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人认为，认识一个诗人要了解他的生平，他生活的历史环境。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王西平：如果要结识一个卖饭的厨师，我的第一愿望肯定是先尝尝他的饭，如果饭不好吃，那么结识厨师的欲望一定会打折扣。通常情况下诗人也是这样，我从来不会冲着一个人去读他的诗，诗人，以诗为先，以诗立人。诗写得一团糟，那么人就没有必要去结识了。

　　有一些人爱针砭时事，比如杜甫，他写国破山河在，那你就得了解为什么国破了山河却还在，这就得了解唐代的时政，但杜甫的伟大不仅因为他是个愤青，而且还是个忧国忧民的语言艺术家。有一些人爱怜花花草草，不管他是古人还是今人，人类的情感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共通的，所以怜的手法也大同小异，要不要了解他的生平或历史环境，就依个人兴趣了。总之，我们有时候需要了解那个时代诗人的生活背景，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时代。

　　记者：你觉得自己的经历和生活的历史环境，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西平：一个人可以终生背负出生地的烙印，但对于诗歌而言，在我的诗歌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印记，我不是刻意回避，而是不想让自己的创作一再沉重下去。有一些诗人一生在歌颂贫瘠，可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圈子。

　　小说家可以写他的出生，写他生活的经历，因为他要卖故事，但诗人不同，他卖的是语言的技艺，他是魔力附身的炼金者，他没有义务给读者去呈现故事。可还是有一些诗人利用诗在讲故事，我想，这就是对语言的铺张浪费，在诗歌界，我们也要提倡打老虎话痨，打苍蝇话痨。

　　记者：你觉得这么多年自己最大的变化在哪里？从最开始的文学评论到现在。

　　王西平：我最早就是写小说的，并兼顾评论。但是从事记者这个职业后，就放弃了小说创作。沉寂了一段时间后，2010年前后才正正经经地写起了诗歌。好多人都替我惋惜，我倒没觉得。诗歌创作的历程也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前几天在旧书摊上偶遇石舒清先生，他提到去年我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组诗，说我的诗歌有了变化，其实这种变化留给读者的只是“一小步”，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是经历了诸多巨大的阵痛。

　　记者：在文学的路上，你一直坚持的东西是什么？

　　王西平：文学最大的坚持，就是对“自我”的坚持。有些人越写越多，名气越写越大，可是越写越背离“自我”远去。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也写了不少很像“自我”的诗，现在都被我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所谓的真实，其实是最不可靠的。真正的“自我”，必须要在语言中去树立。

　　记者：有人说读书、学习、写作……都挺耗神的，你通常怎么去放松自己？

　　王西平：读书、学习、写作之所以耗神，是因为把它们看得太功利了。如果剔除功利，那么一切就会变得轻松。我这人在生活中比较闷，过于激烈的爱好也不多，所以放松的方式恰恰就是相对沉静的买书、藏书、读书。现在，我的书已经从书房蔓延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另外，我喜欢听音乐。光是那些摇滚CD就收藏了不少，经常去银川某个固定的地方淘一番。银川有这么一撮人玩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就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朋友也很羡慕。不过与其它几个发烧友相比，我算是很初级了，收藏的数量并不多，音响设置是一个诗人朋友帮我挑的，从专业角度讲，只能说能凑合着听。我还得努力。

　　有人认为，是摇滚影响了我的诗，我曾经写过几十首的“摇滚系诗”，语言很奇异。但我喜欢摇滚，不是为了写诗。

　　记者：今天的快餐文化下，人们很难再有闲情逸致去消化诗歌，你怎样看待这一问题？最后，你是怎么看待80后作家这一群体的？

　　王西平：即使有关诗歌消亡和诗歌繁荣的话都是诗人说出的，但是诗歌还是有市场的。大部分市场被一些三流诗人占去，真正的诗人的作品却很少有市场。

　　80后这代人我已经说过多次了，有几个人我需要再提一下。韩寒这个人我一向看不上眼，但是从《独唱团》开始就令我刮目相看了，他和陈丹青搞对话，很有公知范儿了。相比郭敬明，除了有钱，其它方面就很糟糕了，拍的电影，嗲气太浓，他压根坐不到陈丹青那个台面上去，可是青少年都疯狂地追捧他，这很可怕。在诗人的80后中，也有不少人的诗写得越来越好，甚至压过他的兄辈们，但是时代不同，一代人的命运不同，个体的际遇也不尽相同。要说给这代人提点建议，那就是多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

　　记者：接下来你有什么新的计划。

　　王西平：生活上就这样，没什么计划，我是个很随意也很懒散的人。当下就是做自己该做的，业余时间把女儿带好。对于写作而言，目前正在写一部关于乡村美食的随笔集，有点隔年手记的意思，北京一位朋友帮我出版，细节正在洽谈，计划今年七八月份上市。

　　王西平，生于西吉，诗人，专栏随笔作家。中国第二十届柔刚诗歌奖获得者。有部分诗作被译为英、日等语种，并入选《世界诗歌年鉴2012》。诗集《赤裸起步》近日出版。

　　（原载2014年3月2日出版的《银川日报》）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