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甲午新春伊始，目前在日本的流行文坛上风头颇健的小说家百田尚树2月3日在东京声援因激烈的右倾言论而被迫下台的前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大致相当于空军总司令）田母神俊雄竞选东京都知事的街头演说中，公然声称：“1938年蒋介石宣传日本进行了南京大屠杀，可世界各国都对此不屑一顾，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日本《每日新闻》2014年2月4日）因百田还兼任具有广泛影响的NHK的运营委员，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内阁官房长官立即表示这仅是其个人言论，官方不予置评。百田尚树个性一直有些张狂，2006年以小说《永远的O》登上文坛，2013年因小说《被称为海盗的人》而获得当年的“书店大奖”，在百田的眼中，直木奖和村上春树也可不屑一顾。若只是在文坛上嚣张一些倒也罢了，偏偏他对政治也情有独钟，2012年在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他在《Will》月刊上撰文为安倍打气，于是安倍深受感动，在该杂志第二期上两人举行了一次对谈，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如今他为了给田母神打气，又在街头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早在东京审判时就已经铁定的公案。

 

　　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

 

　　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这样的无知和偏执。早在百田出生前一年的1955年，被认为是战后派代表作家的堀田善卫（1918-1998），就出版了一部揭露日军在南京制造大屠杀行径的长篇小说《时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这是第一部，恐怕也是唯一的一部。

 

　　出生于富山县一家船行世家的堀田，原本可谓与中国无缘。他少年时寄宿在一个美国牧师家里，由此学会了英文和钢琴弹奏，在庆应大学求学期间，很快地从法学部转入了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换了专业后，我就完全成了一个西欧派，学习象征主义的诗作等。因此，与中国完全没有关系。”（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対話私はもう中国を語らない》，东京朝日新闻社1973年，第33页）对已经持续了多年的纷扰不息的战争，他也一直置若罔闻，试图将自己关闭在文学的象牙塔中。

 

　　1945年3月，为了躲避国内日益频繁的美军空袭，他通过熟人搭上了飞往上海的海军飞机。在上海，他才逐渐醒悟到了日军在海外进行的是怎样的一场战争，被占领国的人民对于侵略军是何等的恐惧和仇恨。一日他在上海西区的街头行走，看见街对面有一个披着婚纱的中国新娘在家人和亲友的簇拥下从公寓内走出，突然从街角处走来三个佩戴臂章的日本兵，其中一个无礼地挤到新娘面前，伸手抓摸她的身体，周边人一下子都吓呆了，堀田见此迅即冲过马路，死劲将日本兵拖开，结果被日本兵凶狠地踢倒在地，“在被打倒在地遭到一阵猛踢之后，我终于慢慢地慢慢地明白了，‘皇军’的一部分，在现实中，在这边的中国，到底做了什么。”周边的中国人急切地将他扶了起来。“战争时期，我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面对时局的变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我的这一框架由此被打破了……对于日本的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我此前并无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理论上的认识。我所理解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诸如上述的个人的经验。”（堀田善卫《上海にて》，东京集英社，2008年，第113~115页）战后，堀田一时不愿意回国，留在上海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文化工作委员会服务，直至1947年1月返回日本。

 

　　《时间》如何表现南京大屠杀

 

　　自上海回国以后，此前所积累的文学和哲学素养，与他在上海期间的跌宕起伏的生活及种种观察、思考（当然也不可忽视他此前的人生阅历）交叠融合在一起，酿成了他蓬勃的文学创作的能量，自1947年起，以小说为主体的各种文学作品接连不断地发表在各种杂志上，而后又汇成集子出版，尤其是1952年芥川奖的获得，奠定了他作为“战后派”代表作家的重要地位。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他至1955年发表的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中，几乎有一半与中国有关，这足以说明中国在他心路历程中的分量。其中最为值得重视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时间》。

 

　　《时间》自1953年11月开始，分别以“时间”等6个独立的篇目先后刊载于《世界》、《文学界》和《改造》三家在日本卓有影响的杂志上，1955年4月由新潮社出版了单行本。在单行本的书带上，有这样几句“著者的话”：“思想应该没有左也没有右。也无所谓进步和退步。我所追求的是，在当今生存的过程中，能使我们获得生命灵动的母亲一般的思想。这部作品，是我倾注了最大的生命力撰写出来的。好抑或不好，终于写完了。”

