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连山堂竹句》与真理

　　《颜真卿全集》有八本。几乎天天看，看了两年还没有看完。不仅是所谓书法，也是文章。《放生池》碑说，皇帝好生之德，臣子应纪录。“秦始皇李斯暴虐邪诌之臣犹刻金石垂於后代，况陛下巍巍功业”文字传诸后世，书家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斤斤计较。“

　　博尔赫斯年轻时刊有《我的希望领域》一书，年稍长，后悔出版，走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小巷收回并将它们付之一炬，“那是正直之举。”

　　晨临颜真卿。体会到何谓“真”。真者，不是真理。真是一种超越性的状态。“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说文》。“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

　　真也可以说就是无。真实，就是有无。实，“實，富也。”《说文》“实，满也，塞也。”《小尔雅》“有者为实，故凡中质充满皆曰实。”《素问·调经论》

　　真实，是有无相生的一种状态。并非只是实，也不是只有真，这是汉语的奥妙。有无相生的阴阳变化，就是真实。

　　真是无，理是有。理是真的总结，概念化。容易僵死，因此随时要返璞归真。真是无，因此要经常理之，理之，容易僵死，又要随时归真。真理。是一个真与理之间的阴阳变化。唯此方可把握真理。“故天下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庄子）

　　中国文化的世俗性也在此，理要在真里面才活泼泼的。

　　诗是一种不断地从真到理，从理返真的语言运动。

　　海德格尔说“存在之思”，“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洪堡说，“语言乃是永远自身复现着的精神活动”。

　　“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就是命名不是完成而是永远在开始与完成之间。“作为语言的语言”是完成的语言，“带向语言”，就是返璞归真。是谓“永远自身复现着”。

　　就诗之思来说，如果诗是一种语言的真实，那么这个真就是从理（实）的遮蔽回到真的开始，从真的开始升华为理的归纳的阴阳轮回。在汉语中，回到开始并不像拉丁语言那般遥远，回到希腊什么的。回到真的路在汉语中从未被理彻底遮蔽，只是被遗忘了。真理，真先理后。在汉语中，理是第二位的，超越性的东西不是理而是真。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超越性的东西是结论，概念、道理。理式（柏拉图）那个真理是与假理相对的。“真”不是动词，状语，而是名词。在西方，真理是一个概念群。中国不同，“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何处变形？从实，从有，从概念、观念中变形归真。真理这个词古代中国没有，只有真。“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庄子·列御寇》真是和人联系在一切的，真不是抽象超越于人的理。真必须在人身上呈现。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真理这种意思，“外内之刑”，就是福柯所谓的“理性就是酷刑”。

　　颜真卿是作者而不是书法家，他写字是在写作。竹山堂连句，临写中可以感受到诗意为写者带来的笔势。如果说理，连山堂字是不合理的，不规范，如果从颜真卿曾经写过的来比较，可谓丑陋、笨拙、歪曲，但是真挚。连山堂竹句可看见颜真卿在书写的运动中返朴归真的喜悦。“归其真宅”《列子·天瑞》

　　2.《白虎通义》

　　读《白虎通义》，才知道我们距离中国传统是多么遥远了。过去，我们千方百计要摧毁传统，传统日薄西山、传统摇摇欲坠，传统奄奄一息……追穷寇，痛打落水狗。但我们不知道，传统自又其五千年积累起来的高贵和傲慢。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已经固若金汤，固若金汤地抛弃了我们，不要我们了，既然我们如此仇视这个传统，如此一味地要分道扬镳，那就分道扬镳吧！今日的局面不是什么反传统，而是那个伟大的传统我们回不去了，它已经成为一个我们只能望其项背的彼岸。我内心的悲凉是，当我谈论传统的时候，就像一个汉学家。

