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中国诗歌的广东胃
1、
当代广东诗歌的突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诗人数量与诗歌媒介众多，诗歌活动频繁，部分诗文本建设取得成效，诗歌现象引发一定程度的争鸣，这些变化推动了“广东诗歌”的进步并使之在国内诗界产生了影响力。为什么不存在东北诗、北方诗歌而“广东诗歌”如此“突出”？或可理解：当诗人强调“广东”时，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过度传播，但体现出新时期诗者的主动，反映出新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和新传播时空中有心人对“环境”、“世界”及“我”的反思与体认。另方面，由省内外诗者合力打造的“广东诗歌”概念的产生与强调，倒不一定就表明其与传统意味的“地域文化”的关系，其出现与依托，至少在早期更多地受控于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文化现实，换言之它至少先是“制度文化”的产物，紧跟着的是城市及工商文化的同步拉动（其中当然有太多非诗因素），概念的产生过程于是难免有勉强迹象，对意识形态及主文化的某种有意的反依赖（依赖），以及策略性的对立姿态，也使这一诗歌概念相对流于大众化传播层面。
任何现象终归要落实或必须依赖于人（诗者），假设不存在“改革开放”或社会转型这类前提，不存在全国各地诗人移入岭南的情况（或非广东省的诗歌外来人员悉数撤离），“广东诗歌”又将如何？这当然仅是个已不会影响区域诗歌大局的假设。广东诗歌的启示意义让我们看到，经济（城市及工商业文化）基础、诗人的能动作用与环境的有机和谐之重要，广东“环境”（经济基础、文化融汇、传播发达、观念更新）仿佛一个热腾腾的大熔炉，它吸引了全国的诗歌人才与资源，相互创造，时光将铭记，至少三十年来，诗意地栖居于这一城市化工业化集中区域的身体与心灵们，在诗歌观念、诗歌活动、诗歌媒介等方面的创意建设众所周知，对中国诗歌的当代部分的变化与进步，功莫大焉。
星过境迁，时位移人，回望“广东诗歌”的强势打造之途，可以说其阶段任务已然完成，一些相关学术枝节已然急需科学的梳理及完善，譬如岭南视角的被一度强调并以为荣的通俗化倾向、日常性成分与口语化方式在源流与作用方面值得商榷；在边缘意识与群体焦虑、传媒推动与时尚引带的阶段性潮头引领之下，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传播时代，发表、选本、民刊、活动、立言、评奖等环节肯定必要，但是否检验诗歌的真正或最有效的标准也值得清醒和反思；此外，如何对“广东诗歌”的“子概念”如“打工诗、草根诗”等提供新的养份等；相关建设性工作其实已有启动，如评论家张德明、向卫国等以广东高校为依托建立相关研究平台，广东商学院亦在2008年设立了80后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相信身临其境的它们更能科学地涉及相关问题，亦不会忽视广东本土80后诗歌现象这一课题。
2、
从全国视野看，在当代中国除了“北京诗歌”之外几乎没有能与“广东诗歌”这个概念的丰富与复杂、真实以及虚妄相比！在共有的数字化前提下，它与广东的城市化、工商业化及以“通俗性、日常性”为主打的情况相对有异，“北京诗歌”如同诗歌的“北漂”现象更为复杂。二者事实上构成了两种诗歌的“中国特色”。
