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获名“现代文学”。至今这概念已为人普遍接受，然何谓“现代文学”、它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历史，一般恐未深想。
我们要意识到，当“现代文学”之词出现时，既往中国文学格局便被打破，从此它脱离了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发展轨道，处在截然不同的文学关系的基础之上，完全是另起炉灶、从新的起跑线上起跑。
在文学文本方面，传统典范不再具有权威性（虽然审美上仍被看作艺术精品），“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价值认同对现代文学明显失效了。事实上，现代文学认同了另外的典范、权威，关于此，只须回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小说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等人之所推崇，就一目了然地看到现代文学所认范本，乃近世欧洲文学。
在文学观念方面，无论是儒家的文学观，抑或庄禅趣向，均不复是现代文学的思想源泉，不复是支撑作家的精神基础。现代文学思想体系，从所使用的基本语汇到所关切的基本命题，相对于古典完完全全来了个大换班——即表面有些相似者，也置于根本不同的思想观照，例如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批判之于《诗大序》“美刺说”，前者之所依凭乃是近世人道主义理念，而不再是儒家伦理。
故此，现代文学之所谓“现代”，要义便在于审美价值取向、文学自身认识、写作范式与技巧直至思维方式，全面系统“脱古入现”。这样一个大变故，在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们给了它一个说法，叫做“转型”。其确切含义是，从立足基本封闭和自足的中华文化及艺术脉络的古典期，转向面向世界（不必讳言，“世界”一词在此，实际便是欧洲或“西方”）文化和艺术潮流且以融入其间为目的的现代期。
然而这种开放并不出于主动，相反是在文化上“落败”的被动结果。它本身包含一种结论：确认欧洲或“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领先”。按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所述，中国对西方，先于器物感觉不足、次从制度感觉不足、终在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所以，“开放”义有三层：一是以西方为师，向它学习；二是自我否定，藉外来文化之输入达成自我改造，即鲁迅所谓“求新声于异邦”（《摩罗力诗说》）；三是追赶，通过学习、改造，缩短中国与西方差距，最终进化到和西方相埒的状况。故进而言之，现代性进程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以至天然地具有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之间的矛与盾、吸与拒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虽同为“转型”，现代中国之所发生和经历，较诸西方诸国近代化过程有本质差别。
我们若将“现代”与“古典”作对照，颇易烛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之改变非脱胎换骨不足形容——
1、现代文学是社会的、公共的，古典文学却是闲适的、个人的。
具体而言：现代文学本质上都是广场写作，面向社会广众，现代作家没有一个可以躲到个人心灵中写作，陶渊明式诗人或《红楼梦》式小说，在现代绝不可能出现，或者说已无立锥之地。现代文学尤其都带有政治意味，这种文学既以社会为对象和受体，又托荫于社会的关注和承认，故而必然包含政治表达，概莫能外，包括所谓回避政治实质上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表达。现代文学依赖传播，依赖媒体，与古典文学自足、非交换的写作不同，现代文学以商品谋生存，求“发表”和“出版”同时，必从内容、样式、技巧种种方面投合“现实”，不论那称之为什么，金钱、权力、读者、人民……要之，文学不能“无用”，这是较之古典文学最本质的变化。
2、现代文学是进化的，古典文学却是复古的。
西方思维取进化、革命观，认为事物发展必呈阶梯式或螺旋式上升，其文学亦奉此原则，突破、超越，新胜旧、将来胜从前。中国现代文学完全接受此观念。而中国古时于事物的理解有如太极图式，目为循环往复，一面周流不止，一面万变归一，万物先已有完美状态在那里，人们对它只是发现与接近而已。古典文学的精神同此，不认为晚后者必为新进与先进，如同不认为早前者必为劣而遭汰的朽旧。这情怀落在文学上，则为崇古怀旧，益古益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学的改良不但不在进化，反而在复古。
3、代文学是扩张的，古典文学却是守成的。
西方文明对世界奉可知论，认为凡事终可认其究竟、探得秘辛，认识过程如剥茧切皮，可循序渐进、逐步深化，因此对事物采取介入及割裂的态度，无论自然、社会和人性，皆求主观的积极干预，反映在文学则有张扬自我、突显个性之风尚，崇美有为，鄙夷摸拟，视创新为不二法门，逐新鹜奇，以为得道。中国文化因对世界抱无限观念，本质上认为不可知，尤其觉得以主体或个体之微小，如沧海一粟、宇宙尘埃，个人实无可执，或执之可笑、执之可悲，故罕有“创造”之谈，以为那不自量力。古典文学重因循和守成的背后，是以保持谦逊为文德。现代文学既宗从西方精神，则竞相于革命和批判，以改造者、创造者自居，马不停蹄尽其超迈之能事。