　　3.《印度的发现》

　　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是在旧书店淘得。印度已经被遗忘了多年。印度对中国历史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总是善的，佛教是个证据。西方为我们带来血与火的经验，印度却不是。印度人来到中国，带着经书。就像中国人当年出洋，郑和带去的是丝绸、大米、瓷器。都不是凶器。印度在中国兴起的最后一次文化波澜，是上世纪泰戈尔的访问，那次访问激起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激辩，泰戈尔劝告五四知识分子要尊重中国自己的传统，不要沉迷于物质、西方文化。但听不进去，泰戈尔说的基本意思来自玄奘当年去印度听来的那一套。玄奘们如获至宝，中国文明于是丰厚。现在听不进去了。泰戈尔言，西方“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这种观点在当时中国被奉行拿来主义的主流知识分子视为传播腐朽有害的思想，泰戈尔被批判、冷落。在告别演说中，他很失落：“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泰戈尔过世，中国今日，已经成为拜物的、以经济为中心，讲GDP的社会。泰戈尔那一套彻底失败。但这样一个中国又如何呢，五四那些反对泰戈尔的知识份子如果亲历今天，又会有怎样的感想？

　　读尼赫鲁的书，我发现印度思想在现代化开始之际就对它的异化有着高度警惕，印度坚持乡村是印度的精神家园，尼赫鲁在书中深情赞美大地。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经常使用“大地”一词，他写道：当我想到印度，我就想到下面的许多东西，它的大地上遍布了数不清的小乡村，……变幻无常的雨季，它把生命倾泻于焦干的土地里，忽然间把它转变为闪耀的广大美境和绿野，长江大河和流水，荒凉环境中的开伯尔隘口；印度的南端；个别的人或成群的人，尤其是巅峰积雪的喜马拉雅山或克什米尔的一些高山谿谷，其中春天开满了鲜花并有一条溪流奔腾而汩汩的从中穿过……世界上恐怕少有政治家会如此抒情的笔调描述自己的祖国。这本书带有自传性，相当于《我的奋斗》。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提到大地的时候，与印度一样，乃是一种感激、赞美。比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比如屈原、李白、杜甫、苏轼们那些千古流传的大地诗篇。中国山水诗、山水画，那就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大地之歌。但在二十世纪，大地一词越来越隐没于黑暗，人们以改天换地为重任，切断与大地的关系似乎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我这时代的诗人与古代诗人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没有大地，甚至蔑视大地。

　　4.《剑桥东南亚史》

　　我最近两三年一直在关注澜沧江、湄公河及东南亚一带。我认为，云南文化的方向实际是朝向湄公河这边的。自古以来，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氛围是朝向东南半岛的，所以我比较关注云南这方面的历史。这本《剑桥东南亚史》是刚刚出版的，这本书，让我对东南亚的文化、历史、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再加上这些国家我去过两次，而且不是那种走马观花的，所以，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讲到东南亚在古代曾经有过一个印度化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这个地方以后，西方的学者有认为过一个印度化时期。印度化也可以说就是古代水平上的现代化。这本书认为，印度化在东南亚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就像砖瓦表面的釉彩一样。而实际上，东南亚是根据自己本土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对印度化进行了取舍。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我感觉东南亚依然对现代化进行了有选择的接受，并不是盲目的全盘的照搬西方殖民主义的现代化。比如说，它还是坚持了它的宗教和日常生活方式。它选择了很多对改善它的生活有益的东西，但还是抛弃了很多，我觉得这是东南亚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另外一个是因为古代东南亚是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少量的文字主要是用印度的巴利文来记录经文，它的文化是无文的，口传的。表现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不是像汉民族主要通过语言文字，它是通过音乐、歌舞、雕刻、手工的、身体性的东西来表达。像吴哥建筑，，很难找到任何文字记录，除了少数巴利文留下的铭文，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吴哥是怎样建造起来的。遗留的只是这个建筑本身，其他都消失了。这也是云南各民族文化的一个特征。他们只是通过舞蹈、音乐、手工艺术等来记录他们的历史，而不是通过文字。在研究云南和东南亚的文化上，无文的文化一定要特别注意。