上世纪的广东诗歌并不突出，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女性诗歌风暴等浪潮与广东保持了距离，世纪之交后因移民性诗人的纷纷入驻，极大地激活了诗歌文化气候，但整体写作成绩同比仍然不容乐观。类似的比较可能主观和片面，文化与文学的景区即使可以百花齐放，也并非朵朵皆佳。曾几何时，广式商业文化遍布神州大地，近水楼台之便也使它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之初流行音乐音像生产的大本营，纵横观之，正如有着舞蹈优势之人不该以歌唱去衡量他，上世纪中后期的广东本土新诗总体成绩的不鲜明及原因不必细究。值得倡赞的更该是即使基础薄弱，进入90年代后，宽容与融会贯通，使广东诗歌新变而可喜，从这点看，也可以说“广东诗歌”是中国诗歌的特别的胃，一个有较强消化力的胃。
或说是一种壳、一种瓶，一种平台与模型。处于社会转型前沿的它首先担负了吸纳全国的条件与重任，这与“北京”类似，很多时候谈到它们时其实也是在谈及“中国诗歌”。但就本文主题而言，又还隐约存在着某种“遮蔽”方面的问题，“遮蔽”的因果是多方面的，譬如因经济基础支撑的传播、活动、捆绑展示推介及评论等种种宣传便利可能会造就一批著名或走红的诗名，名不符实的情况会有损于“广东诗歌”整体印象；当然这似乎已非诗歌自身的事情，战无不胜的时间自会有铁面无私的过滤和清算功能。而虽然“遮蔽”难免，但也正因这个诗歌胃壁的相对宽容和动态不已，本土80后诗歌的自在、纯粹和安详的诗意呈现，也就自然而然。
另方面，无论如何的眼花缭乱与众声喧哗，无论如何地隐态于边缘、远离于诗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诗歌的本土珍稀林木的挺拔与绿意仍然有目共睹，他们的认真、安详与优秀，甚至是以诗为本的激烈和狂狷都经受了日月的洗礼，正如黄金明关于“诗人与时代关系”的考虑，黄昌成潜心于“诗歌的事情”、陈计会举着“岩层灯盏”“叩问远方”，还有赵红尘、凡斯、沈绍裘、符马活、浪子、廖伟棠等以及其他编辑家、评论家等在保持自在，纯粹和诗意之际，其认真的观察和写作实践，都呈现出诗歌精神的独立性与特色的文本个性，在广东新诗史上凸现出沉着而鲜明的亮色。
随着广东本土60、7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进入相对的成熟期，广东本土80年代出生诗人写作群体的规模化体现自然而然，他们开始了对青春与激情、对经历与经验进行诗与思的整合与实践。这里我们似可远观到，移民诗人群对广东本土的诗歌建设，从理论上讲肯定会对年轻一代写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再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亦很有限，贴身式面对面的诗歌“活动”、种种传播行为和可能的诗歌交流，最明显的效果是搞活诗歌氛围，为这个时代里作为精神界孤身奋战的诗写起到抱团取暖作用，以及推动诗歌在社会面上的普及。而在当今数字化时空，昔日因“实际距离”导致的文化思想交流不畅、观念和信息受限的内闭情况有革命性改变，信息的沟通与传播量的变化使大量有效和有益的“经验”能通过“阅读”这一独特的渠道进入作家记忆库，知识与精神的隔空远游与学习交流已成为最核心的变化，这自然也会直接惠及80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
事实上，不科学地看，广东本土多代诗人的写作是并行式的，相互的直接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要。同时它的诗歌写作资源以“阅读”、“知识”为主，这样的胃口显得有些传统、优雅和知性，但并不影响年轻一代对他们熟悉的生命轨迹和生活的丰富性的“广式”兼容，他们照单全收，却又不全盘接受，这种自主性无疑值得充分肯定，当属于广东本土诗歌生成的特色现象之一。