4、现代文学是功利的，古典文学却是淡泊的。
缘上种种，现代文学必不能免于功利之弊。现代文学重势求变，以快速、及时适应新生事物为要。就好处言，较富生命力；就坏处言，则操切、浮躁、投机乃普遍现象。这并不宜归结为品性修养，而是文学运动规律所致。古代也有轻躁文人，但总体淡泊，因为那时文学的理想，古今一致，天不变道亦不变，较现代文学少了一层所谓“时势”的弄潮竞逐的逼驱，较易抱定信念矢志以求。庄子打草鞋为活、陶潜耕以济诗、徐枋贩画自养，这种自足自守人格，古典时期代不乏继，现代则难以看到。
二十世纪中国的问题，有“现实危机”和“精神困境”两个方面。现实危机，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所谓中国会不会被“开除球籍”。西方资本主义以先进生产力和强盛国力，绝尘而去，中国不但远远落在后头，且随时为“挨打”担惊受怕。于是奋起图新、自我革命。然而，在这个古老国度，作为世界上唯一使其自身历史保持、延续数千年未尝中断的文明，现实危机的应对与解决，较之其他地方，额外附带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困境。而通过文学表现出来的历史，则可谓现代中国精神困境的浓缩物。这当中，伴随三大矛盾：文明的全球化与文化的民族传统的矛盾；世界性文学形态与汉语文学深厚审美积累的矛盾；中国文学史内部其光辉伟大的古代和作为弱势文学、效尤文学、学徒文学的现代之间的矛盾。观夫二十世纪文学，基本在这三大矛盾的撕咬中跌跌撞撞走来。
黑格尔阐述过事物的一种状况：“冲突要有一种破坏作为它的基础，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它是对本来谐和的情况的一种改变，而这改变本身也要被改变掉。”（《美学》第一卷）这可借来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精神困境的基调。如果中国古典文明曾是一种谐和，那么很明显，中国的现代转型直接、突然被外力所楔入和撕裂，精神上实无谐和可言。而谐和与否乃事物自由与不自由的标志，如果丧失，必待恢复。踏上转型之路以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一直处在各种激烈对撞中，平衡状态遥遥无期，解决之道至今未现端倪。
一方面是问题本身难度较大，另一方面，目光肤浅也是重要原因。与对现实危机的重视相比，中国人对精神困境问题不光认识极不足，也很掉以轻心。因为精神困境不像现实危机那样，带来迫在眉睫、需要立刻排解的忧患，故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好，得过且过、苟且侥幸也罢，总之，对精神困境问题退避三舍。殊不知古代史之后的中国，这才是最大症结，这个疙瘩一日不解，中国现代转型即一日不能修成正果。近数十年，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现实危机克服渐而有望，精神困境则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明显加深。好些事情，制度也罢，道德也罢，民心也罢，根由都在于不能正视并拿出勇气碰触精神困境问题。更有甚者，肉食者每每寄望现实危机之舒缓，可将精神困境问题的解决延后，无异饮鸩止渴矣。
中国的“现代文学”，活脱脱是百年精神困境迁延不进之写照。价值离析、言不一途、思想活跃，从好的方面看固然是和“帝王时代”判然有别，体现着所谓的“现代”的特征，然而，在同一情形的另一面，我们也看到了多少排轧、斥逐、非毁以至于构陷、禁锢、威压，不单造成个人的悲剧、文学的顿挫，亦使国家文明脚步深受拖累。姑不谈弘远之事，仅就文学自身看，“转型”业经百年了，文学心境仍旧芜乱，仍像孤魂野鬼的姿态而不能立定，仍无法进入自由自在自如境界。1925年，周作人编完他新的散文集《雨天的书》时写道：“我编校这本小书毕，仔细思量一回，不禁有点惊诧，因为意外地发现了两件事。一，我原来乃是道德家，虽然我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如什么文学家、批评家，更不必说道学家。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照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我很反对为道德的文学，但自己总做不出一篇为文章的文章，结果只编集了几卷说教集，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雨天的书〉自序二》）周作人后来大节污下，但仅论文章，他在“五四”前后一辈人里确属烟火气较淡了，而纵便如此有意识讲求和防范，过一段时间回看己作，还是发现“粗糙下去，荒芜下去”，那种“竭力想摆脱一切的家数”、做“为文章的文章”的初衷，归于徒劳。他无奈地写道：“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同上）这一番话，在九十年后我辈看来，也是分毫未爽——平淡自然为文，“古代或外国文学”皆能，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难求。“中国这个时代”，文学起起伏伏、变来变去，但有一条至今不变，即“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这种气度，仍远离着我们。原因何在？周氏未尝语及，但晚生好几十年、阅历了更多历史沧桑的我们，应该能够抉露出来并替他补上，那就是中国深陷精神困境而久久未能走出。如今反思现代文学，再不能失察于此，再不能不知这个根芽，否则哪怕再过一百年，周作人式的无奈也仍会缠绕着我们。
（编辑：李万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