 

　　与堀田所撰写的其他有关中国的作品相比较，这部长篇有如下三个相异点：

 

　　第一，整个作品是以一个名曰陈英谛的中国人的口吻叙述的，作者试图假借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展现作者对于日本和中国、历史和世界的理解，这在堀田所有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第二，作品采取的是日记体，换言之，整部作品就是由陈英谛的日记构成的，由于日记的体裁特点，作品中充满了大段的内心独白和思辨性的文字；第三，整部作品所展开的背景或者所表现的中心内容，是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中国首都南京城，或者说日军所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侵占和屠杀事件所酿制的深刻后果。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此理解为这只是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品，作者在如实地、真切地描述了南京大屠杀的同时，更多地给人们提供了关于人性、战争以及日本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思考。以下，对这部作品的梗概稍作叙述，并由此来理解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理解。

 

　　主人公陈英谛，也就是日记的撰写者，是一名曾经留学欧洲、在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供职的文员，已结婚生子，妻子莫愁正怀着第二个孩子。12月初，其家族在苏州开一家陶瓷作坊的表妹杨小姐在战乱中与家人失散，经过十天的艰难跋涉，满身疮痍地只身逃到了南京来投奔表哥陈英谛。一家三口（算上其妻子肚子里的9个月的孩子应该是四口）以及佣人洪嫂，如今还有杨小姐，在越来越密集的日军的炮火中蜷缩在三层楼的洋楼里，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13日，密集的枪声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日军终于攻破了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等，分几路长驱直入南京城内，“后来才知道，那时听到的长时间的枪声，好像是他们将在城外抓获的四万同胞中的一万人用机枪射杀的枪声。还有三万人也……他们把俘虏集中在长江边的下关，用机关枪进行了处理。他们把一千人左右编为一组进行射杀，然后让另外一组将杀死的尸体丢入长江内，再将这一组杀死。”（《时间》，《堀田善卫全集》第3卷，第40页，以下该书引文只标注页码）。

 

　　一日，陈英谛他们被强行带到了附近的马群小学，“学校的后院里，堆积着尸体，垃圾燃烧时才会发出的恶臭直冲鼻子。堆积着的尸体的眼前的一侧，有些完全是赤裸的。这些尸体，身躯部分没有任何体伤，手脚也健全，只有肩膀部分因痛苦而扭曲着。可是，这些尸体都没有头部。”（第48页）原来是自凌晨开始被日军砍杀的国军士兵的遗体。有的其实未必是士兵，“附近有一个男子，根本就不是士兵，只是每天用擀面杖擀面团，手指上生出了老茧，结果被说成是因训练使用步枪而长出来的，被刺刀捅死了。”（同前）日军对被带到这里来的人群中的十五六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逐一检查他们额头上是否有带过军帽的痕迹、手掌上是否有使用枪支的茧子、衣服是否有军装的模样，只要日军觉得有一丁点的迹象，就立即被拉到小学后门外的小河边刺杀，无数的尸体滚落到了河里。剩下的青壮力，日军便用刺刀逼迫他们将昨日被残杀的尸体搬运到河边投到水里，现状惨不忍睹。“下午四点，日本兵再次把我们男子集中起来，这次是叫我们去收拾学校外倒下的尸体。有小孩，有女人，有头部被打碎的，有上半身赤裸的，有下半身赤裸的。将这五十来具的尸体集聚起来后，浇上汽油，在田野中焚烧。这里边也许还有人没死。恰好这时风吹了过来，狂风怒号，黑色的浓烟裹挟着尸体的气味左右乱窜，遮蔽了血红的夕阳惨淡的光芒……这天夜里，城里各处都有大火。”（第51-52页）

 

