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在的疏离与精神的流浪

 

　　——宋峻梁诗歌阅读印象

 

　　作者：辛泊平

 

　　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十年不长也不短，但认识一个人，十年应该算一个足够的时间前提。认识宋峻梁已近十年了。十年来，因为诗歌，每年都会有一次相聚，在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季节，或长或短，每次都会聊上一会儿，从诗歌到事件，再到具体的诗人，我们多有相似的感受和看法。一直想写点什么，给他的诗歌，给他这个人，但总是不知从何说起，结果一放就是多少年。在一些诗人眼里，宋峻梁深沉、冷静，似乎难以接近（许多年轻诗人曾对我表达过这样的感受）；但我从第一次相识，便感受到了他身上自然的朴素与隐藏的热情。是的，不是奔放的热情，而是隐忍的热情。不同他家乡白酒67°老白干的浓烈，宋峻梁的热情有些矜持，有些平淡，但却是自然而然的流淌。我喜欢这样的诗人，在一些诗人刻意以身体而不是以文本表达诗歌的背景下，在世人谈诗人色变的年代，这种谨慎的热情可以为诗人赢得世俗的认可与尊重。

 

　　还是先回到诗歌。写作是生命的一种表达方式，相对于尘世的角色，它更为隐秘，但也更为真实。从文字而不是从印象入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另一个不同于肉体存在的宋峻梁。

 

　　我有高大的身躯

　　却有胆怯的内心

　　我对每个陌生人微笑

　　他们面无表情

　　或充满敌意

　　我也对伤害过我的人微笑

　　他对我不屑一顾

　　或只是微微颔首

 

　　我想与这个世界保持亲密

　　不孤独，更不被抛弃

　　因此小心翼翼

　　我不敢抢先说出热爱

　　也很少流露憎恶的表情

　　我显得油头油脑

　　一副市侩模样

 

　　我有这样的微笑

　　保持着尊严与距离

 

　　——《我有这样的微笑》

 

　　这首诗几乎是宋峻梁的自我画像，只不过，他用的材料不是色彩，而是文字。像鲁迅一样，在自我呈现时，宋峻梁对自我并没有美化，而是冷峻如刀。诗里的“我”高大，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内心和胆识，而是谨小慎微，如市侩一样左右逢源。在这里，微笑既是一种表象，也是油滑，是获得世俗认可的一种手段。而在微笑的背后，是诗人对面具人生的深刻体验与无情的嘲讽。“原谅我，我还是个孩子／你可以看我的眼神／就会相信我的内心其实多么脆弱”（《无题》）诗人对那个缺少自我的“我”是不满意的，但并没有因此而有意隐瞒，而是直面他，呈现他，让他无处可逃，让他无地自容。可以这样说，在人性的层面上，诗人这样处理，既是审视自我，也是关照众生。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这面镜子里照出自己面容的暧昧与内心的破碎。在喧嚣的人群中，所有的人都在掩饰自己的内心，这是生存的策略，但不是灵魂的必需。诗人明了这个生人的游戏，但并没有沉溺其中，而是坦诚地拎出被面具掩盖的心灵黑子：“我无力孤芳自赏／也无力／随波逐流”（《被糟蹋的……》）。可以这样说，在这个罪恶都希望被涂上光环的时代，这种自我剖析需要人生的勇气，更需要写作的良知。

 

　　宋峻梁说：“我所理解的世界，我所存在的世界，一个人与所有面对的事物，甚至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紧张；我的诗歌体现了这种紧张，我的内心处理着这种紧张”。“我沉默的时间过长了／仿佛抛弃了这个世界／仿佛没有了惦念”（《春天的拯救》）这是时刻内省的诗人才会有的生命与词语的双重自觉。在超动车飞速旋转的世界里，面对娱乐至死的肉身现场，诗人并没有放松警惕，没有坠入那种缺乏方向感的人生冲浪，而是一直在询问“我是谁”。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自明的问题。在《忽略》里，诗人设计了一系列的自答题，他一一试探，又一一否定，因为，他无法把那些刻板的词条和鲜活的生命打上等号。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此在的社会属性即是自我，公务员，旅人，丈夫，男人，小人物，大领导，都可以印证肉体的存在，都可以是追随欲望的回答。然而，它们是伦理与世俗相互妥协与合谋，不是诗人心中的意义所指。所以，诗人才会在一次次说出之后，又一次次否定。而在这怀疑衍生怀疑、否定推进否定的过程中，诗人最终接近了生命虚无的本质。这是诗人对此在身份的怀疑与对终极灵魂的追问。

