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讲过一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在火车站的一个自助餐厅里，有一个神情落寞的人在吃晚餐。他的衣着服饰和行动举止都明显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是战前俄国式的知识分子模样。几个流氓无赖注意到这个落魄的贵族，他们走上前去，开始嘲笑和羞辱他，甚至还往他的汤里吐了痰。这个人没有任何反抗，也没有起身驱赶这些流氓。场面持续了很久，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枪，把枪管插进了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我感到有些奇怪，既然他有枪，为何还如此软弱？难道知识分子就该受人羞辱吗？过了好久，重读了这个故事，我突然意识到，这个落魄的贵族如此坚守自己的骄傲和矜持，以至于他的身份和教养成了一种被羞辱的品质。他有能力施暴，却宁愿放弃使用暴力，他的自杀让他保持了一个贵族的荣耀。

　　我知道这个故事会有不同的解读。比如知识分子的软弱，对革命和暴力的恐惧，对这种灰暗生活的绝望，这些都隐含在这个自杀式的话题里。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生活在俄国的知识分子都感受到了这种巨变。他们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漩涡，欢呼着一个救赎新世纪的到来。如果说十九世纪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一个言辞崇高，行动妥协的世纪，那么二十世纪就是他们用行动来改变世界的世纪。他们把自己的理想主义情结完全倾注于一种革命的激情。为了那个高悬的理想，他们努力打破这个世界糟糕的样子，乌托邦成就了他们的存在。但是革命带来的旋风，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方向。这个庞大的布尔什维克帝国摧枯拉朽般涤荡着原来的革命者，扫平了十九世纪文化的残余，人们的生活日益陷入灰暗与平庸，伴随着无所不在的大清扫的恐惧。

　　这也正是米沃什讲述那个自杀者故事的用意所在，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自杀，虽然有恐惧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厌恶”。这也正是《1984》中所描述的那种生活状态带来的变化：灰暗，了无生趣，看不到任何希望，恐惧如影随形，自杀反而成为了心灵解脱的一种形式。

　　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回忆诗人从1934年第一次被捕，直至1938年年底诗人死于集中营，这段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也是苏联历史上集中的大清洗时期，有大批的人失踪和消失，恐惧一度成为了生活的常态，曼德施塔姆的一生成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的集体隐喻。诗人在1934年5月第一次被捕时，另外一位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也同时在场。她们做了各种分析，她们宁愿这是诗人与其他有权势的作家的冲突，而不是因为更高的政治势力的影响。因为她们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曼德施塔姆在1933年秋曾经写过一首关于最高领袖斯大林的诗歌，描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粗壮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螳螂般的大眼睛”等等。如果是因为这首诗歌而导致的灾难，那么这种灾难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现如今分析曼德施塔姆个体遭遇，其实具体的流放原因已经不再重要了，简单地归结于，他得罪了当权者，这只是一个契机而已，因为无论你是否得罪，你都可能消失。

　　换句话说，你找到了灾难的原因，但是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应对，发生的一切都只能默默承受。在那个特殊的恐怖时期，几乎人人自危，有原因与无原因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诗人不是有权势的群体，他们唯一能记录的就是用诗歌的密度创作，用超越时代的隐喻留下证词，用高度凝练的意象概括时代的表征。他们在社会中的存在，更多地指向了一种精神生活的态度，这种生活与他们现实中日益萎缩的生存状况形成强烈地对比。

　　所以，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不但记录了他的丈夫在流亡生活中的种种形态，还对俄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圈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这是一个时代的白描，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态肖像。他们领略了各种人情冷暖的白眼，也收获了在困难时期的友谊的最好证明。更为重要的是，娜杰日达把他们在流亡途中的挣扎艰辛，以及他们精神上的战栗与恐惧，与诗人脆弱的诗歌写作，有机地地诠释了出来。