广东诗歌现象是世纪之交后中国诗歌行进的特色部份，世纪之交以来由全国各地诗人创意或参与推动的活跃于岭南的诗歌运动总体已得到肯定，当我们的目光有选择地集中到一群土生土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广东诗人身上，或许更能从某些角度有效地感知“全球化、全国化、城市化、工作业、商业化、数字化”等在岭南诗歌世界的栩栩与落实，这一过程的实现，在表明诗歌的“广东胃”对本土年轻诗歌必然的影响之外，也仿佛隐喻着中国诗歌的“广东胃”向“广东味”的实在与必然之变化。
二、广东本土80后诗歌概貌
1、她们：情感与审美长途之上的确证、辨认与享受
情感对于诗歌犹如水盐之于人身，似乎并非问题，然其所体现和如何体现“真”则是诗歌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广东本土80后诗人对此的实在和自在，有效地彰显了诗人主体性，在葆有个人化的同时，写作也因此更能触及更多久违的美、好、真与本原的世界。若按着传统的抒情老路如实道来，文本效果必然打折，因此诗人都必须自寻支点，虽然这个寻找仍在过程中。对此我惊讶于“她们”的自足，阶段看来，她们在情感与审美长途之上的确证、辨认与享受更为实感与实效。
郑婉洁在自我构造的理想化场域持续着的她的雅歌，她的歌唱不仅仅为表达“人之常情”，更是对体验的珍藏和琢磨，这叼着“玫瑰”的鸥鸟在情感的小气候中反复地滑翔、追溯，徘徊，每一次都似有发现，每一次再现或重温都令其乐此不疲，因为“最初的红引发灵与肉辨证，在纷飞路上，蝴蝶触角上盛开着玫瑰，海水，或者马蹄”；虽然她说“生命最初的晕眩也在慢慢回返”，但这显然是暂时的，“回返”永远只是过程，是过程的想像或想像的过程，而掌握“玫瑰的信仰”的诗人多么年轻，“身体这座金山”刚被勘察，“身体的全部苦难”与甜蜜和“肉体渐渐趋向于灵之恒久”的长途亟待研究和处理。已经上路的诗人多么聪颖，她在主动又轻盈地潜行，她的诗写不时嵌入戏剧因素，并涉足于诗歌批评，诗剧，散文，小说交叉互动，若是情理兼容方面趋于完好，阅读经验将成为巨大动力，感性与理性在一个优雅的女性那儿完全可以有机兼容。
在郑婉洁诗中，那种温暖和海味的地域元素略有体现，但向地理借“景”或借“境”的情况似在广东本土80后诗人笔下不多见！“我们一起到海边去/来回都是沙子我要这沙子，充满你的幻想。”（杨略《我们一起到海边去》）这里的“海”当然也可以是北方或其他地方，在杨略这儿，地理意味的“地方”似乎已不重要，她自己已然构成一个“地方”，她用无中生有的幻想、抽象的臆想、随意且零乱的梦想围绕支撑着自己，这就够了，自己的时间因此有了意义，这“地方”因此自给自足。
丫丫的写作更有明显自足性，她在此基础上更注重外在形式并努力实验着，这种想法很可贵；一般而言，我们所见的女性诗歌大多是缠绕着永远如谜的“情感”反复作常规文章，剪不断理还乱，丫丫的聪明在于对诗歌外形式的讲究与尝试，这起到了一定的掩庇功效，使自足的她覆盖了她的不足；这并非指她对“内容”的不在意，而是她其实已入练达之境，如果与郑婉洁因年龄与经历而尚在“积累”阶段的话，那丫丫则更为胸有成竹，她面临的情况已是选择、过滤和整合，包括如何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她的时尚感在字里行里置放得错落有致，使文本有了相当的阅读快感。“巨大的浴镜前/我小心翼翼/穿上——/不锈钢内衣/塑料背心/红木短裙/玻璃外套/橡胶连裤袜/水泥长筒靴/最后不忘戴上/亲爱的纸花小礼帽/你站在镜子背面/一语不发/拿着透明螺丝刀/不慌不忙，将我/一件一件，一点一点/拆下来……//我终于成了/一堆废土”（丫丫《片段》）若把这样的诗比较上世纪80年代的女性黑色风暴诗写是很有意思的，依然是女性化的特有的空间，似乎情色，仿佛荒诞，对经验的提炼却似青出于蓝。
