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作家阎连科出版长篇小说《炸裂志》，这部“神实主义”作品描述了一个小村庄“炸裂”成超级大都市的故事。“炸裂村”炸裂的背景，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三十年给中国人提供了选择的可能，使民众拥有了部分权利和自由。

　　“流氓”来了：喇叭裤推动中国人穿衣自由

　　“文革”时期，中国人的服装以军装和蓝、黑、灰、黄为主流，个性化被政治服装抹杀，孙沛东在《总体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民众着装时尚分析》一文中描述“文革”时期广东的着装时尚：颜色主要是绿、灰、黑和蓝四色；款式主要有军装、“中山装”、“工人装”、“列宁装”和“红卫装”五种；军人、干部和工人的着装是主流时尚。

　　广东的服装时尚不是特殊情况，全国穿着都大同小异，女性亦不例外。女性服装以蓝、灰、军绿色为主，上衣有些小碎花，裤子统统剪裁肥大。夏天除学龄女孩穿花裙子外，成年妇女都穿着蓝、灰、黑色的裙子。

　　这种时尚诞生于“总体主义”之下，遵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逻辑，背后是政党、军队和国家政权三者构成的威权权力结构，这决定了中国人没有追求时尚的权利。

　　“文革”结束以后，来自日本的文化推动了中国人着装观念的变化。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随后日本电影进入中国。《望乡》、《追捕》即是其中两部。

　　《望乡》中栗原小卷扮演的记者面容清秀、气质高雅，一条白色的喇叭裤让她的身材更显袅娜；《追捕》中矢村警长的墨镜、鬓角、长发和一条上窄下宽的喇叭裤，成为中国年轻人模仿的对象。

　　日本电影进入后，喇叭裤流行起来。但最初穿喇叭裤的年轻人被视为“流氓”、“阿飞”。1975年生人朱华回忆说：“当时有个大学男同学是班上第一个穿着喇叭裤的，他被同学们认为是潮流的代表，然而春节放假穿着喇叭裤回家却被父母赶出了家门。”当时，穿喇叭裤走在大街上，很可能被人拉进巷子剪掉裤脚。

　　不过，追求个性的潮流终究挡不住，1979年第5期《中国青年》发表《谈引导——从青年人的发式和裤脚谈起》一文，文章认为不该纠结穿着打扮，毕竟“先进的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不靠“裤脚上的不肥不瘦”来判断。

　　这篇文章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门，随后穿喇叭裤成为正当打扮，成为个性与不羁的象征，时尚和潮流的标志，更成为一面自由的旗帜。

　　时至今日，穿衣自由早已不是问题，嫌疑犯在法庭上也可以随便着装：2006年4月17日起，厦门市法院所有的刑事案件被告人都可以自由着装出庭受审。

　　听唱“靡靡之音”：《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黄了

　　“文革”及之前，中国人穿衣不自由，娱乐同样没有选择。严格来说，当时中国已经没有娱乐活动，所有电影、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为了“教育”，并不是为民众娱乐消遣准备的。

　　“文革”时期，这种状况更甚，“八亿人民八台戏”，全国人民都只能看样板戏。据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曾请江青看电影，第一天是《红灯记》，第二天是《红灯记》，第三天还是《红灯记》。

　　长期的政治压抑使人异化，“文革”结束后部分人士仍然认为，电影、音乐、小说是要“教育”人的，他们开始批判“流行音乐”，将“流行音乐”批为“黄色歌曲”。

　　他们认为“黄色歌曲，和各种黄色文艺一样，对人民群众是一种腐蚀剂。”这些“黄色歌曲”所表现的“并不是什么爱情，而是色情。”这些歌曲“娇腻缠绵，轻狂迷惘，内容、情调不健康。”令他们痛心疾首的是，这类“庸俗歌曲”居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这显然阻碍“四化建设”。于是，他们掀起批“流行歌曲”的风潮。1982年，批判文章集结成册，取名《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被批判的“黄色歌曲”包括：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一首调情歌曲，是“毒化人民意识的一剂鸦片”；罗大佑的《童年》，被认为是“台湾社会制度下产生出来的畸形儿”；李谷一的《乡恋》，被认为“不适于作为抒发我国人民丰富多样的内心感情的手段”，李谷一也被某高官称为“李丽君”。

