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热点聚焦的角度来看，2013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似乎波澜不惊，状态平平。但进入到具体文本的阅读与翻检，则会发现平流缓进的文学潮动中不时浮现出新变的微澜，琳琅满目的作品中不乏一些撩人眼目的亮点。据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条码中心获得的数字显示，2013年度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总计4790多部。这个数字既包括了少量港台作家的长篇作品，又包括了大量的网络小说转化的纸质产品。去除这些作品之后，属于严肃文学的原创长篇作品大约在1500部左右。这样的作品总量，显示了严肃文学长篇小说的平均年产稳中有升的基本状况。
在长篇小说年复一年的持续演进中，每个年头都有各自的特色，2013年长篇小说各式各样的题材中，直面当下现实的倾向更为突出，各显其长的写法中，切近日常生活的叙事更为彰显。这种不约而同的艺术追求，使得2013年的长篇小说内蕴营构上更具现实性，形式表现上更有故事性。这种现象也可解读为：作家们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既高度注重时代的深层变异，感应生活的脉动，以使作品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力求更多的读者喜闻乐见，以使作品更具辐射力。这一切，都可进而概括为：当下的长篇小说写作，越来越成为呼应着时代节奏的文学变奏。
世态变异的寻脉
社会生活的演变，常常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因而，伴随着时世不断变迁的，一定是世态的悄然变异。这种“进行时”的流动性与相关性构成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正是现实题材写作不好把握的难题所在。
然而，面对这样的难题，贾平凹等作家以他们锐意出新的作品作出了可贵的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实绩。他们的写作不仅对准变动不居的当下现实，而且越过喧嚣热闹的表面景象，透视生活变动中的世态变异，从而在引人注目的现实故事之中，生发出发人深省的人文性意蕴。《带灯》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带灯的年轻乡镇女干部。作品通过她义无反顾又勉为其难的“维稳”经历，写出了当下底层社会不断涌动和深刻隐伏着的各种利益纠葛与人际矛盾，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疏导措施。作品在错综事象的细切铺陈中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意义，小说中名叫带灯的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了弱势群体，体现了底层干部身上良善而美好的人性。较之贾平凹之前的《秦腔》《古炉》，《带灯》不仅在直面现实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细节描写上也错彩镂金。作品有如一壶上好的西凤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劲十足。
陆涛的《脸皮》由一个文化人从商界回归学界的种种遭际出发，生动地描写了一所民办大学自主招生、创办模特专业等系列事件，描写了置身其中的学子与学人的向往与失望、追求与迷茫，更从民办大学从业者的角度出发，反思了当下教育领域中的急功近利和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夸多斗靡。作者用亦庄亦谐的叙事文笔，负载欲泣欲诉的沉重主题。如文中议论房价疯涨时，作者这样说到：“在北京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农民种三亩地纯收入四百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当然还不能碰上灾年；工人一千五百的月薪需要从鸦片战争干到现在……”这样看似玩笑的算账，揭示出来的现实荒诞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王蒙的《这边风景》和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书写的并非当下的社会生活，却都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再现了历史流动与社会变迁的种种特异世情与风情，都是具有一定史料性意义的独特小说文本。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作品既真实呈现了作者“文革”期间坚持写作却又不免“跟风”的实情，又忠实地还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区深入进行的历史图景。这样两种真实，使得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义，它既使王蒙的创作轨迹因弥补了“文革”的缺环而更加完整，也使萧瑟、稀薄的“文革”文学因此增添了一个颇为厚重的写作样本。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主要描写作者1926年到1937年前后在朱雀城所经历的故事，小说在看似随意的笔法里，取材严谨、细节密实，以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素描各类人物，表现人生百态，饱带湘西语言风格和卓具湘西风土人情的故事，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和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
