、于坚）。最近西川有一个诗集在新方向出版社出版了厚厚的一版，并得到了翻译方面的大奖，这是出版界、翻译界应该是第一次奖给中国诗歌作品的殊荣，主要是奖给译者。

　　在德语、法语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中国当代诗歌都渐渐开始出现一些个人诗集以及合集，参与诗歌翻译的目前主要还是汉学界，应该说这个工作从北岛开始也就二十年左右时间。真正比较有影响，有层次感的翻译在最近这七八年。比较年轻一代的翻译人员有个特点：他们不仅仅只是一个汉学家，有很多翻译家自己也是诗人，他们有着双重身份，这和老一代的汉学界翻译家不一样。他们既是翻译，又是写作本身，又有研究和批评，这样一种比较混合的途径有利于中国诗歌进入世界诗歌交流的视野。

　　可以说，所有的交流如果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基础，就是无源之水，而这也是我们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脱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如果得到了弥补，填补空白，是为下一步更开放、更深入、更具专业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起点。

　　当代诗人面临写作生态困境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就是我们当代诗人面临写作的生态问题。作为写作者，我们所面对的处境与困惑，和读者所面对的中国当代诗歌和古代诗歌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所有读者对诗歌的理解和美学标准以及接受度、个人品位等都不一样。

　　例如，什么是诗？这个概念被已有的文本所培养和决定的。刚才于坚讲到的新诗，我们都是在所谓民国诗人作品的培养下形成对阅读的品位和标准，以及审美的趣味和立场，更不要说往前推到古汉语的影响。读者所接触的和我们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接触到，即便是同样的东西，但也不是一回事。

　　因为完全从阅读的角度来理解，它就是一个审美对象，一个接受对象，什么叫诗，这就是诗，但是我们当代诗人，我们要从事写作，要怎么把诗歌往前推进，如何让诗歌写作不仅和我们的审美情趣，我们对传统的、资源的理解有一个衔接，同时要把这一个工作向更高处和更深处推进，得有我们的存在。我们现在所生存的这样一种处境，作为人的处境，我们这个时代产生最深的写作意义上的，思想意义上的联系，成为我们写作两相辉映的立足点。

　　诗歌革命：创新与传统之间的较量

　　像古汉语本身的作品，以及古汉语通过旧白话向新白话以及现代白话、现代口语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诗歌作品，仅仅依据这样一种关系延伸是不够的，所以诗歌写作需要有创造性。

　　面对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语言以及我们对诗歌的定义这样一种局面，我们和阅读（不仅指普通消费意义上的阅读，甚至也和批评性的阅读，学术性的阅读，翻译性的阅读）存在很大落差——我们可能太激进，太前卫，我们走得太远了，甚至带有破坏性。很多人认为，根据古汉语的经典文学作品和以及民国的经典诗歌培育所得成果，已经成为我们生态，变成诗歌本身的定义。而事实上，我们和“它们”产生了对抗，甚至不太认同的局面。

　　于是，我们把自己抛入了“非诗歌”、“反诗歌”的境地，这样的写作和阅读，甚至是我刚才讲的学术性、批评性的阅读，它成为我们现在写作的一部分。我们已经习惯这种方式，这是诗歌革命、新诗的革命——可能真的只能用“革命”来命名它——里面有种决绝的感觉，甚至有点绝望的局面。

　　我们所有人的，关于诗歌的基本的审美和标准，主要由民国诗人和古诗所确立。那么我们当代诗人需要干的事——敢于同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标准、审美趣味“叫板”，我们把我们的存在、现代性东西、把非诗歌的东西放进来，我们得写雾霾天，我们得写停电，（正好西川也写过，还有刚才于坚也写过好几首非常有名的诗就是停电）。而这些东西在古典诗歌和民国的诗歌里没有参考，我们只能在和现实的对应中摸索，寻找写作的灵感，挑战和力量，寻找这种不可能。

　　“读者读不懂”的尴尬场面如何破？

　　自新诗诞生以来，尤其是文革后以及新时期的文学时期，诗歌写作就伴随着来自阅读的质疑和严厉的批评。多年来，民国诗歌（比如徐志摩、戴望舒等）所形成的审美趣味就主宰和制约着我们对诗歌的界定，不仅是“好坏”与否的标准，更是“是”与“非”的界定。在界限内，这就是诗，超出这个界限，就不是诗。朦胧诗出现以后，就出现“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这个指控首先是来自诗歌内部，来自一些老诗人的批评，一直持续至今，而且我觉得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除了怎么定义诗歌美学，和阅读环境、阅读生态的慢慢的规定和培养，还有一个原因是现代诗没有绝对的标准。同时，我们不享受古代诗人的那种“特权”。比如说庄子、老子、孔子的作品，难道我们今天就读得懂吗？但是他们有让你读不懂的特权，你敢说他们的作品是垃圾吗？所以，读不懂是你的问题，你的素养不够。而当代诗人并没有这个特权，所以当读者读不懂的时候，就是诗人的责任，不是读者的问题，这里有一种历史处境的吊诡。

　　关于“读不懂”和怎么对待我们当代诗歌写作的经验，让我们所努力呈现出来的作品和读者之间有更多共鸣，这不仅是写作的问题，更是双方沟通的问题。

　　理想与生活：诗歌译者的生存困境

　　诗歌翻译，尤其是中国当代诗歌翻译，在整个文学翻译生态中处于孤立的局面，诗歌本身没有办法回报翻译，为什么？文学翻译，小说的翻译，可以成为畅销书本，十个翻译小说家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就获诺贝尔奖，因为20世纪的文学生态中，文学奖已经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小说翻译有各种各样的回报手段，而诗歌现在很难给出版社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畅销，诗歌翻译者付出的劳动很可能是小说翻译者的十倍。又没有什么回报，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持续，就是翻译者自己的爱好，对诗歌的热爱、奉献。这也是当代为什么诗歌翻译者很多自己就是诗人，他们对文学，对诗歌有非常好的理解，有真正的热爱。

　　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当饭吃很难说，能不能当学问用也很难说，能不能当奖获也更难说。所以你得要找到一个已经解决了所谓的生计问题以后，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好、一个心灵问题，你才有可能献身于诗歌，才能有持续性。

　　我们不是通过诗歌的稿费来维持生计，这是中国诗歌得以持续的主要原因，同事也是中国诗歌“盛世”加“乱世”给我们的巨大礼物：给了我们比较充分的自由。认真地讲，在这一点也正是中国诗歌作者较之于畅销书作家、小说家纯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古代，情况也大抵如此。中国古代诗人主要都是官员出身，从事学术、读书，写作、写诗只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他们可以把生命献给它，精神智力献给它。

　　在美国就不太一样，美国可以一辈子只当个诗人，他们有一套制度，诗人可以选择在大学兼职。好的诗人都可以作为大学诗歌写作班教授。各个大学和文学中心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赞助，用来付给有影响的诗人特别高的朗诵费等。而所有的这些制度，在当今的中国仍然还没有确立。中国文明是诗歌文明，诗词、书法为中国文化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样式。但是“如何建立一整套良性的诗歌创作及发展环境”这个问题甚至一直都没有被发掘，还没有被提出，这个是我们写作的生态。

　　刚才我们只是从语言、翻译和交流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诗歌。我特别同意于坚的说法：诗歌走向世界，首先更应该走向中国，走向咱们自己内部的读者。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