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与批评界的分裂
我多次参加网络文学方面的会议，往往一边坐着文学批评界的各位优秀批评家，另一边坐着几位著名的网络作家。批评家这一边的桌签“高大上”：北京大学某某教授、复旦大学某某教授……而另一边的网络文学作家面前的桌签，真是五花八门，土豆、西红柿……眼睛一花，很容易以为这是农业农村工作会议，但这里的“土豆”和“西红柿”不再是瓜果蔬菜，而是网络文学界的著名写手，他们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读者。
批评家与网络作家，分属不同的符号世界，差异之大正如桌签所显示的那样，双方的对话注定是艰难的。我们的批评家对于网络文学是十分陌生的，他们只能将“土豆”与“西红柿”视为一类，泛泛地谈谈“蔬菜”的特点，而不是各自的味道。几乎每次对于网络文学的讨论，最后都变成对网络的讨论，这显示出我们进入网络文学的乏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批评界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邀请来参加研讨会的网络作家，都不是批评界基于文学标准的选择，而只是基于网友的点击量。
同样，网络作家比教授们带的研究生还年轻，在这类研讨会上也展示着学生一样的谦逊，不断地在本子上勾勾画画，似乎认真地做着笔记。然而，作家们内心深处，恐怕未必很在乎批评家们的意见，他们真正在乎的是电脑前那些普通网友的意见。他们的文学生命，取决于网友们的点击和订阅。
这种分化在当下充满着挑战性：网络作家不再像传统作家一样依赖于“文学刊物发表作品—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批评家召开研讨会—获得各类文学奖、入选各类文学选本”这条传统的文学道路，网络作家绕开了传统的文学中介，直接面对普通读者，网友们说不出深刻的学理，但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赞”，支撑起真实的评价体系。
网络作家与批评界的这种分裂对于双方都是一种伤害：网络作家可以在市场中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却难以得到文学界的认同，始终处于一种尴尬的无名状态；而批评界则将在互联网时代被进一步边缘化。
重视社会结构的变化
怎么发挥文学批评对于网络文学的筛选、评价功能？我们不妨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我觉得在此有必要回溯两类历史经验：一类是小说的经典化之路，另一类是通俗小说的经典化之路。
无论就世界文学史还是就中国文学史而言，小说一开始的地位并不高。在西方世界中，史诗与戏剧的地位在18世纪之前远高于小说，西方文学中的“小说”，在18世纪后期才正式得以命名。美国著名学者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小说的出现源自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社会的建立，而个人主义源自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社会的实体在市场经济中不再是家庭、教会与任何集体单位，而是个人。伊恩·瓦特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视为现代小说的鼻祖，并将小说的基本标准视为“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而新鲜的”。小说在英语中的对应词汇novel，其本意也正是新颖的、新奇的。
小说在西方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也面临着网络文学所面对的批评：格调不高。伊恩·瓦特指出，小说在18世纪被认为是一种降低格调的写作方式，书商取代了过去庇护作家的贵族，古典的文学标准摇摇欲坠。今天被视为经典作家的笛福，当年和网络文学作家的做法相似，为了经济利益将小说写得冗长累赘。当时的编辑很不满笛福的做法，而且抱怨笛福没有完整的作品，像网络作家一样挖下一个个大坑。不过，随着以个人主义为重要价值标准的西方现代世界的到来，小说越来越受到欢迎，逐渐取代史诗与戏剧，成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笛福也成为享誉世界的大作家。
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长期以来“诗”与“文”的地位也远高于小说。据华东师范大学谭帆教授《“小说”考》所考证，明清之前对于小说的理解，大致有以下三种：小说是“小道”，无关政教，此为先秦两汉时期确立的最早的文类观念；小说是有别于正史的野史、传说，这一观念大致在南北朝时出现；小说作为口头伎艺名称，指称民间发展起来的“说话”伎艺，这出现于三国时期。直到明清时期，伴随着通俗小说的兴起与繁盛，小说最终确立了“虚构的有关人物故事的特殊文体”这一内涵。晚清的民族危机，更是刺激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以“小说”作为“新民”的工具，即以小说传播新思想，启迪民智，救亡图存，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地位空前提高，曾经的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从“四大奇书”上升为“四大名着”，与唐诗宋词并列，完成了自身的经典化。
纵观中国与世界的文学发展历程，就像《小说的兴起》译者序所阐明的，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的产生、发展、完善，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而其中的哲学、宗教、经济、社会阶级、科学技术诸种因素都对小说的定型发挥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观念的变化，观念的变化推动小说的浮沉，今天讨论网络小说进入“文学场”，应该有这份历史的视野。
呼唤知识分子的介入
此外，就小说的内部而言，作为亚文类的通俗小说的经典化，对于网络文学有更为切近的参考。就以金庸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为例，其作品的经典化，在文学观念转型的背景下，依赖大学、出版社为代表的知识界的介入，在研究论文、文学选本、大学课程、学术研讨会等各个方面予以支撑。
就大学而言，1994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1999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严家炎在20世纪90年代先后开设了武侠小说研究课程，并各自出版专着《千古文人侠客梦》《金庸小说论稿》，金庸也成了北大博士的论文选题，如宋伟杰博士的《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就出版社而言，同样在1994年，三联书店推出36册《金庸作品集》，风行大江南北。就文学选本而言，还是在1994年，北京师范大学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将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张爱玲之前，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而北京大学谢冕、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则将《射雕英雄传》列为“经典”。至于学术会议与研究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计其数。
综上所述，网络文学要进入“文学场”，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导致的观念的变化、知识分子的介入，这两个因素缺一不可。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网络文学才能摆脱目前的文学地位，享有相匹配的成熟的评价体系。就现状而言，这两个条件还不成熟，无论是网络文学作家还是关注网络文学的批评家，都应该更耐心一些，现在谈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场还为时尚早。目前我们的文学观念还无法接受网络文学的美学特征，知识分子的介入更是寥寥，网络文学在可预见的时期内，还是一个自我循环的文学圈，无法有效地进入文学场。我们讨论过往的历史可以弹指千年，但对于历史中的我们，这种改变是十分缓慢的。
最后也有必要提醒有抱负的网络作家，不要把一种新文类的经典化视为历史的必然规律，小说乃至通俗小说固然有经典化的范例，但更多的是被历史湮灭的寂然无声。决定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既是历史的产物，又不完全是历史性的，衡量文学作品的思想、语言、结构等要素是普适性的标准，不会因面对网络文学而降低。要想作品获得好的评价，首先要将作品写好，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实习编辑：王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