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诗的翻译是一件困难的任务——翻译茨维塔耶娃更让人难以应对。茨维塔耶娃，一个为她自己重建了俄语句法的诗人，仍然通过韵律和音步来写作。俄语，一种曲折变化的语言，也特别适合于这种韵文写作，所以，有鉴于在英语现代诗歌中格律诗已不再占主要地位，我们会看到俄语诗人们到现在仍在继续这样做。困难就在于翻译，即怎样通过英语的韵律创造出在俄文原诗中同样的效果。……我的目标是把原诗的活力（energy）带入英语，尽可能创造出可以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英语中站住的诗篇，而无需丢掉它们的内涵和音乐性。

　　但是，如果仅仅在技术范围内谈论茨维塔耶娃，那会对她很不公正。虽然她被视为一个对语言高度自觉的诗人，但茨维塔耶娃自己并不把语言作为她的目标，而是把它作为一个要克服的障碍。在一封给里尔克的信中她这样写道：

　　“歌德在一个地方说过一个诗人不会用外语写出任何好东西，我总是认为这样看是错的……难道诗歌的写作不就是一种翻译，把本地语翻译成另一种外国语？是否法语或德语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原因我不理解人们为何称法国诗人、俄国诗人，等等。一个诗人可以用法语写作但并一定成为法国诗人。我不是一个俄国诗人，人们这样称我时我总是感到很困惑。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成为诗人（如果有可能成为一个，如果并非生来就是一个诗人！），不是为了成为一个法国诗人、俄国诗人，等等，而是为了成为一个诗人。换言之，一个人是诗人并非因为他是哪一国的人。国籍——关住外面又关住里面。俄耳甫斯冲破了国籍，或者说远远延伸和扩展了它的边界，把所有以往的和活着的诗人都包括了进来。”

　　而那些为形式而形式的主张，在茨维塔耶娃看来是一种偏见，因为它导致了对“大自然力量”的冒犯，她强烈地抵制那种形式革新者的标签。她赞扬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他不仅带来新形式“也带来了新的实质，由此必然导致出一种新形式。”她在诗中扭曲语言并不是为了满足于词语游戏的缘故，而是为了她为自己的要求所设定下的任务：“我的困难（在诗的写作中——而其他人的困难也许是怎样理解它们）在我的目标的不可能中，举例讲，怎样运用词语（那就是说，运用其含义）来表现一种呻吟：nnh，nnh，nnh……”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同时是一位旁观者和神话创造者，一个宣称自己“超越众头朝向上帝”、反对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虚伪矫饰的反叛者。她也是最好的倾听者，如同西比尔——她最热衷的角色之一。而对西比尔——这位古希腊神话中的女预言者——无人可以说她总是容易被理解。

　　她也是脆弱的人类个体存在，她的极其艰难、孤独的命运，如我们所知，来自于她那绝不妥协的生命：

　　“我只靠这副皮包骨活着，所有的你们都披戴着盔甲。你们都拥有你们的艺术，社会出路，友谊，消遣，家庭，职责。我，在最底层，一无所有。所有都像一张皮一样落下，或处在这张皮下——活生生的血肉或火焰：我，普绪克*。我不适合于任何形式，甚至不适合于我自己诗中最简单的形式。”

　　而我的希望，即是这些翻译至少能够带来一些活生生的血肉，带来一些火焰。

　　*普绪克，古希腊神话中灵魂的化身。

　　（本文为妮娜·科斯曼为她所译的茨维塔耶娃诗选“终结之诗：叙事诗和抒情诗选”所写的译者前言，第一节略有删节，最后一节致谢词从略，标题为中译者所加。）

　　（王家新 译）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