 

　　怀疑是自觉人生的基本元素，是诗人词典里重要的词根。因为怀疑，所以追问；因为追问，所以疏离；因为疏离，所以在路上。在宋峻梁的诗里，疏离感与流浪情怀是一种淡淡的底色。物欲横流，道德缺席，一切都可能成为媚俗的可能与意义，生命的叩问与尊严在逼仄的生存里显得异常苍白：“许多空白的纸张／没有字迹就已经发黄／许多鱼在发臭的河流里／从出生游到死亡”（《鱼骨》）。这样的世界没有温暖，没有慈悲，有的是对生命的漠视与伤害；而且，这种漠视与伤害并非短暂，它贯穿生死：“每一个夜晚／都没有食谱／每一个夜晚都／有硌脚的石子／等在地上”（《一个人的寂静》）危险无处不在，但人们却在失重的狂欢下丧失了警惕，只有诗人能够准确而清晰地感受到，那硌脚的石子就在前方。这是一种旷世的清醒与孤独。“我可以放弃什么／能把时间放慢／关掉电／关掉水／还能关掉什么”（《浮尘》）荣辱颠倒、是非混淆，宋峻梁不是时代巨子，他只是一个倾听内心的诗人，无力改天换日，但可以做到忠实自我，可以选择“无为”的姿态：“安静下来／在一片黑暗里藏身／安静下来／在缄默后面搬运词语”（《安静》）。此时，安静，只是诗人的一种肉体选择，灵魂依然在路上。

 

　　你在路上捡金子

　　你沉甸甸的背囊

　　装着三十年的月光

 

　　鱼群游向大海

　　脊背张着透明的帆

　　而河流的源头却是你的方向

 

　　你瘦弱的骨头

　　吹着珠穆朗玛呼呼的大风

　　风里有你破碎的爱与梦想

　　——《走在路上的人》

 

　　和尘世理解的价值不同，在宋峻梁的价值词典里，月光是最大的财富。肉身沉重，但骨头可以轻盈，可以乘着山峦之风，去追逐哪怕是破碎的梦想。在这首诗里，那个市侩的乡愿者不见了，诗人成为鲁迅笔下的“过客”。他要上路，要走，要逆世俗膜拜河流的源头，因为，它不仅是人类出发的原点，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这是诗人的发现，也是诗人的皈依。“平原的荒凉正是我内心的荒凉／我整夜游荡，走得太远／甚至无法回应母亲的喊声”（《我曾在平原上游荡》）长路漫漫，荒凉回应着荒凉，但母亲的喊声依然在遥远的记忆里，并不时温暖荒凉的行程。正因如此，诗人的精神之旅义无反顾：“夜风吹起衣裳，吹在裸露的肩膀上／我没有泪，没有哀伤／我低吟，像一只趴在草叶上的虫子／想不起下一句／就停下来。我想这样／多么轻松呀。风吹过速生杨／在麦田上荡漾”（《多么轻松》）可以这样说，与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疏离，在自己灵魂的天空下流浪，成为宋峻梁对抗当下的精神力量。在另一片不同于当下的天空下，此在的屈辱化为反抗者隐秘的荣耀：“月光下，豹子没有了伤口／每一次奔跑／都变成了花朵一样”（《月光下的豹子》）。

 

　　可以这样说，宋峻梁已经洞悉生命的秘密，他选择了与此在的疏离和精神的流浪，但诗人并未因此而坠入万念俱灰、万缘俱断的虚无。因为，他内心深处还有原始而纯净的回忆。往事如烟，但在回忆中，往事变得比现实还要清晰：“孩子／你瘦削的肩／经不住硬质墙壁／一碰／小手掀起珠帘／阔大的房间／盛着钟摆的回声／一只典雅的挂钟／兀自走动”（《掀门帘的男孩》）。其他如《泡茶的女孩》是灵魂的律动，《八十年代》和《杀鸡过年》是关于饥饿与成长的记忆。在回忆里，他是一个与疾病、饥饿对抗的男孩，是对自然与人事异常敏感的智者。在这些诗歌里，即使是苦难，也是诗人存在的证明，在线性的时间上，它自有终结，在心理的时间里，它自会转换：“我少年时代的窗子，现在／在我心里敞开了”（《向内打开的窗子》），“我知道几乎每一家的窗口都有／孤独的面孔，和暗自明亮的目光”（《在灰暗的屋顶下》）。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构成了诗人此在意义的有力见证。

 

　　我渴望艳丽的羽翅，渴望

　　彩色的粉末落满床底

　　遮住病弱的肉身，给时间一个假象

 

