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类随时可能毁灭的年代，诗首先自我毁灭，毁灭它对“美丽意境”的营造，它的自顾自怜，它的哗众取宠，它的雄辩，它的讨好人、感染人、说服人、教化人的想法。诗放弃修辞的表演，诚实地观察自我，触摸自我中非意识形态的核心，一个欲望突破一切既定社会权力关系的核心，一个症状化、异质化、精神化的自我。如此，死后方生的诗为年代之暮的降临做好准备。
诗并非再现残酷，诗无法再现它，诗无法再现任何事物，因为没有一个可供再现的原本。诗从内部唤醒残酷，把残酷从无意识之中带出来，让我们惊讶于残酷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它的孕育的潜能，它的多重面孔。凡肉眼所见，还不是最残酷的。大的残酷隐匿于不安的精神中。
法国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认为：“凡是起作用的就是残酷。”当代大部分汉诗，由于对理性话语的顺从，未能对读者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作用”，在诗的强大而隐秘的心理动因面前望而却步。阿尔托继而指出：“诗的形象可以等同于梦想，只要这个梦想是以应有的强度抛出，它便产生效应。”诗的强度不应简单理解为文本与现实的对抗性张力，毋宁说，它是创伤性的心理真实对历史、社会、个人现实的强力打断，诗之为诗正是在日常知觉的裂缝之中得以显现。
诗使用词，但它并不就是词。诗在语言中生成，但它只是借用语言，如借尸还魂。诗的生成越过了语言，把语言抛在身后。残酷诗反对任何类型的话语，它深知话语与理性、知识、权力之间的勾结。它寻求前话语的词效果，从普通的词中汲取力量，散发光芒，激活人的记忆碎片，让人无所适从，无处安放自我认同。就算最普通的词，也有它尚未披露的一张脸。在自然与文化以外，还有众多未名领域，诗在其中盘旋。
残酷诗所指向的并不是通常的“我对世界的感受”，而是更隐秘的东西，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秘密交流，是尚未定型的、尚未进入语言或已经离开语言的某个东西，它是朝向梦境与非存在的永恒回归。当代汉诗大多在经验世界的设定内进行表象联结，尚未开辟出意向性之外的诗空间。或者，有人感于所谓现实，把诗写得血腥冷漠，这是残酷诗应抛弃的式样。
残酷诗之残酷在于，它剥离读者的社会身份，将他们推入“波动的脆弱的中心”。残酷诗在问询之前先取消问询的前提，在显现之前先否定显现的可能，但是它并不陷入混乱之中，它聚合冲突、摩擦、转换、流动、更替产生的能量，并用这种能量来消解任何形式的凝固、连贯和判断。
残酷诗探索诗的边界，破坏诗的仪式、是为了让诗的病毒失控，带给生命一场空前的“瘟疫”，让该死的死，让生成的生成。它存在于晦暗未决的空间，但它不是虚无的，它反对怡情和移情，但也并不是无情的。它的存在需要一双妖眼——没有闭合先天直觉的眼睛——来透视。残酷诗的无人之地召唤着初生的血和光芒。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