精神隐痛的触摸
置身时代的风雨和社会的风浪中，人们会不可避免地经历各种坎坷，遭逢各种境遇，这一切都会转化为一种心理的忧伤与精神的隐痛，潜伏于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并无形地影响着个人生活与命运走向。在2013年的长篇写作中，一些小说家把他们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集中于这一方面，并以各自的发见和不同的角度，剔抉出人在现实中的种种心态异象与心理病象，在令人纠结的故事中寄寓了对于人的精神境遇的关注与同情，对于人的精神现实的理解与尊重。由一种显见的“向内走”的文学追求，散发出格外浓郁的精神关怀。
林白的《北去来辞》由女主人公海红总不遂意的人生经历和精神纠结，透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紊乱，并进而凸显一个时代的精神混乱。由于有着不安定的童年和被压抑的青春，海红更重视内心生活，因此总想超越现实。但严酷又平庸的现实对她步步紧逼，从婚姻、情感、家庭关系到自我生存，一切都向与她意愿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她既在焦躁、挣扎中不断妥协，却又在妥协中焦虑、挣扎。由此，作品既对女主人公自身进行一定的反思，更对桎梏着海红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深刻的诘问。
苏童的《黄雀记》把艺术的镜头对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讲述了一桩错判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人生纠结与命运转折。在保润、柳生和“仙女”的成长与碰撞中，探悉了善与恶、罪与罚、沉沦与救赎、绝望与希望的人生况味。作者一方面细写三位主人公乖蹇命运造成的紧张、焦虑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一方面又抒写香椿树街上悠然、湿润、幽暗的市井万象与人生百态，冷与暖、动与静、明与暗，既反衬着，又并置着，构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内在底蕴。
胡学文的《红月亮》分别由女人公夏冬妮、男主人公马丁各自生活遭际的平行叙事出发，讲述了人生不同却又命运雷同的内在原因：夏冬妮由于童年时期的家庭变故而患有严重的撒谎恐惧症，因而与周围的人和事陷入一种愈挣脱愈被吞噬的复杂关系之中，最终锒铛入狱；马丁蜷缩在他人或自我造就的谎言人生中，渴望平静的心理与必须面对的现实始终撕扯着他紧张的神经。难以摆脱的谎言成为他们一生的梦魇。这是一种个人症状，又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症状。
饶有意味的是，余华和马原这两位先锋小说家分别以《第七天》和《纠缠》为新作，在2013年以直面现实的故事书写作了几乎是摇身一变的新的亮相。《第七天》以死人还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虚幻与现实的界限，实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对接，作品以荒诞的艺术形式完成了真实的现实批判，存在的渴望与苦命的绝望始终相随相伴，让人感到无比的痛心与彻骨的虐心。马原继《牛鬼蛇神》之后新写的《纠缠》，一改过去的先锋姿态与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调查、新闻纪实的方式，叙写了一桩遗产遗嘱案件引发的家族夺产大战，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入手，拷问贪婪的人性痼疾，呼唤被泯失的亲情、被污损的真情。作品的奇妙之处在于，由细针密缕的家长里短的抖搂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当下社会亲情与人情的溘然变异。余华和马原的这两部作品，都借助社会新闻增强作品现实性的有意尝试，显示出先锋小说家不主故常的新异视觉与力图变法的可贵努力。[NextPage]
人性底蕴的发掘
人之情性是社会生活的潜在情绪，也是个人生活的内在主导。人性是向善，还是向恶；是人性造就社会，还是社会塑造人格；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命运约制性格，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哲学上一直争论不休，在生活中也是各有呈现。这些都引起了作家们经由自己的体察与体味，去发抒自己的洞见，探知其中的究竟。
于是，在2013年的长篇小说中，有关人性底蕴的文学探寻与美学叩问的作品不仅纷至沓来，而且弥布于那些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的书写之中，这使2013年的长篇小说充满了一种异常浓郁的人性关怀与人道情怀。
艾伟的《盛夏》以“眼下正在进行的生活”为背景，小晖的男友丁家明因一次车祸瘫痪，小晖无意间在律师柯译予的微博上发现他就是车祸的肇事者，并就此开始接近对方，探悉真相。作者所在意的是现实事件背后人们的态度表现和情感反应，以及他们在和复杂的时代相纠缠时的欲望、恐惧与挣扎。作品在不长的篇幅中写出了时代的复杂和人性的复杂，而且在每位人物的心灵里都留有善的一席之地，使得没有坏人的人生悲剧更加意味深长。