　　我落尽白发，不再被自身伤害

　　从漫游的长路归来，拉严记忆的晨昏

　　——（《最后》）

 

　　渴望是记忆的一部分，也是精神流浪的原动力。有渴望，生命便有阵地，有阵地，灵魂便有尊严。诗人灵魂的坐标，最终还是对心灵宁静与理想之光的信仰。但诗人无意把心灵的信仰与灵魂的轨迹换取世俗的荣耀，他追求的只是生命的自证与自足，所以，他才会“一个人默默面对火焰／我知道他内心的黑夜／正在燃烧”（《友人——给火柴》），才会“从漫长的长路归来，拉严记忆的晨昏”。大幕拉开又合上，舞台背后，是诗人的悲欢与荣辱，不关他人，不关世事。

 

　　从语言上，宋峻梁并没有太多的自我约束，而是率性随意，或书面或口语，或隐晦或直白，都不是刻意为之，意到笔随而已。但我却格外喜欢他那些有宋词遗风的诗歌，虽是偶露峥嵘，但那些漂亮的短句却让人过目不忘，比如《纪念》里的“羊群洁白，风如发”、“心肺如土，植三五相思”。当然，语言只是诗歌的一部分，它可以成为风格，但绝对不是诗歌的终极。在宋峻梁的文字里，我最珍视的还是那种生命的自觉感与灵魂的自足性，包括他的自省，他的疏离，他的精神流浪，他疼痛的记忆与决然的守候。

 

　　2014／2／27子时初稿 28日再改[NextPage]

　　日常魅性与返魅者的权力 

 

　　——以宋峻梁诗集《向内打开的窗子》为例

 

　　桫椤

 

　　网络时代，诗歌变得非常难以言说。造成这种难度的原因，乃在于浩如烟海的诗歌文本让研究者对整体状况难以把握，被用作样本者的代表性始终值得怀疑，这就使得任何关于诗歌的全局性论断都带有“莫须有”的性质。其实这种状况不是在网络时代才出现的，林贤治在《中国新诗50年》中说，深圳诗歌群体大展之后，“整个诗坛已不可能恢复已往的完整局面，此时，总的倾向是去中心的、非主流的、边缘化的。”（林贤治：《中国新诗50年》，漓江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188页）深圳诗歌群体大展是1986年的事，约30年前就出现的这些变化就已经使诗歌成为一个莫衷一是的事物。这不是坏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的多样性才是诗歌的本来面目。

 

    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没有了中心、失去了主流、站在边缘位置上的诗歌，拥有的是什么？在这种疑问中，诗歌不断延展着它自身的边界。姑且不论现实中的各种诗歌群落，或者网上各种诗歌圈子和网站，单就诗歌的创作倾向来看，就足以显示出它近乎混沌的脉络和方向。既然“诗无达怙”，则混沌也恰恰是回归了诗歌本来的流脉。最近，河北诗人宋峻梁出版了他的新诗集《向内打开的窗子》，透过其中的诗歌文本，我看到相对于上述中心、主流，当下的诗歌仍然显示出掩藏在文本之下的潜在流向，重要的一点就是对日常生活的烛照。对日常性的重视，不仅仅是诗歌所谓“来源于生活”的解释，更有其在诗歌审美上的合理性，即在向生活靠拢的同时，依旧保持着诗歌的魅性，保持了“诗性”或者叫做文学性，重新唤起了对常态生活的审美追求。对此，不妨做一番文本考察。

 

