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的命运——小说是死是活？是繁荣还是衰败？是行走在直道还是弯道上？自小说诞生之日起，这些就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仿佛每一个具有“杞人忧天”气质的评论家和小说家，每隔一段时日就会对这些问题发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看法。

　　前几年，一个叫李·西格的美国评论家，有感于商业期刊纷纷撇清身上的文学味，比如著名的《大西洋月刊》《简》等不再发表虚构文学，加上对美国新一代小说家的不满，发出了“小说已死，非小说万岁”的呼喊；我们中国的先锋小说家马原也提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死”的观点。而他们的前辈——美国的亨利·詹姆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法国的罗伯·格里耶等人没有他们这么急躁和极端，这些前辈在对小说未来命运的预测中表现得谨慎和绅士许多。亨利·詹姆斯认为“小说的未来是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卡尔维诺预测，2000年之后的小说是“轻”小说——“轻”的像小鸟而非羽毛——的天下，相反卡尔维诺对纯文学的末世景观充满信心，他说：“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只能靠文学及其特殊手段提供给我们。”罗伯·格里耶在否定传统小说之后，认为未来的小说会在自灭中艰难发展。

　　人们对小说未来命运的关注，无论是持“小说已死”的论调还是表达“谨慎乐观”的态度，都只说明一个问题：人们对小说这一古老文体的担忧，对小说创作与读者接受的担忧。至于不绝入耳的“小说已死”的论调，倒不是人们找到了个中缘由，更多的是出于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抱有的像妇女更年期似的焦躁情绪。小说是个生命体，它有自己的生命轨迹，它时刻处于变化之中。无论作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社会的文明史，还是个人的心灵史，小说的变化是与人类社会的变化，更细一点说是与人类传播媒介的变化“同呼吸共命运”的，所以对于小说的命运来说，我更倾向亨利·詹姆斯的说法——“和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相连。

　　事实已经很明晰，五百年的小说史，已经历过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16世纪取材于民间故事、预言传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诞生，以《巨人传》《堂吉诃德》为发轫；第二次是19世纪标志着叙事文学的经典地位的终结，爱伦·坡、斯蒂文森以及梅里美属于最后一批纯粹意义上的说书人；第三次是现代小说的出现，卡夫卡、康拉德、福克纳等小说家的作品，按美国评论家乔治·斯坦纳的说法，“虚构的故事往往消失在情节和象征解构中”，小说“降成为意识形态、哲学或心理动机的载体”。

　　从这三次转变可以看出，每转变一次，小说的故事能力消减一次，到今天呢？小说的故事能力是否还在消减？毫无疑问，小说的故事能力正在迎来更新一次的大消减，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的小说命运开始了第四次大的转型。

　　这要从我们的时代说起。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这是一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这是一个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乔治·斯坦纳语说：“信息像雪崩一样传来，吸引了我们散漫、肤浅的注意力。我们像被烟熏出巢穴的蜜蜂，嗡嗡地从一种噪音飞向另一种噪声，从一个标题飞向另一个标题。”那么，曾经作为一种引以为豪的传播载体为读者提供娱乐、知识、信息、情感甚至意义、象征等功能的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如何呢？这一切都被海量的新闻、信息以及廉价的娱乐影像所替代，小说家面临两个致命的打击：一个来自自身，想象力已经落后于花哨的极端现实，小说家和故事之间出现无可挽回的断裂；另一个来自外在，读者已经变成了观众和看客，那个耐心而优雅的读者已经消失，在今天，除了几个有明星般脸相的小说家还能卖几本书以外，那些砖头似的小说还有几个人在读？

　　那么，小说死了吗？衰败了吗？都没有。它正在积聚力量与这个时代合作、达成新的默契，正在经历自己命运的第四次转变。如果要为这第四次转变透露一些信息的话，我以为，小说艺术正在朝深层次地方的内转，力求用高难度的技巧吸引人们的注意，为人们提供一种感觉与氛围——表达对世间微小细节的感觉、发现和醒悟。但是转向之后的小说在今天的代价仍然明显：只为小说着迷的那些人存在。

　　（编辑：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