经验当然因人而异。“午后的街，没有光和影/熟悉的冷风多了些浑浊的气息/我渴望迅速走完这条街/路程就能作一段终结”，“存在是隐秘的，难于用画笔描绘”，徐燕辉似一位谨慎的独行者，喜在静处自在而又焦虑地漫游，她的诗里频频出现门槛、房间、窗台、街巷和路口，尤其“门”的出现较多，伴着总是看不见却总是能感知的“风”，她似乎预感、期望又避免甚至是想距离着某种“房内的风暴”，她由此“紧张”，她的叙述也“紧张”，这有时反倒形成了其诗作的无助意味和悬念感，“紧张”于此是可爱的“压抑”。“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吹来”，其实我们都不知道。而这正是诗歌要继续的理由。诗歌在继续，诗人也是。木也这几首旧作综合看正好体现出动态的“寻找”，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在路上寻找什么呢？结果似不用具体，因为所有的寻找，终归是自我判断，是寻找自己，更关键的是自觉地持有“在路上”的状态。木也的抒情干净、宁静和节制，可想这该一位对精神生活讲究质量、对记忆与梦想有较高洁癖度的写作者，她在向“通情达理”之境矜持而行。
“从患有胃病的人那里获取食物/是我心甘情愿做的事情/夕阳的余温掠过我的唇/刀割一般地凉爽”，“我把丝袜拉到膝盖/再拉至腰部，渐至胸部/我想要的/也不过是用别的办法离开电影院罢了”，“一条鱼跳到我怀里/那么重，简直忧伤死了”，“丝袜影院，玩具家族的面具，裸体晚餐，骑犬人……”这些句子与标题貌似怪异，温文锦（拖把）仿佛在自寻她的诗歌基因并力求突变，她的“非理性审美”若按常规标准或许不算成功，但却颇具意义，在一本正经的间隙不时抛露荒诞的碎片，可以胡思乱想的自画像，也可以是有意之的低喃癫语，她的写作犹如温柔而调皮的反叛，对诗歌语言逻辑与规则的小小恶作剧？她显得那样的黑色幽默和自得其乐，为广东80后提供了写作的多样化佐证。
写作的过程也是对特殊时光里的生命的梳理，一种必须的“自我关怀”。我一度感到，对上世纪的女性黑色风暴诗写的层出不穷的过度评论，某种程度上对后来的女性写作有些矫枉过正，一方面，对身心的抚摸实验要么表达失效要么易受指责，另方面，它也导致了诗歌评论界的局部误会，仿佛成了女性诗歌的某种必须的参照标准。从广东本土年轻女性的诗歌表达，似可见某种双向的映照。既然说到“本土”，表明她们的生长、生活状态是地道的“广东”，与其他来自外省的、至少在地理层面上“漂泊”而至的同龄诗写者在经历、经验等诸多方面有所差异，她们在很大程度上关于物质、经济、欲望以及人际关系、文化娱乐、信息传播等关键词的体会、障碍、困扰、运用，可能相对更“理所当然”，她们与城市时空更贴切，更关注个人情感、用心于“自我关怀”，女性意识柔中含刚和不虚张声势。虽然相对的轻松上阵会暂时略欠可能的杀伤力度，但她们的写作能轻松上阵已表明她们是“自主”“自足”的——而这可能有时是一位有着漫长写作经历的诗人始终都难以解决的。
经历、经验的收获很多时候是个先后的问题，知识的积累与领悟却非人人皆可为之，我们已能看到并可以相信，广东本土年轻一代女性诗者个体写作能力明显高起点高素质，当对世界、环境，对反复无常的世事人际伦理、对喜忧多样复杂的欲望心绪的辨识和调谐逐渐了然，诗歌艺术与精神生活价值会加快相互影响的步伐，诸多现阶段存在的写作障碍当会迎刃而解。
2、他们：现时与现实多样区间里的自主、介入与探索
情感基座更贴近现实与现时的生活之际，后者的多面性亦同时呈现一定程度的反作用，通常遗感的是，在诗界，这一股珍贵之力的喷射往往因诗人自身原因而容易隳于诗歌写作与阅读的通用规则而终于涣散！这同样需要诗人自寻合适的支点，即无论这支点的性质与型状如何，关键是先要自己把自已支持起来，“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帮你撬开大气层的老底/用娇喘滚滚/还你一片该死的安定”（昊岸《论迁徙》）