　　我们都熟知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在这种恐怖年代里，诗人又何为呢？

　　换句话说，死亡与诗歌之间有着何种联系？如果不明白恐惧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我们就无法明白诗人布罗茨基在为曼德施塔姆诗集写的序言《文明的孩子》中，开篇提到的“当我们阅读一位诗人时，我们是在参与他或他的作品的死亡”。在当时的恐怖语境当中，写诗是死亡的练习，写诗也是逃离死亡的瞬间安宁，不再有幸福的瞬间，片刻的安宁就是最大的幸福。

　　当我们外在的生活已经无法给我们任何希望时，诗人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中建构自己的诗歌世界，用浓缩的语词，精炼的意象，嘲讽的语气，超脱的精神，逃离那个灰暗绝望的瞬间，因为只有“他蠕动的双唇无法剥夺”，“人的嘴唇保留着最后一个词的形状”。

　　当人身自由无法逃离庸常的生活层面，当肉体的钳制已经无法避免，死亡和诗歌创作都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表达。而这种自由意志就是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最为惧怕的东西。诗人被逐出理想国仿佛已经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形象，正如布罗茨基指出的，“诗人惹出麻烦，往往并不是由于他的政治信念，而是由于他语言上的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优越感。歌是一种语言叛逆的形式，它所怀疑的对象远远不止某一具体的政治制度：它是对整个现存体制提出疑问。它的敌人自然也是成比例的增多的。”“因为抒情就是语言的伦理学，它高于人类活动范畴内的任何一项成就，抒情创造出艺术作品并使艺术作品永存。也正因为如此，那把旨在对整个俄国进行精神阉割的铁扫帚才不可能放过他”。

　　曼德施塔姆曾经对安娜·阿赫玛托娃说过一句话，诗歌即是权力。在他看来，既然那些统治者因为诗歌而杀人，这就意味着他们对诗歌还有一份尊重和热爱，这就意味着他们怕诗。这就是诗歌的权力。顺便说一下，不仅曼德施塔姆这样认为，哲学家伯林回忆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交往时，也有类似的说法。

　　1965年，伯林和阿赫玛托娃在牛津相见，阿赫玛托娃告诉伯林那个传闻，也就是斯大林曾经因为伯林拜访过这位女诗人而大发雷霆。她甚至确信正是由于她和伯林之间的交往惹得斯大林暴跳如雷最终促使了冷战的爆发，也就是他们的会面改变了历史，伯林在多少年后回忆起还觉得惊讶：“她真的完全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始终深信无疑。她把她自己和我看作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命中注定要在一起惊天动地的冲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在她当时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她整个历史哲学的核心，她的大多数诗歌也都遵循这种观念。”

　　这种观念同样也影响了伯林对整个俄罗斯文化艺术的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俄国文化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像俄国那样如此深入地完全关注于自我的天性和命运。

　　这难道只是一个诗人的妄想吗？

　　我更相信伯林的那种说法，这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自我意识。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也有这样一种执念，他总是认为如果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能够多阅读几本书，也许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和战争就会消减很多。他还认为诗人与暴君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两人都想成为统治者，只不过一个想统治身体，一个想统治精神和灵魂。这种心态与他崇拜的诗人奥登形成强烈的对比，奥登曾经在生前无比悲观地说，他所写下的东西不曾令战争提前结束一分钟，也不曾拯救过任何一个犹太人。

　　也许不能拯救，但是至少诗歌的存在，让许多人感觉到了生活灰暗中的亮光，诗意是暴君永远夺不走的意念，诗歌与文学滋养着他们干涸的心灵，固守着内心一丝未泯的良知和希望。娜杰日达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位在多个集中营被关过多年的妇女回来对她说，她和难友们一起在诗歌中寻找慰藉，幸运的是她能背诵很多曼德施塔姆的诗歌。阿赫玛托娃也曾在战争期间收到过许多前线军人的来信，诉说着对她的诗歌的热爱。似乎只有在俄国的文化当中，在那个特殊的恐惧与残忍的年份里，诗歌起到了一种特殊的作用：“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

　　思想获得了生命，这正是极权主义最为恐惧诗人的原因所在，某种程度上，这才是导致曼德施塔姆一样的俄国知识分子死亡的原因，你无法禁锢他们的思想，写作就是停不下来的思想。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