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在一桩蹊跷的案件中，循序探悉出隐藏在其中的人性病灶与社会问题。上岭村的“流氓无产者”韦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树上，初步判断是他杀后，逐渐揭示出惊人的内幕，这个韦三得整日在村里幽灵般地游荡，村里留守的成年女性几乎都被他先后占有。但所有与韦三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人，不但不恨他，反而还念叨他的好：如教女人们识字，把有病的女人送医院等等。作品由此提出问题：一是不能简单地以男女关系判定韦三得就是坏人，二是韦三得的被杀实际上是乡村空心化引发出来的悲剧。作品在一个看似简单的形式里，包裹了远比故事更加复杂的现实与人性的内涵。
韩少功的《日夜书》描述了同为知青出身却又命运迥异的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各式人生，在不同类型的知青的命运转折里，既写出了个体知青在集体生活里的磨损与销蚀，又写出了人的“个性”在不同时期的闪现与回响。知青生活逐渐成为过去的历史，而他们的“个性”却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不屈地活着。而无论是政治化的过去，抑或是商业化的现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离于社会生活的主流，如果说这是悲剧的话，那么，这悲剧显然不只属于知青个人。
在以文学的方式触摸人性上，王华的《花河》称得上是2013年为数不多的小说力作之一。作品主要是写白芍和红杏两姐妹的人生转承，并由此串结起时代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女性的命运等，如花团锦簇，绰约多姿。作品里的白芍善于施展女性的魅力，赢得了身份与地位的改变，但怎么努力也赶不上时代的变化，好容易从佃户女儿当上了地主儿媳，但解放之后成为了地主婆；想办法勾搭上“文革”红人王虫，不料“文革”后，王虫犯事又成了犯人。努力一辈子、算计一辈子的白芍，最终发现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我可以操纵的。白芍这个人物形象非常特别，可进入当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的画廊。
在透视人性这一方面卓具特色的，不只体现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写作，还表现在一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如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高建群的《统万城》等。《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以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积石山为背景，以富有诗意的笔触、时空交错的手法，描写了锁南普土司及其后代的传奇故事和坎坷经历。小说的难能之处在于，充分运用傻子的叙事角度，写出了痴狂、疯癫又大智若愚的主人公世文。《统万城》主线是写匈奴末代大单于赫连勃勃的一生征战，副线是写西域第一高僧鸠摩罗什的终生传教。两个传奇合而为一，构成了作品的武略与文韬两雄并峙的双曲合唱。小说刻意将两个并无交集的伟人的传奇故事并置一书，以超常的想象力，再现了他们各自非凡的人生经历和人性光辉，而且用以文立碑的方式，为匈奴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的消失，吟唱了一曲悠远又雄健的挽歌。
情感世界的探微
诚如英国诗人乔·克雷布所言：“爱情有一千个动人心弦而又各不相同的音符。”因而，共同的爱情主题，不同的爱情故事，是文学描写常写不衰又互不重复的内容之一。
2013年长篇小说的爱情描写，依然佳作不断，精彩连连。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在对当下爱情的观察与把握上，既注意其内在性，又注重其相关性，可以说从爱情入手，又超越爱情，这使得当下的爱情描写较明显地具有了深刻性、互动性。由此，男女两人的爱情小世界，也都以各自的方式联通了社会的大世界，演绎出各具妙蕴的人生悲喜剧。
红柯的《喀拉布风暴》以张子鱼与叶海亚神秘私奔为线索，讲述了3对青年男女在沙漠风暴里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并通过男主人公张子鱼、孟凯、武明生，女主人公叶海亚、李芸、陶亚玲，以及由他们所勾连的各个家族，在西域大漠、边地塞外或繁华都市，演绎了一部极具震撼力和艺术表现力的人类生存史和生命史。作品通过原生态的男女爱情，经由大漠强健的植物和动物，找到了曾经失去的力量源泉与精神家园，在浪漫文学的探求里，弥布着蓬勃的精神张力。
程青的《最温暖的寒夜》主写男主人公宋学兵与女主人公樱桃的婚姻故事、与茶馆老板顾正红的风流情史，以及与同学刘冰清的纯真情思的三重情感。作者在主人公的爱恋与婚外恋的情爱描写中，没有刻意地把他们描述成简单的欲望男女，而是在发展过程中让他们的感情呈现一种逐渐递升的状态，显示出其两两相爱的合理性和男女性爱的复杂性。在看似琐碎的描写中，作者没有刻意讴歌或者赞美什么，只是把现实生活中的男女情欲原生态地展示了出来，让人们从中看到在伦理和欲望的纠结中挣扎的当代男女，并反观自己在情感生活中投射的影子。
邵丽的《我的生存质量》以主人公“我”突然遭遇生活的变故为主线，牵连出“我”与敬川、苏天明与金地、周健与陈琳以及幺幺、父亲母亲、公公婆婆等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爱情是不同时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写照，也是检验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试金石与照射镜。作品通过爱情、亲情与友情遭际变故的考验与挑战，揭示出爱情是权衡之后的通达，亲情是索求之后的给予，友情是埋怨之后的理解等人生况味。作品最为感人和引人的，是作者就人性、命运、人生等重大主题的体验与思考，作者通过小说向人们剖露心扉，与读者坦诚以对。[NextPage]
