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不断被讨论甚至引发激烈的论争，也确如王家新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都要在它与现实的关系中来把握自身。诗歌与公共性现实的关系一直处于龃龉、摩擦甚至互否之中。这不仅在于复杂和难解的现实与诗歌之间极其胶着的关系，还在于诗歌的现实化处理已经成为当下写作的潮流。这种现实化的写作趋向还不只是中国的，甚至是全世界范围的。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说“我们处在这个面临威胁的世界。我们长于反讽，甚至长于冷嘲热讽。某些词或观念几乎不用了，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但我们也许应该恢复某些已经失去其力量的词语”。也正如谢冕先生所强调的，在工业和后工业时代，诗人不应该回避而只能面对，无论是批判或歌颂诗歌都应该表达出诗人对时代的看法(《诗歌，为了自由和正义》)。

　　诗歌与现实生活已经如此密不可分，不管你是迎接还是拒绝。近年来，打工诗歌、底层诗歌、农村诗歌、抗震诗歌、高铁诗歌的高分贝的社会化的呐喊还犹在耳侧。但是越是一拥而上的写作就越容易导致诗歌难度的降低和美学品质的空前缩减。策兰式的“抵抗性的才能”、“前进的梯子”与米沃什式的“以波兰诗歌对抗世界”或者马拉美式的“纯诗”诉求和语言炼金术都是具有合理性的。我们可以支持“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意义上修辞和语言的炼金术，也可以像萨特强调的那样把写作看做一场“紧紧拥抱他的时代”的行动和介入，从而“让精神走上大街、集市、商场和法庭”。诗歌作为一种趣味、美学、修为、技艺是无可厚非的，当然，我们也有必要在一个社会分层明显的时代，让诗歌承担起沉重的社会伦理和道德。

　　在一个电子碎片化的时代和共时化的大数据时代，当下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矛盾、纠结。说到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很多诗人还会惯性地将公共生活与国家意识形态甚至政治之间联系起来。德国的安塞姆·基弗认为，当下的时代不再是把人扔进奥斯维辛的焚尸炉，而是“被经济的当代形式所毁灭，这种形式从内里把人们掏空，使他们成为消费的奴隶”。就诗歌与现实的关系而言，阿多尼斯认为，诗歌不是对现实的再现，“不论回避现实还是屈从现实，都是另一种‘奴役’。诗歌应该超越现实，把我们从现实中解放出来。”这句话很深刻，但是对于复杂的诗歌写作而言，即使诗歌介入现实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写出好诗和重要的诗。也许只有极少数的伟大诗人能够“超越现实”，但是对于更多的诗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把现实的涡旋转换成为诗歌的现实、语言的现实和想象力的现实。关键是如何通过诗歌语言的方式表现内心的无数个“现实感”的风景。也就是柄谷行人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描写风景，而是将不可见的风景以可见可感的方式创造出来。

　　在一个社会万象与自媒体话语共生互动的直播年代，在关于发表、编辑、审查、传播瞬间被消除的语境下，写作者越来越存在着空前的自我膨胀。正是在过分倚重物欲化、消费化而缺失精神性和信仰语境下，各种媒体空间的日常化、口语化、一己化的诗歌成为对语言最大的挑战。据此，越来越多的诗人强调“有难度的写作”。欧阳江河认为，长诗写作是对当下语言消费现象的抵制和对抗，写作就是要表达一种反消费的美学诉求，更多地带着一种超出诗歌的批判的眼光。确实，近年来的长诗热已经成为重要的现象，而集体出现比拼诗歌长度的写作情势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深层精神动因是值得深入探究的。也正如欧阳江河追问的：这个时代长诗有可能变成什么或者已经变成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曾出现过写作长诗的热潮，那无疑是解冻时代诗歌作为社会良知的发声。而当下的长诗写作凸显的是一个精神涣散、共识度降低的时代诗人的焦虑。

　　正如诗人阿多尼斯所说，“没有诗，就没有未来”。在一年结束的时候，让我们记住那些已经“远行”的诗人——雷抒雁、牛汉、冀汸、韩作荣、郑玲、东荡子、王乙宴、揣摩、邓华……牛汉在一生炼狱的路上这样自我激励和劝慰：“只要面孔背向地狱，脚步总能走进天堂。”

　　注：本文节选自霍俊明的《2013年诗歌：“让诗歌，记得住乡愁”》一文。

　　（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