昊岸的存在，仿佛喧嚣白昼里的夜游神，胡乱模糊的晚间的持烛反刍者，其“复合抒情”以“物质文化生活”环境为底背，并着力扭曲它，胸怀自以为是的也必然永远处于理解中的“知识”的他一路狂奔、放肆呐喊，有时在“青灯黄卷的呵欠里”假寐，有时“在购物商场的人流内”，每个场景都能产生剌激，都能让他恣意地喋喋，或嗔或痴或妄想，而后按着他的“逆旅”逻辑收入反其道的笔下，形成有着昊岸特色的新现实主义画卷。这是一位擅长对情感进行异样表达的全身心都充满诗意的反讽歌手，也是我最欣赏的广东本土年轻诗人，虽然他的“逆行”步法或许将使他在公共诗界受到的认可度不会太高，但他至少确证了自己的独立存在与自我启蒙，在西式理论与东方实际的磨合中有所思，在日复一日的现实生活框架中有所诗，在个人化又公共性的重复交合中；“禅意，枯坐船头，嚼薯片/旅途才刚过一半，风已找不着北//热浪中，有人身穿花衣裳/忙活着为一罐可乐涂抹防晒霜//来得如此突兀啊，这夏天/我竟收到了那么多的匿名邮件//唯独不见的，是那封/南中国口味的报废通知书//向外望去，偷腥者正日夜兼程/他说，要有光，光就灭了”（昊岸《乡愿主义，或逆旅》）昊岸在语言上的强硬组合，也使他的文本充满相当的信息量、阅读快感以及独特气质。
乡土诗风是中国诗歌历来的主潮，黄权林与陈亚伟的诗歌让我产生兴趣是其对乡土性表达的相对更新，显然要从他俩的这十来首诗作，暂难于将之与我国北方、西南、西北的乡土写作比对。它们在某种气息上与江南地区的山水诗风更亲近，又在细部体现出自我风格，如陈亚伟在字词选择上倾向于传统意象，其形而上的探望较好地融于简朴的诗情画意，黄权林的这一组《竹山书》或许是因取材于湖北，因旁观的视角而使文本更多一些现实关怀及“异地”的文化感，他的表达显得胸有成竹，仿佛宠辱不惊的太极武者。
其实所谓“现实关怀”对于诗歌对于文学按理都不成为问题，它始终都是源头与线索。表达方式属于博采型的李衔夏是一位有成绩的跨文体的多面手，他近期的写作渐趋成熟。如何表达才能体现当下的“我”在“现实”或“日常”与“陈疾”或“异常”间的存在？李衔夏的这组《麻风》处理得十分巧妙，“现实中，麻风病存活于人们的口中/张牙舞爪，它是一种经验，一种震慑/我怀揣一个战栗的借口，站在门外/惊奇于那扇敞开的大门，里面绿草如茵”（李衔夏（《麻风》），李衔夏的诗从生活中来，平易近人，在拟物化的叙述方式中，思与诗相得益彰，颇有特色。
现实当然是有地理差别的。嘉错未央有一首诗题为“北纬22度”，“亚热带季风赶着它的马匹路过”，但其实“地理”并非他所关注，年轻一代的诗写对“岭南”或“广东”之类的地理坐标似乎是淡化的，“生活”成为身心存在的可感容器或体验平台？有时，它证明“我们彼此相爱或者怨恨，如同盲人摸象。”（嘉错未央《生活一种》）而“冬天之后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一只鞋……我只是习惯了在冬天之后/蹲在人海里/看那些忙碌而不知疲倦的脚步”（林伟焕《绑鞋带》）“打开星光/注视的眼睛便揭开/每一个阅读的夜晚/蟋蟀们牵手踏青去了/我们也要一起去远行”（向北《远游》）“当爱和悲悯都已疲惫/我只想做一只在低处行走的小兽/对生活不悲不喜”（陈亚伟《疲惫》）
广东给远处的我们的文化印象及位置是居于“时代前沿”，这当然也有太多文艺化及传播的功劳在内，这却并影响年轻诗人在时代的变迁与热闹非凡的人间的清醒与静思，“运煤的老式火车总是在黄昏穿过城市/有人看着它发呆/有人视而不见/无法改变的是它的缓慢/这么多年了，它既没长高/也没变大”（华襄《旧时光》）“秋天的晚风美丽又粗糙/像是我灵魂的静静呼叫……深秋的风带来冬天的消息/我的道路并没有更短一些”（赖区平《秋风为你写一首十分钟路程的诗伴你往来于两地》），对现时环境的审视，自然也带来了关于“世界”、“人性”等恒定主题的应有的主观判断与议论，“爱是个集中精力全神惯注的事/至少开始是这样的/我总在关键时刻/分神……时间在心中/怪物亦在心中”（木木林《结在心中》）“一切真诚的歌，向来不是由喉咙发出深处的美”（郑其政《深处的美》），有想法有说法，这种介入与反思对于诗人极其重要。相对而言，木木林、郑其政、赖区平和陈崇正的诗写夹叙夹议，有明显的判断成份，这是自我成长之途中的主动性使然，陈崇正在小说上成绩远远超过了他的诗歌，或许是文体冲突原因，他的诗写在与小说（叙事）相反的回收过程中，反而省略了本属于诗歌的元素?