乔叶的《认罪书》通过女主人公“金金”的临终回顾，追溯出一段扑朔迷离的过往历史：某地官员梁知在省委党校进修期间与金金发生婚外情，却在进修结束后抛弃了她。已经怀有身孕的金金由爱生恨，设局嫁给梁知的弟弟梁新。在步步为营的报复计划中，金金不仅挖掘出这个家庭的一段隐秘家史，更在自我情感历程和对自我遭遇的审视中，将每一个人都推到了生死边缘。步步紧逼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的道德拷问，使作品由爱情的入口，深入到人性的深处。感情的欺骗、道义的践踏、良知的泯灭、时代的乱象，混合一起交织而来，既让人应接不暇，又令人芒刺在背。
青春成长的回望
“青春”在2013年一直是一个热词。在文学领域，青春文学写作表现出格外强劲的成长与成熟；影视领域里，有关青春主题持续走俏与火爆。与青春有关的，都在“致青春”；青春不再的，也在观望“致青春”。
从长篇小说来看，2013年原属青春文学的一些作家都在小说新作中，表现出了生活层面的新开掘，艺术手法的新拓展，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以显著的进取成功转型。事实上，现在已经可以把他们归入到当代小说创作的实力派作家之中，来对他们的创作成果进行考察、对他们艺术上的长短加以评说。
一直保有先锋情结的颜歌2013年推出长篇新作《我们家》，由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先触摸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而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段逸兴身为豆瓣厂厂长的父亲薛胜强，在家族、生意与朋友之间穷于应对，忙乱的公务与混乱的私生活搅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酱一样，油腻麻辣，活色生香。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事，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印记。显而易见，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她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由此又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
同样来自四川的七堇年在新作《平生欢》里，展现了她以生活化的细节讲述青春成长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东南的小城雾江为场景，讲述了邵然、邱天、李平义、白杨、陈臣等一群同学之间的人生交集与各自的人生轨迹，在多条线索的交叉行进中呈现了不同家庭背景、个人机遇所造就的不同个性与多样人生。当年莽撞轻狂的少年男女在经历了时代的冲刷和爱与痛的蜕变之后才终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复制的年月里，他们应该庆幸遇到了彼此，更该在意相知甚深的儿时学友。作品在平流缓进的文笔和从容不迫的叙事里，贯注着对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与回访中流连忘返的深挚情感，更透显出一种含有反省意味的人生醒悟。
此外，“80后”作家郑小驴、祁又一、独眼等，都在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表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新的进取。郑小驴的《西洲曲》由主人公“石壶”的角度展开，以回忆往事的叙事方式，讲述上世纪90年代一个普通人家在实行计划生育中的命运遭遇。作品以颇具现场感的视角，既深刻反思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家庭悲剧，又在内外矛盾冲突中探悉了隐秘的人性与人情。祁又一的《探宝记》通过男主人公齐天讲述的不无蹊跷的探宝经历，在貌似探险游戏的故事中，揭示了当下社会的人们因耽于物欲的无尽追求，全然把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抛之脑后的现实。这部小说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终指向的是青春成长的自省，内里蕴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独眼的《在无尽无序的汪洋里，紧挨着你》，讲述了生于70年代的“我”独自抚养儿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长过程里，“我”与父母家人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与去国的生母感情渐远却又相互纠缠。作品的奇特之处，既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生活的细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一种嘻哈的风度、达观的气度，讲述不无悲戚的乖蹇命运，并解构和质询那段“不能说的秘密”。
（编辑：李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