　　“在转弯处／我遇上一个人／在看天／／天上没有飞行物／连鸟也没有／／我静静地等着他／回过神儿来／走上便道／让开我前面的路”，诗集中这首名为《在转弯处》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既表达着作者关于生活简洁、朴素的审美，同时又体现出作者不俗的诗观。没有刻意的意境营造，作者只不过陈述所见的一种经常性场景，甚至只做了事实的陈述，而完全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意味，拟或只是一个中立者角度观察的体验。但是，恰恰在这种冷静之下，潜藏着作者至少三重意图：对现实状态的呈现，自我与他者的互相定义，以及在常态格局之下作为一个诗人从世俗重返诗歌魅性的权力。诗中那个看天的人与“我”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因“我”而构成了与“我”对应的第二者，“我”与他及空洞的天空构成某种场域，既是现实的时空，又是诗歌发生的场域，而“我”毫无疑问是以现实状态阐释者的立场出现的，这或许本身就代表了某种判断。而在另一些诗中，宋峻梁则不断显示出这样的诗歌决心。《她弹了会儿钢琴》的第二节是这样一段：“她弹了会儿钢琴／我没有去看她的手指／我在看从玻璃窗透过来的大片阳光／一只沙皮狗安静地垂着耳朵／似乎在静静地呼吸”，弹琴者与“我”，阳光与狗之间，不由不使人想起卞之琳的《断章》中物像之间特殊的关系，安宁的存在感和状态感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得以呈现，多维的现实被诗歌以自己的角度重现。“早市上的胡萝卜／带着泥／又新鲜又鲜艳／娘们儿鼓着浑圆的屁股／挑挑拣拣／捏捏硬实不硬实／看看顺眼不顺眼／／然后过秤／装进塑料袋／拎回家／和别的蔬菜／放到一起”（《胡萝卜》），我不是在鼓励这首诗平白的写法，但是我欣赏诗人切入生活的角度，司空见惯的一个买菜的场景，“我”在其中只是个隐含的观察者叙述者，买菜的娘们儿和胡萝卜之间构成的日常性，恰恰就是诗歌切入生活之点。诗歌是一种有禅机的文体，它的意义常常在文字之外，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诗人的作用是什么？或许没有规定的答案，但是呈现真实，呈现常规，呈现日常的状态，为自我寻找在日常生活中的定位，建构生活的审美意义，唤起潜在的读者对生活的审美透视，也是诗人的使命之一种。

　　

　　诗是神圣的，尽管诗行中并不缺乏俗事和俗物，但是保持诗歌的魅性，勿使其流于庸俗和浅薄则是诗人的本能。宋峻梁以自己的诗歌书写再一次证明，无论诗人如何在俗世中生活，无论他拥有怎样的显示经验，他一定要握有返魅的权力，不丧失作为诗人的自觉性。诗人之所以为诗人，不是他或她用俗语呈现了生活——即便通俗并不可避免——而是在诗的背后一定隐含着生活的魅性。所以，他这样叙述鸟的死亡：“报纸上说江苏泰州／大约一万只鸟在迁徙途中／冰雹一样落下来死在地上／不知道它们要死给谁看”（《让一片羽毛获得更快的速度》），诗人隐忍的叙说，背后却是对生命的悲悯和对暴虐力量的谴责。诗人也写心思：“安静下来／在一片黑暗里藏身／安静下来／在缄默后面搬运词语／／光明在此刻最多／桑蚕在此刻生长的最快”（《安静》），以光明的数量和桑蚕生长的速度证明安静的程度，而诗人自己则在“黑暗里藏身”，在“缄默后面搬运词语”，就像我们睡前熄了灯思维里常有的动作，一经与光明和桑蚕结合，奇异的诗境立现。而当诗人把鸟与春天的常识颠覆之后，则重新构建了自然与人心的新关系：“很多鸟死在纸上／每只鸟都有最后的鸣叫／／很多人听到了鸟的鸣叫／把他们记在内心／／春天还有些冷／一部分虚拟，一部分真实／／几乎每个人都看到了，鸟儿仄着翅膀飞过的姿势”（《这个春天的冷》），鸟与春天之间的迷茫，一个“仄”字也同样成为人的姿势。一首《人间总在地上》由俗及魅，我看到其中幽远的寄情，诗人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天当被／地当床／吃饱喝足／千军万马藏身腹中／英雄们的骨头／风干消散／偶尔眯眼让我泪流”，从最初芸芸众生生活现状的描写，最终归结到与之对应的辽远的英雄身上，想象的力量促进了诗的品格。

 

　　其实，面对现实本身，无论对于现实还是自我，宋峻梁都不是一个绥靖主义者，故此才有了他在诗集的后记中所说的这段话：“我所理解的世界，我所存在的世界，一个人与所面对的事物，甚至事物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紧张；我的诗歌体现了这种紧张，我的内心处理着这种紧张。置身其中，我以各种身份面对白天和黑夜，并在内心里开荒种地。”从根本上，一个主体的人，一个有自觉意识的人就是现实的敌对者；假如将诗人看做知识分子的某一类型，他还该当是“现实价值的反对者”。我们当下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乃在于生活及心灵的庸俗化。宋峻梁所言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就在于与庸俗的对抗。无论对于精英还是大众，当下我们需要的都不是祛魅，而是返魅，在庸俗之中重建而不是消解生活的意义。显然，宋峻梁这样的诗人，拥有从日常庸俗中返魅的权力，诗歌是他合法的方式。

　　

　　2014年3月9日，保定

 

　　（编辑：王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