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一个人所能触摸的最深邃、最复杂的自然世界莫过于仿佛无底的深海，也是由于一个人渴望对深海的触摸，才会痴情于那种既辽阔庞杂，又锐利准确的心灵传达方式。我想用深海比喻小说一定是成立的，而我更想说的是，好小说更是一抹光亮，笔直穿透深海，抵达一个人的内心。
在我主编的刊物《芳草》上发过海飞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被生活撕裂，却又被爱包纳的农村女人花满朵。花满朵的亮色就是她鲜艳的、清脆的活在人间烟火里，有恨有仇有血有肉的爱。我甚至怀想那个生长在江南乡村的女人花满朵，头发上应该挂着一根草屑，眼神清澈如水，身体像一棵灌满浆的树。她的呐喊与抗争，以及为弟弟花满龙的婚事而让自己烟消云散，毫无疑问是一种生长在田野上的力量与信仰。看似难登大雅之堂，却用那根神经末梢纠结而成的皮鞭冷不防地抽打着我们的神经，让那些原以为十分坚硬的性格中枢回归柔软，又让那些喑哑村庄里的凡俗往事，变成了阅读那些村庄往事时的一道光照。
于海飞而言，发现小说是真正的一种业余生活。业余的好处就是不必将小说当成形而下的衣食来源，而尽可以尊其为形而上的那些境界。这几年每年大概能见到海飞的一个中篇小说。收录在小说集《麻雀》中的是两个中篇，《麻雀》和《捕风者》，均首发于《人民文学》，被各类选刊选载并获得一些奖项。它们的共同点是把故事场景设在了老旧的上海，行文中还穿插着上海方言。文字背后分明能看到的是信仰与理想，以及惊心动魄的谍战往事。这两个小说推理合理，结构严谨，发生时间都是孤岛时期，而且海飞在创作上都严格按照上海1940年代的真实细节来构架故事，包括地理，包括当时发生的时事，包括细微到一件做工考究的衣裳出自哪儿来的裁缝。所以《麻雀》与谍战无关，与战争无关，只与小说本身有关。平静之中的暗流涌动，文字表象下的波光闪闪，温雅诗意的描述，以及无处不在的寻常人的影子。所以，让人有理由认为这是细微解读人性的小说。
《麻雀》中的陈深，一个剃头匠出身的军人，一个在非常时期偷偷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受命随磕头兄弟毕忠良转投汪伪特工机关的军人。他喜欢喝一种叫格瓦斯的汽水，喜欢去米高梅舞厅跳舞，喜欢混迹在欢场里，还帮着毕忠良经营着鸦片生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算是一个混得不错的上海“白相人”，也能偶尔的呼风唤雨，有点儿职位。但是在这些浮华的背后，他是一名沉默的战士，经历着惊心动魄但看上去似乎又波澜不惊的战斗。妻子牺牲时他装作和她不认识，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坚定地潜伏下去。小姨子也慷慨赴死了，死得无比从容，他还是装作不认识。儿子寄养在孤儿院，而且还因为战争瘸了一条腿。自己则以光棍的身份生活在行动队里，看上去他的状况确实很糟糕，没有根，也没有亲人，在无边信仰中人性成了他心中的地下组织，在深潜的人性中间，信仰同样是叽叽喳喳跳来跳去的麻雀。如果说前者是光明的悲剧，后者便是悲剧的光明。
值得一提的是，和陈深并肩战斗的是一名亦敌亦友的军统人员唐山海，他有爱情，也有梦想，温文尔雅，对陈深的共产党身份不屑一顾。但是同为潜伏者，他们必须要有合作，一个是在上层生活惯了的人，一个是下里巴人式的参加过剿赤行动的土包子。两个人产生了一种界线模糊的友谊，尽管唐山海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杀死陈深，这样的友谊看似无比薄弱，弱得就像那个在照壁墙前匆忙地领受暗写在时髦海报上的任务的穿呢子大衣的女子，但是在小说文本中却无坚不摧，将人性的纠缠一直搅杀到最后。
所谓隐蔽战线的人，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屏蔽普通人性的人。如何把这样的人写活写好，这需要小说家的本事。海飞在之前构筑的《花雕》和《花满朵》中，塑造了各种类型不同但活生生的人物。而在《向延安》及《捕风者》《麻雀》中，海飞变成了一个老到的说书人。他在喝茶，眼神扫过听客，接着是醒木的声音响了起来，他浓郁的南方口音滔滔不绝地把故事说得滴水不漏，在如此酣畅的演出中，真正特别的是说书人划破时空的睿智目光。
在黑暗与明亮之间不是有一扇门，而是有一道光线，这道光线可以是一道目光，把两者串联在一起。当《麻雀》中陈深重回上海，再次在米高梅舞厅和人接头时，已经是1949年春寒料峭中的4月了。陈深接头的对象是一个死去丈夫的年轻姑娘，姑娘的丈夫已经在游击队中牺牲了。陈深把手伸过去罩在了姑娘的手上说，如果走不掉，那边楼梯口有个电闸，你撞上去就行。在这里撞上电闸并非重要，关键是非常时期两只陌生男女的手的重合。在《捕风者》中，年轻女性苏响在信仰之光的引领下，决绝走向前方时，那响起的手风琴的声音，以及“长亭外古道边”的歌声，已经无法不成为抵达小说神经中一道坚定的烛光。
毫无疑问，一切潜伏首先是人性的潜伏，潜伏越深，丢失的人性越多。
一切谍战都是人性的完败，作为胜利者的荣耀越多，作为人性载体的人失败得越彻底。
一如深海太过黑暗，一缕微光的出现便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变。谍战如深海，潜伏亦如深海，海飞小说的意蕴或许正是麦穗上的晨露珠光，虽只一点一滴，却是连接朝霞的，一点在黑夜，一滴在光明。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