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风”是时代的产物，因为它秉承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精神。新国风，即国风精神在新时代的体现。狭义的新国风专指当代诗词的一个创作流派，广义的新国风则涵盖传统文化继承的问题。在当下，社会转型，新旧交汇，倡导新国风的大众性、倡导普世价值观，尤为重要。因为中国诗歌走到今天，风雨兼程，顺中有不顺，大潮里有泥沙。边缘化、自我化之争一直沿续至今。我们不反对个性化写作，个性恰恰是艺术的生命。我们忌讳过于私密化的写作、过于放荡不羁的写作、过于口水不加修炼的写作。诗人的全部责任在于倾听和诉说，用公正的耳朵倾听，用灵魂中阳光的部分诉说，而不是让位于心灵阴暗的部分。烛照和引领、愉悦和美感是一切艺术的终极目标。

　　诗坛乱象不可小视。审美标准错位，惨不忍睹。有《和僵尸战斗》获10万元大奖者，有《一首诗能引导我们走多远》的劣诗受到吹捧者。《僵尸》一诗赤裸裸地写了一场游戏的全过程，毫无诗意可言。奇怪的是鼓吹者都是当今的名流权威，称此诗是探索新诗写作的范本。而《多远》诗中竟说：“我们从村庄出发/要找什么，自己也不大知道/反正要吃饭，最好吃好点/反正要穿衣，最好是名牌/我们要搞女人，应该搞一个漂亮的或者让一个漂亮的来搞/那就先搞诗歌吧！”原因何在？价值观错位，金钱观中毒太深。广而大，深而顽。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民大众和治国者，必须找到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老百姓相信，官场也信。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一个国家就能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国家是任何强大的外敌不能战胜的。

　　当然，把金钱奉为上帝，有被逼无奈的成分。横空出世的“高物价、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是最大的推手。

　　再说主流意识的重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要有“魂”，要有榜样做支撑，这才是治国之道。这次长诗金奖的设立，就是这个目的。让主流文学照亮人心，应成为诗人的良心。孰不知主流文学的确立，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建立是多么重要！在西方，一个莎士比亚、一个高尔基、一个惠特曼、一个奥斯托洛夫斯基、一个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支撑起18、19、20世纪的文学天空。在中国，一部《白毛女》、一部《暴风骤雨》、一部《红旗谱》、一部《艳阳天》、一部《青春之歌》、一部《雷锋之歌》，成为那个时代的精神大餐。

　　主流意识是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时代意识的综合体现，何朝何代不可偏离。当然，强调主流意识，不是不要百花齐放，向上的、积极的、审美的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创作的。

　　匡正诗坛，振兴诗歌。诗人自觉，是诗坛振兴的关键。有四个观念必须重申，即：

　　一、诗歌自由。自由不等于放肆，多元不等于无主，开放不等于无序。乱写胡诌，不是自由。在社会秩序的规范下自由发挥，才是真正的自由。到生话底层滚一身泥巴后的自由，而不是足不出户的胡编乱造的自由。

　　二、诗歌道德。诗歌道德也是诗人道德。社会担当、愉悦教化、解惑释疑、鼓舞向上，是诗歌的根本道德。给人以邪念的、龌龊的、淫乱的意念的诗，都有悖于诗歌道德。

　　三、诗歌语言。凝练美妙、畅达深邃，是诗歌语言的精要。口语化不是口水化，散文分行写不是诗。同样，不加修辞的顺手拈来也不是好诗。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就是口语写作最好的范例。高瑛有一首写给艾青的诗：“有时，我在他的左边/有时，我在他的右边/但是，我总在他的后边。”很口语，但却深奥无比。田间的诗：“假若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就是口语和口水的区别。

　　四、诗歌批评。显然，批评家也失控了，被金钱俘虏以后，顺情说好话、说假话的比比皆是。本来，信息时代更加快捷和广泛，可是划地为牢，东家不管西家事，山头、小圈子，分割成一堆一块。真正的好诗得不到奖掖，一般的，甚至非诗伪诗倒成了好诗受到吹捧。诗评家必须有宽广的胸怀，高远的视角，海纳百川，慧眼识金，才能扬清去浊，赢得读者的信赖，扶正诗歌的方向。

　　（实习编辑：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