　　5.塞林格的《九故事》

　　最新的译本。我十多年前就读过这本书，我觉得这真是一流的小说。结合今天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来看，中国当代小说很少有塞林格小说中的那种对人类存在最本质状态的表现。中国人的日常人生里面难道没有这种东西？只有一些对历史、苦难的回忆，只有重大事件，只有命运对生命的打击，只有批判与仇恨，难道就没有那种阳光灿烂的午后内心世界的空虚或者非常细小的人生细节所带来的对生命的绝望感、虚无感。中国生活真的是太动荡、太野心勃勃了，没有香蕉鱼这样的东西。这种小说在中国写作中很难看到，但他表现的那种经验于我并不隔膜。

　　6.《追忆逝水年华》与《红楼梦》

　　《追忆逝水年华》使我想到《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翻译过来，对事情（注意是事情，不是事件）细节的叙述成了主要，语言之美次之。但原作，我相信重要的是语言。那语言我想像有一种做梦而将醒的口气，似乎是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现实，又回到梦里那样。缓慢而怅惘，清晰又朦胧，经常中断，但整体好像是一气呵成，口气的一气呵成。只是在说人们做了这个，做着那个，想着这个，说着那个，而绝不说这是为什么。读者仿佛是一个见习上帝，他迷途于语言迷宫，他得自己给自己绘制路线图，下结论，断是非。迷途，就是不必顺着情节的路线次序进入，可以从任何一页进入，这正是读它们的方法。从语词的奇妙处进入，从事情的诡秘处进入，从叙述事物的精确翔实处进入，有时候读者自以为知道了谜底而哑然失笑或者会心一笑。可惜《红楼梦》也没办法翻译，翻译得过去的东西只是故事、意思，语气、语势是无法翻译的。“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海德格尔）的语言是无法翻译。比如刘姥姥，不在于她说了什么，她的“快人快语”那种语势是无法翻译的，“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怎么翻，意思、状况在语言中早已血肉模糊，这不是可以辨识修辞法的语言。得意忘言，这个意不是意思，是意境，场、气氛。翻不得也，哥哥！普鲁斯特那种巴黎某间阴暗房间的男子混杂着贵族世家积累了若干的世纪的傲慢、迟疑、唯我独尊、摸索旧物般的口气也是很难翻译的，何况20世纪以降的中国早已干净彻底地消灭了种种口音的基础，普通话的流利大行其道，还有几个人敢于口吃？我说的不只是生理性的口吃，有些方言本身就是发音奇妙的。比如云南玉溪的方言，我们小时候叫玉溪人大舌头，玉溪人现在已经改得差不多了，而那曾经是一种文学口音啊，充满诗意的口音啊。普鲁斯特的小说有一种口吃式的思维，口吃给人一种语言走向光明之途中的犹豫、迟疑的感受，为了明白口吃者的话，我们得停下来，等着他们吐出下一个词。曹雪芹如果懂法语的话，他也许适合翻译普鲁斯特，曹雪芹的语言有一种世俗化的贵族气。而普鲁斯特或许是概念中我们以为的某种贵族。在曹雪芹和普鲁斯特那里，语言的力量太强大，意义、故事是很次要的，附带着被带出来而已。这些小说不是讲故事，而是讲语言，故事只是语言的附庸。讲故事的作家我以为是粗糙的作家。讲故事容易讨好，讲语言就难了，讲故事的作家容易翻译，讲语言的作家很难翻译，不可翻译。诗不可翻译就在这里，诗不是讲故事，是讲语言。曹雪芹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语言翻不过去，翻得过去的是故事、情节、意思。

　　7.《歌德对话录》

　　读书是没有必要跟着时代前进的。我的阅读并不是跟着书店的排行榜走的。我通常进了书店，就往深处走，我要买的书不会放在第一排的畅销柜台。我经常读的书，差不多都是些旧书、过时的书。翻译的书，我会选择不同的版本来读。因为翻译总是有新的可能性，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总是有可能更贴切。最近在台湾买到周学普翻译的《歌德对话录》，是1936年翻译的。时代在变迁，语言也在变迁，三十年代的一般语气和文革后的语气是不同的，这自然要影响到译文。周的译文更为典雅，今日读来，更像是19世纪的人在说话。