类似的冲突在诗歌内部也属常见，少有能摆平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和谐相处的“家务事”的诗者，泽平的答案却显得完好。“他深爱黑暗/如同天鹅迷恋秋的湖水//他一再遗弃自己/只有在黑暗中，他才能回到/空空荡荡的自身。他感到苍老//感到光线从身体里被一点点抽干/他倒在孤独里，像倒在去昨天的路上”（泽平《黑暗》）泽平的抒情如此柔韧、优雅和忧郁、幽静，很难想到他还是一位对同龄人有着耐心分析、细致观察及批评的80后批评者。
“能让我永久快乐的，那就是诗”，作为广东本土80后诗人中最年长也最成熟和成绩的唐不遇是这样认为，虽然他的诗作在我看来欠缺阅读的愉乐感，这原因可能缘于他对历史、知识与时光等一惯依附产生的“高负荷”，他因此太控制自己了；但他一直的坚持与勇气值得赞赏，在以“知识”对“现时”进行艺术化表达与阐释的过程中，“隐喻”像动力也像阻力，他始终在“莫须有”的航线上寻求某种融会贯通，或达到他所说的境界，“我一直在寻找某种东西，细小而坚硬，探进这个时代的瞳孔深处。我比较注重诗歌的呼吸感和形式感，即使在最激烈的诗中，我也力求让语言显得凝练，克制，从而更具有一种内在张力。”唐不遇是80年代出生的诗人里最早写作的、同时也是伴着网络行进的那一批代表，可贵的是他的写作始终保持着现在进行时态，并且自觉对网络催生的日常化口语表达保持距离，时至今日，我们都已看到那种以青春荷尔蒙情绪为基础的网络诗的结果，即诗歌降低难度后的泛滥以及语言与审美的粗劣与平庸。唐不遇对“知识”的信任和汲取，使他的“沉思”日益成熟和深厚，似可预见对“现实”的主动插入将会使他进入更新之境。
三、80后：从广东胃到广东味的递进式实践
1、城市：广东诗歌的味蕾
通过对20余位广东本土80后诗人的首次集中展示，在必然的写作局限之外我们已然看到岭南诗歌世界的另丛珍贵的新绿，其生成脉象是否能对“广东诗歌”概念起到再定义或完善作用呢？
广东年轻诗歌的乡土风或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性并不浓重，这有工业文化、商业文化、渔业文化覆盖之因，也有年轻一代的存在环境有关。但乡土文明的风气似乎又未真正被工商业文明抵销。在这个诗歌活动非常频繁的区域，诸多评论即便会提及海洋文明“背景”——它却难以实指和具体化而实际是仍属中国临海各区域的文化方面共享的“远景”。而珠江仍是传统的母亲河意味，对珠江的“依赖”或说对河域文化的习惯性心理指认，是否证明了广东本土诗歌的现代和后现代实践的方兴未艾？于此，昊岸、丫丫、温文锦的现身值得鼓舞。
一个临海并因海在历史、对外交通以及政治文化方面产生巨大作用力的区域，其诗为何海味少有？对此，泽平曾以自己为例解释道，他生长于渔业环境且熟悉，但本人并未亲自体验，现在的生活环境则是有强烈工业化信息化特征的“城市”环境。在回答南方日报关于如何看待广东这块土地，“它与你的写作是什么关系？”时，唐不遇答道：30多年来我的生命基本上和这块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毕业，我来到珠三角工作，它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开始真实地进入我的诗歌。在《坟墓工厂》中，我记录了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内心冲突。诗人们的回答，表明传统诗歌文化（儒释文化及农业文明基因）的对于中国诗歌的基础性作用（作为阅读资源的西方诗歌文化毕竟是后期到来的），更涉及到了“城市”环境对传统地域文化观念或乡土文明的冲击及取代。
