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创刊号封面

    《今天》，最初我是在昆明一个地下文学聚会上看到的。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同时代人以刊物形式发表的作品。之前，我已经独自写作多年，我不知道其他人在写什么。偶尔会读到一些零星手稿。1975年某日，有人在我工作的车间里偷偷摸摸给我看一首抄在信笺上的诗，后来我知道这是北京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我青年时代读到的大部分是死者的作品。油印的《今天》令我震撼，我还记得多年前阅读它时像捧着燃烧的泥炭的那种灼热感。我知道我终于看见了那种可以与我此前读过的那些死者的作品相提并论的东西了，而这些作者活着。过去时光中的地下阅读，我从来没有读过文学史或者文学概论，地下读物没有这种书。我自己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文学的评价标准和私人的文学史。那个时代文学只是死魂灵，它只以鬼魂的形式与我秘密相伴。我总是心怀鬼胎，死者的文学深刻影响着我对人生世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就像一场慢性自杀。那时候我工作的车间里在集体学习老三篇，而我居然私下向往着左拉们的梅塘之夜。《今天》令我激动的是，它上面的作品与我的私人文学史的评价标准是符合的。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世界文学常识意义上的作品，我知道的所谓文学就是这种东西。《今天》就是梅塘之夜，《今天》给我某种“复活”、“时间开始了”的印象，给我巨大的鼓励和信心，写作并不孤独。

　　时过境迁，此时代的读者难以体会《今天》出现对我这一代作者的震撼。文学不仅是语言的智慧，也是面对现实的勇气，一种英雄主义，文学是必须以身家性命抵押在现场的。阅读《今天》是危险的，我还记得给我看它的朋友那种地下党般的谨慎和疑虑。这危险的印刷品只是刊登着些诗歌、小说，其风格与内容不过是世界文学的冗长延续。那时候在遥远的外省，想象《今天》的作者，那就是在想象一群梁山好汉。198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第一次与《今天》主编北岛见面，当时我们在看一部内部电影，他坐在我后面，电影散场时他在后面拍一下我说：你是不是于坚，我是北岛。这是一股电流，他是北岛，他就是那个黑暗深处的主编，北岛像我在三十年代的旧照片里见过的那些主编一样，戴着眼镜，斯文之辈，脸色苍白。或许是错觉，我一直把他想象成挂在黑暗中的肖像。《今天》对于我的另一个意义是，在文学上我从来没有长者，在我青年时代，长者忌讳文学，文学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甚至告密对象，现在，长者们出现了，我可以通过他们信任我自己时代的文学。

　　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学事件无不是为了向它的时代再次重申“何谓文学”。文学的合法性数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抹杀者或苛求文学的道德力量，或苛求它对经典的师承，它在形式共享上的广度。而在我看来，各时代文学对文学合法性的一再重申，正是一种持久的专业精神。有位读者曾在我微博上留言说：“《诗经》与“新诗”在时间上隔着几千年，一前一后，遥相呼应，很难说什么文字更好，但是文字可变，文字后面的意图几千年不变，这就是执着。”杜甫说：“再使风俗淳”。自从文字出现后，文学已经成为文明的普遍风俗，但每一代作者都在担忧文学的合法性。过往时代文学的境遇不容乐观，统治者对自己时代的文学总是心存疑虑，就是唐朝那样文学活动最光明磊落的伟大时期，一流诗人依然会感叹“名岂文章著”，感叹“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但无论如何，“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过去时代的文化从未经历过文革这样的浩劫，《今天》在1979年的出现以及持续，恰恰也基于一种伟大的文学传统，即使像文革这样深刻激烈前无古人的文化革命，也不能摧毁这个传统。尔朝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今天》杂志甫一出刊，中国当代文学的合法性即刻毋庸置疑。我最近重新翻阅早期的《今天》，令我惊讶的是，在文革这种大断裂之后，《今天》发表的作品就像啥也没有发生，除了情绪的激越，抒情的范围从个性化的小资产阶级私人花瓶向个性化的大众广场转移——恐怕也可以看作是四十年代新诗的延续和丰富。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历程而言，《今天》没有重新开始，而是继续，社会时代的巨大动荡似乎只是刺激了文学返魅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意味深长。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一再颁给那些中国传奇，但中国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无疑是从《今天》诗歌开始的。文学的合法性就是母语的合法性。抹杀者喜欢强调《今天》诗歌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抗，确实，《今天》诗歌表达了对自己时代的愤怒和抗议，但这在美学上并不可耻，这些诗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明。《今天》诗歌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母语的重返，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议下面暗藏着母语的洪流，这一点往往被论者忽略，当时的指责者批判《今天》“朦胧”，这恰恰正是《今天》重现的母语气质。在1979年，国家话语对母语的扫荡已经令汉语无比荒芜，第一次阅读《今天》，令我震撼的正是它的语言。祖国诗人回来了，带着母语的黄金！

　　我曾经说，古典文学是赞美，现代文学是批判。“诗言志”乃是中国文学合法性的基石。志在兴、观、群或志在怨刺有一种本末关系，古典时代，怨是兴观群这个大一统之下的个人情绪，因为天地有大美、道法自然。而在今天，我以为怨已经成为文学的基本立场。批判并非文明的权宜之计，而是我们被抛入其中的文化命运。这是另一个世界，旧世界已经被彼岸化了，道可道，非常道，非往道，过往的历史就像传说中的黄金时代一样令我们成为一种批判性动物。世界已经不是一，也不是二，而是三，文明当然要调整它与世界的关系。我不知道《今天》的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此，也许他们只是一种朴素的、基于个人命运的批判，但《今天》的批判显然来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这个传统或许还意识不到文明已经进入到批判之存在性敞开的时代。但在1979年，《今天》再次令批判合法化了，不要忘记，那是一个多么腐朽没落的颂歌时代。

　　《今天》后来在海外继续出版，我一直是它的作者之一。我一直都信任这个刊物，因为它一直都坚持着创刊时代的初衷——某种自命不凡的、重建经典、尺度、合法性的野心。在40多年的持续中，这种品质已经成为一种专业精神。1979年以降，有着《今天》这种野心的同仁刊物可谓汗牛充栋，大多数才情横溢的作者和民刊消失了，《今天》可谓绝无仅有。仅仅指出《今天》的持久是因为它转移海外并不能说明《今天》何以能够持久。因为在同样的环境下，许多刊物也消失了。而至少在最近二十年，民刊在国内的生存环境也有很大改善。应当注意到，自《新青年》以来，许多名躁一时的新文学刊物都消失了，我指的是那些普遍性的正常刊物（比如同仁刊物）而不是国家行政的工具性刊物。《今天》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并且，许多《今天》作者的写作工龄也与这本刊物一道持续，这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就中国文化来说，现代性也意味着专业精神的出现。在这种见利忘义被视为谋生之必须的社会中，专业精神更接近宗教精神。现代性不仅仅是一堆概念、主义 、文本的引进或者现代主义旗号下的种种作品，也是一本刊物的持续，这种持续的深意也在于，老作者们都不写了，现代派也烟消云散，朦胧诗成为文学史，但那本刊物继续，如果要说什么批判传统，我以为这才是更深刻有效的批判。

　　就像《今天》在1979年是一种象征那样，在2013年，《今天》依然是一种象征。我们终于有时间和事业来实现一个持久的象征，扩展它的深度和广度了吗？我可以将《今天》视为现代性在中国水落石出的一种象征吗？

　　我期待着下一期的《今天》。

　　2013年3月9日星期六在昆明

    （本文原标题为“持久的象征——《今天》出刊一百期有感”——编辑注。）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