　　8.德尔菲娜·德·维冈《地下时光》

　　法国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生于一九六六年。小说写得相当好。我看了一本，叫《地下时光》，写的是大公司里面发生的故事，事业风生水起的主角玛蒂尔德因为不经意得罪上司命运急转直下，陷于悲剧。两条线。另一条是120医生蒂博，电话一响就要出诊，非常敬业。与女友做爱，完事后，女友总是彬彬有礼说“谢谢！”。结尾相当精彩，这两个在人生中完全失败的、互不相识的中年人在地铁里碰上，蒂博弯腰去捡什么引起玛蒂尔德注意，玛蒂尔德看了他一眼，两人各走各的。一般写得还好看的小说，往往就事论事。或者故作悲剧。维冈的故事很难写，情节都在电梯、办公室、卧室之间，但写得相当吸精彩。雇员和上司的冲突惊心动魄。最重要的是，在故事后面，可以感受到作家的世界立场，这是一个从尼采到卡夫卡都持有的立场，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怀疑甚至否定。只是这种立场在女作家维冈笔下，有一种冷峭。我曾经说，古典文学的主题是赞美。无论西方那样赞美上帝，还是中国这样赞美大地，“大块假我以文章”。而现代文学却是批判，这种批判意味深长的是，它批判的是现代，这意味着依然在赞美过去的黄金时代么？中国现代文学也是批判，但这种批判的浅薄在于，它盲目的认为现代就是进步，它批判过去，赞美未来。我估计作家们看不出在大公司工作有什么不好，那不是最时髦的职业么？有一次我与一群作家吃饭，谈了两个话题，他们的孩子都在外国上学。有人最近换了车。

　　报道说，维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索尔仁尼琴的《红轮》

　　在专制下，人总是面对一个巨大的取之不尽的黑暗之源。自由于是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东西。面对这个自由的敌人，你总是浑身热血，思维活跃，满怀激情。你日夜思索着如何爆破，你拳打脚踢，挣扎踢蹬，血涌心跳，遍体鳞伤、被侮辱与被损害。或明枪暗箭，或阳奉阴违，你的语言被磨砺的极为机智，丰富、娴熟隐喻、象征、含沙射影、春秋笔法。不直接点破却剑剑命中它的死穴。只是这死穴太辽阔了，那是黑暗本身，不是一颗星子可以照亮的。任何最伟大的努力都只是小打小闹，撒娇似地加深了黑暗，你只在为它涂脂抹粉而已。但你的人生也因此具有意义，有追求、梦想、痛苦，短暂的喜悦，漫长的幽怨和恐惧。恐惧成为生命的荷尔蒙。你永远担心着半夜敲门或者电话，下一次，下一次，你不知道你的那一句话说错了，那一件事将导致灾难，你不知道下一次你是否还能在这个房间躺在枕头上接电话。因此深刻地感受了睡眠，而从来不会像猪一样睡去。自由是你生命里面最清晰的东西，清晰到你可以感觉它到体温，它决不抽象，而是一个怀抱在身的女子，可以触摸，可以听到她的呼吸、感觉到它的缠绵。

　　而在民主的条件下，自由消失了。你成为一个被自由信马由缰的庸人。你每天在广场大骂皇帝，操他祖宗三代。自由就像铁的草原一样决不回应。

　　读索尔仁尼琴《红轮》，写得太没有激情。很勉强。完全没有我在1976年地下阅读《古拉格群岛》时代那种战栗感。这是他住在佛蒙特小镇（这个小镇我住过半个月，隐居的天堂，青山绿水，看不见一个警察。）开着除草机修剪花园，偶尔打开电视机看看美国大选进展情况时代的作品。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