关于广东诗歌的评介偶尔也有涉及“地域性”，但多在海洋文明、工商业文化等概念间蜻蜓点水，多是对传统文化角度的所谓“地域性”之莫须有的不明确的空谈。当代诗歌地域性表达在上世纪80年代曾现高潮，其时的“文化寻根”与“自我寻找”延续朦胧诗潮的启蒙与反思之风，可以说这种诗歌风气可归为特定时段里关于诗歌文化、民族及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关系的主动梳理结果。世纪之交以来，诗歌关于地方文化的承担，则更多地加注了“时尚的”内容，其原因最主要是缘于传播与身心存在环境的显著变化，数字化、城市化、全国化、全球化，所有的“化”几乎都指向一种身不由己的似乎可能的趋同境地。因而相关的反抗与抵触之表达自然而然，但其外观与内容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就广东看，这个变化的中介点其实已很现成，即“城市”。乡土文明与工商业文明的碰撞及阶段嬗变，构成广东诗歌的复杂及丰满，可观的质变大体仍在胎中，而本土80后诗歌写作，则进一步明示了“城市”作为广东诗歌地域性的特色化存在。
言及以“城市”为核心的诗歌之“广东味”，也是时光行进的必然的阶段结果。对于广东本土80后诗群，城市化的影响与生俱在，他们并未特别强调诗歌写作的地方性或地域性问题，却也因此自然而然，他们的诗歌写作，则可将之理解为是一种行动上是广义的文化的剌探与爱好，而在心理上它是个体对知识分子（时光的介入者）身份与生命本能情感的自我理解、确认或期望的表现。其实即便是“地域性”的强调，也须以相对的地理面积来衡量，一定的“量”是谈论地域性的前提，否则难有量变，将一个城市视为一个具体实在的板块更为合情合理，作为人类文明的特殊结晶体的城市也更能作为一种时间的相对固定的证据，从地域到地方，也就是从面到点，这其实也是充实与更新诗歌地方性倾向的合适方法之一。
本土诗人意图寻找与自然、文化和社会环境（现实、现时、现世）的对接的努力，在文化全国化、全球化今天，这种实践对于任一文化与自然板块都是进行时，虽然其表现会因人而异而若明若暗。在以往，人云亦云的对地表特征、地理现象和简单的民俗风物事象的克隆式摹写，以及故弄玄虚的想像与神经质的盲目膜拜，在地域主题或乡土诗歌里屡见不鲜，在文化大同与传播环境大同的后来，诗歌的地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特性，从今诗歌角度看，经济的发展水平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的文化场或“语境”，其人文精神已不默守成规而更丰富多彩，从广东本土80后诗歌写作我们也不难窥见，在中西传统文化资源基础之上，在街道社区公共场所如人文脉胳与器官的岭南，一种广东特有的诗歌精神正渐露端倪，如精神的自由度、物质化过程里的内心的更新！这过程当然是起伏和动态的。我曾阶段性认为生于80年代的诗人是“漂泊的一代”，这不单指地理时空的变动，对于“本土”，这“漂泊”仍然——对于“人”，“问题”始终存在，精神的不安与身心的不同程度的位移始终存在，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的变化始终存在，活着即漂泊。
广州的每一条街都是广州！以此类推，广东诗歌地图的细化与具体化就不难理解，这同样有些吊诡，似乎不存在大面上的“广东诗歌”，诗歌的“珠江”、“潮汕”、“客家”及深圳、湛江或佛山、阳江却是鲜明的存在，它们是物质存在，又更是非物质化存在，对于诗歌及这种特殊文体，它是特定时空里的精神！对于当代广东，它是城（城市带），更是城中人，诗人。于是，广东本土80后诗歌内含的“广东味”（以及“广东性”）便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同时包容地域性、工商业化、城市化、数字化要素，持续的身心经验、文化感觉与现时环境所糅合成的诗意，唯他们所特有？这，当属于广东本土诗歌生成的又一特色现象。