　　他们一家后来设法躲到了设在金陵大学内的国际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安全地带，心想如此大概可以逃过一劫，但在12月19日下午，所有的男子还是被带了出来检查，陈英谛因左手上有刀伤，被认定为军人，其实在安全区担任了联络员的他的叔父完全可以站出来为侄子证明，但他却完全退缩了，装作不认识，最后陈英谛还是与其他被怀疑为军人的男子一起，双手被电线反绑后被强行推上了卡车，带到郊外后被集体屠杀。幸好陈英谛在枪声中装死倒下，后来趁夜色从尸体堆中爬了出来，幸存一命。而已经怀孕9个月的妻子，后来也受到了日军的凌辱，突然出现了阵痛，结果遭到了踩踏，连同腹中的婴儿一起命归西天。失去父母的五岁的儿子英武，沦落成了流浪儿，与众多的难民乞丐一起聚集在日军的炊事房的后门，期待获得一点残羹剩饭。一日，被人群中飞出的瓦砾击伤的炊事房的日本哨兵，拿着刀枪愤怒地冲进人群一阵穷追猛打，幼弱的英武被击倒在地，瞬间断了气，“光着的双脚已经冻伤溃烂，衣衫褴褛，身上满是污垢，头发盖住了耳朵，深深凹陷的眼睛依然睁得大大的。手上还紧紧地抓着空罐口，罐内什么也没有。嘴上和下腹部正流着血。”（第83页）途经这里的陈家原先的佣人洪嫂恰好目击了这一幕惨剧，强忍悲痛在麦田里挖了一个洞，埋葬了幼小的英武。而杨小姐最后也没能逃过被日军强暴的厄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几次寻求短见，幸被熟人救下，被送往苏北新四军地区疗养，为了麻痹剧烈的身心疼痛，不慎被服用了过量的鸦片，陷入了严重的中毒状态。

 

　　半年之后陈英谛重新回到了南京的老家（从死尸堆中逃脱后去了哪里，这次又是从何而来，小说中没有明晰的交代），他的住宅已经被一个名曰桐野的日军大尉占据，他甘愿在这里充当仆人，为中尉做饭，其实他还负有另外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潜入住宅下面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地下室里，通过电台向重庆方面发送情报。之后他陆续知晓了妻子和孩子的最终消息，悲痛欲绝，几乎万念俱灰。夏日的黄昏，他神情恍惚地游荡在麦田里，试图找到英武的坟冢。陈后来从一个伪装成磨剪子的新四军联络员那里获悉了杨小姐的近况，将杨接到这里来调养。因种种悲惨的经历以及过度服用鸦片等毒品，杨小姐遍体是伤，她很少说话，从来没有笑容，也没有悲哀，甚至都没有痛苦，有一天，却悄无声息地服药自杀了，幸好被陈英谛及时发现，连同大学医科毕业的、磨剪子的联络员一起先行救助后再送到了美国人开的医院，挽回一命。

 

　　小说的主要情节，大抵如上。

 

　　堀田善卫对南京大屠杀的反省和思考

 

　　堀田善卫本人并未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他只是在1945年春天短暂游历过南京，出于对这段在中日近代史上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省和思考，在对大量各种语文（日文、英文、中文、法文等）的历史文献的阅读和准备的基础上，他“倾注了我最大的生命力”，写出了这样一部长篇。其中大量笔触冷峻而充满血腥味的细节的描绘，连笔者我也每每难以卒读，可以推知，作为日本人的堀田，写作时心头忍受着何等的煎熬。

 

　　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其实已成了日本人历史认识的一个关键词。对于大屠杀中的死亡人数，日本的主流社会一般都不认可30万这一数字，以《日中战争史》奠定了自己在史学界地位的秦郁彦，根据日方的史料撰写的《南京事件——屠杀的构造》一书中认定被屠杀的牺牲者约为4万左右，但他觉得这并不改变屠杀的残暴性，他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

 

　　“日本自满洲事变以来对中国进行了十几年的侵略，包括南京事件在内对中国国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损害，这是铁定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对超过百万以上的日本兵和在中国的侨民不仅没有施行报复，反而允许他们回归祖国。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对日本方面原来有准备的战争赔偿也未要求，对这两点恩情，如果是知晓当时情形的日本人，是绝不能忘记的。也许是忘却这段历史了吧，有人竟然不惜做出篡改原始资料的行为，公然声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纠缠于中国政府坚持的‘三十万’‘四十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缺乏良知良心。”（《南京事件》，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244页）请百田尚树之辈少一点粗粝和狂妄之气，静下心来仔细阅读一下你们的文坛前辈堀田善卫的《时间》和有良心良知的日本史学家撰写的著作，反躬自省一下吧。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