　　不过，改革开放之后民众不再是玩偶，意识形态也不再单一。1983年，中央电视台开办第一届春晚，采用观众点歌的形式，李谷一的《乡恋》被点播密度最高。据黄一鹤回忆，当时将点歌单送给吴冷西五六次，吴冷西思考后认为“电视点播，点了不播，不是欺骗群众吗？”最后冒险播出《乡恋》，这首流行音乐终于正式走上舞台。

　　《乡恋》解禁使得西北风、摇滚等各种流行音乐相继兴起，中国人开始自由唱歌。《乡恋》解禁也让邓丽君在大陆被解禁，1988年，央视邀请邓丽君赴春晚唱歌，尽管未能成行，但邓丽君此时已不是问题。

　　经过一番折腾，《怎样鉴别黄色歌曲》黄了，被以另一种面目被载入史册。

　　“性趣”盎然：性革命催生一个新产业

　　穿衣不自由，娱乐没选择，性更是最大的禁忌。在毛泽东时代，性在公共场合是羞于启齿的，在那个时代，流行革命性的话语，个人的欲望、情爱、性、自我以及其他情感被压抑。即便是个体欲望，也被“戴上大众的、政治的、表面上看与性无关的伪装。”

　　对性的压抑不但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医疗上同样如此。1983年以前，医院不设男科，常见男性疾病未必能治愈。例如：阳痿，在毛泽东时代就与欲望挂钩。“文化大革命”中，医生也好，病人也罢，治疗阳痿如果不是为了生育，而是为了满足性欲，这就有追求个人欲望之嫌，在某种程度上，“追求个人欲望甚至比阳痿本身还让人羞耻”。

　　这种情况持续到1980年9月10日新《婚姻法》通过后，新《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出台，使夫妻之间之间不再只有生育，而有了“性生活”，逐渐掀起中国的性革命。

　　1980年代，性观念虽然逐渐开放，但性仍然不是可以随意谈论的话题，迟志强便因“性”被关进大牢。1990年代之前，与性相关的用品由计生部门掌握，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1993年2月18日，文经风在北京西城区赵登禹路143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取名“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商店开张16天后，才走进第一个顾客。尽管北京已经召开了亚运会，但以“性”为卖点的商店出现，依然挑战了不少人的传统观念，当时，店面的橱窗上经常被贴上大字报，上面写着“淫店”、“大流氓”。

　　“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开业5个月后，上海出现了第一家以性用品命名的商店——大健康性用品商店。这以后，性用品在中国迎来大爆发。

　　据统计，2011年，中国性用品行业的内销零售额达到1200亿元，其中性器具占15%；全国总共有20万家零售店，其中30%是线下实体店；从2009年到2011年，全国各地各种性文化节和展会，有39个；从2006年到2011年，行业复合增长率是20%，到2016年，将达到30%。另外，中国性用品的市场份额已占到全世界的70％。

　　个体的突破，为中国造就一个全新产业。

　　“草民造反”：个体觉醒 维权起诉政府

　　毛泽东时代，中国实行“统筹兼顾”政策，个人被纳入国家整体管理之中，依照“总体主义”原则，政府代替社会，国家直接面对个人，个人权利被极大压缩。

　　潘鸣啸认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平等不是在钱的问题上，而是在权的问题上。有些人没有权，连基本的权利都没有，完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知青就是这种时代的产物，除了知青，其他个体其实也没有选择的自由。

　　这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不可能发生“民告官”的案件。这类案件直到1988年才发生第一起：1988年秋天，浙江苍南县农民包郑照因为政府强拆自己的房屋，愤怒的他决定将“县太爷”告上法庭，要“要一个说法”：要求苍南县县长黄德余确认其房屋的合法性，赔偿其经济损失，并追究主要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这起案件包郑照最终败诉，但却成为个体权利觉醒，“民告官”的起点，推动了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出台，结束了“民不可告官”的历史。

　　尽管中国现行刑诉法之下，民众败诉率高，政府付出成本低，但不能否认，刑诉法的出台为“草民造反”提供了可能，公民可能将刑诉法作为权利救济的渠道。当然，这伴随着中国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