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传记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的《马尔克斯传》的中文版序言出自作家格非先生的手笔。我们不妨把此文看作是一种向前辈作家致敬的方式，或者看作一直在影响的焦虑下生活的中国作家们面对前辈作家时候欲拒还迎百感交集的心态纠结。无论如何，马尔克斯现象或者说魔幻现实主义巨着《百年孤独》与中国作家之间总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也许我们该问，为什么非要是马尔克斯？为什么是《百年孤独》？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蜂拥而至进入国内，打破了单一主旋律的现实主义创作，丰富了我们的写作技巧，但为什么只有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成为一种让中国作家不断提起并重复模仿的奇特景观？现在读《百年孤独》的开头：“多年以后，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想必会记起父亲领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样的开篇在我们现今的阅读体验中已经是习以为常处处可见了。但是对于当时一直处在机械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中国作家来说，这样的一个句子显得如此的新鲜和玄妙。着名评论家朱大可曾分析说，这样的一个句子使时间和空间互相移植，有一种显明的他者化效应，进而制造了作者和叙事对象的疏隔，由此跟此前的以“我”为主语的伤痕文学和朦胧诗划清界限。这个《百年孤独》的开卷句式，曾出现在众多中国作家的笔下，从马原的《虚构》、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雷祸》、洪峰的《和平年代》、刘恒的《虚证》、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等等。甚至在余华2007年的新作《兄弟》的开篇中，余华也一直重复这样的马尔克斯式的句子。也许不仅仅是开篇的写法上有如此多的痕迹模仿，陈忠实的《白鹿原》某种程度上就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中国版。《白鹿原》的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对应起的就是《百年孤独》！博尔赫斯曾言，每一位作家事实上都创造了自己的先驱者。换句话说，作家的创作总会让我们想起某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在当下语境中的重新复活自然会对作家现在和将来的创作产生影响。
当然，面对传统的时候，影响的焦虑在所难免。也许我们一生都生活在传统的阴影下，也许某个时刻灵光乍现，我们能面对传统突围而出，谁知道呢。面对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的影响，中国作家坦然承认者有之，矢口否认者亦有之。这种百感纠结的矛盾心态其实都是正常反应。但无论如何，一个作家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是文学发展史上的常态。我们受马尔克斯的影响，正如马尔克斯同样受其他作家的影响一样：从马尔克斯九岁那年在阿拉卡塔卡偶尔看到了《一千零一夜》开始，20岁在波哥大读到了卡夫卡的《变形记》，22岁看到了索福克勒斯的着作，搬到墨西哥定居时读到了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帕拉莫》，等等。尤其是最后一位，马尔克斯曾在他那篇令人感动的文章《回忆胡安·鲁尔弗》里这样写道：“对于胡安·鲁尔弗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所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马尔克斯所言的“写我的书”的书正是1967年出版旋即畅销而后成为传世名着的《百年孤独》。
也许除了达索的《马尔克斯传》我们应该提到另外一本关于马尔克斯的传记：巴尔加斯·略萨的《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之所以说到这本书不是因为这两位作家曾因政治左右分歧而大打出手的八卦新闻，而是因为略萨在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其他作家笔下会成为一个超现实的问题，而在马尔克斯的笔下其实是拉丁美洲活生生的“现实主义”，除了神秘的鬼怪传说，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诡奇的原始丛林，奇异的飞毯，还有少年时候从外祖父母那儿听来的故事：“外公讲的故事是现实主义的，充斥其间的死人是真实死亡的人；而外婆故事里的死人活着，并且寻找活人以消除自己的孤独。”当这种恐惧而且奇异的记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反而日渐清晰的时候，除了写作的引流和宣泄，似乎别无他法。
也许终于到解答那个开篇被我们悬置问题的时刻了：为什么马尔克斯式的开头写法会成为中国作家不断重复模仿的奇特景观？这个问题其实许多评论者都曾注意到，在对此论题进行深入讨论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新时期小说》的书中，作者就很好地梳理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化的语境中的引介、接受、抗拒、误读和认同的一段历史。因此也许你也猜出了我的答案：只因为“魔幻现实主义”。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各种文学流派的大量引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作家自身的心理慌乱和自卑，面对众多现代主义流派手足无措眼花缭乱。而从一贯的现实主义跨越到现代主义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胆识和学识的，因此他们一般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方法，在原来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尝试。“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而言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然后才可能在现实的土地上，魔幻就如同《百年孤独》中的魔毯一样腾空而起。而且魔幻所产生的荒谬的现实感也与刚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作家有一定的亲缘性，这些都比较容易消除他们的心理暗示的阴影。另外，我猜想，马尔克斯一贯的左翼政治态度，与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领导者卡斯特罗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也是中国作家亲近他的一个政治上的理由。
但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模仿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并非如此简单。魔幻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技巧，更是一种坚实的写作风格。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写作的技巧而言，不免流于表面和形式化。格非写给《马尔克斯传》的序文的题目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他表达的意思是说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是寻家族的根，而达索写《马尔克斯传》是寻找马尔克斯的根，马尔克斯无论如何魔幻，其实都是站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上，都有一个家族的文化的根源所在。中国作家如果仅仅学会技巧，而没有把它内化为一种自我的民族的原始的文化血液，只能是一句空谈。
《马尔克斯传》有一个笔者不满意的地方：达索只是讲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前半生，写到了1967年《百年孤独》出版后他的声誉正如日中天时就草草结束了。而他的后半生诚如博尔赫斯所言是在“荣誉的强光”照射下生活的，他的名字频现报端，他奔走于各国首脑之间，他出席各种仪式，他的创作生涯已经告一段落。
我们很难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他的后半生，他有权利享受荣耀带来的一切，我们只能遗憾。也许我们还应该遗憾那些曾经在马尔克斯“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格非成教授了，余华与商业妥协了，马原是院长了，陈忠实当主席了……他们也都站在了荣耀的聚光灯下。可惜，荣耀很多时候都与作家的创作能力成反比。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