2、可能：广东胃→广东味→广东性
对广东本土80后诗歌的局部阅读，似可让我们对诗歌的“广东胃”→“广东味”→“广东性”——包括地理文化意味、海纳百川姿态和现时性城市工业文明的渐进现象有所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在他们对知识、环境与经历，在语言、情感与自由体悟等的积极融合中，局部体现出了具体和细化。拥有相当的写作主体性的他们不用再宣告独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独立的，他们不用强调广东因为他们本就是广东。
近三十年来，紧挨港澳面朝大海的岭南区域在“经济文化时代”（金岱）里，以城市环境为主的文化及心理环境已然成型或已进行了阶段整合，拥有着更新的由动态的文化环境、经济环境、地理环境构成的可参照和选择的新“情感环境”，它与“传统中国”的关系有机维持的同时，更能动和可塑，广东本土80后诗歌体现出对这种环境的实在、可观并具有充分条件。他们生于此处、活于此处、归于此处，他们情感与人生的出发点与归宿地同一，他们的“去地域化”既因城市化使然，更因他们留意到了更新的栖居地。他们本身就与城市化、工商市场化与信息化等现时生命环境及其基础上的诸种“物事”同步，阅读与传播资源便利，他们的情感符码的提炼并不像前代诗者及移民诗者那样不同程度地受着地理影响与认同需要，纠结于边缘意识与群体焦虑，身不由己地依附于蔚然成风的传媒推动与时尚倾向。他们相对是安静的，他们一开始就与现时的社会（城市及制度文化环境）与新人文环境相伴互动。
在此我们再看下关于“广东胃”形成中持续而歧义的主要话题。
其一是关于“诗歌大省”。世纪之交以来出现的这一概念在局部曾引起关注，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一般被归纳为诗歌传播发达、诗人数量多、诗歌活动多以及得到界内专家认可等方面——要以此看，北京、福建、安徽也相似？！而相关的多重评介多由此围绕着“丰收”腔调复制着赞歌。弹指十年，广东本土80后诗人陈培浩在题为 “民刊、诗群和写作的精神抱负——观察广东诗歌‘能见度’的几个角度”的博客文章中，在界定广东诗歌“能见度”时他以为合适的标准与十年前的“诗歌大省”概念的证明条件相似，区别在于他将“媒介”具体化为“民刊”，同时可能考虑到十年来广东区域诗人数量递增之际，实力随之抬升，他指出了区域内的“诗群”的动力作用。在谈及“写作的精神抱负”方面，他强调发声不仅仅是应对外在文化权力博弈的一种策略，而且是内在的精神叙事所站立的位置，诗歌应该照进时代的焦虑症，应该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有体察、有呼应、有回答。广东本土80后诗歌正好是这一机制的最佳体察、呼应与回答？！事实上，就这些关键句如“文化权力博弈”、“内在的精神叙事所站立的位置”、以及照进时代的焦虑症和体察当代人精神困境等而言，城市环境、城市化时空无疑正是其最有效的衬托容器。
——从上述似又可见，十余年来“广东诗歌”概念仍然徘徊于一个寻找和塑造的过程！期间枝节横生，“打工”、“移民”、“南方诗”、“都市”、“商界”各领风骚；与多年前“诗歌大省”概念产生的精神文明建设成绩归纳法与数代人集体狂欢不同的是，本土年轻观察者与批评家的关注至少表明了某种由“在场”滋长出的可操作及实在性。
——大，巨大或伟大？正如宽容与包容并不等于有效和正确，“胃口”并非健康的唯一标准——前引泽平、唐不遇关于诗歌地理表达的简略回答其实暗示出区域诗歌文化的重组的可能，也有助于我们重识一些关于诗歌文化生成的散点，譬如说大海很大，它是所有沿海地区皆有的“共性”，若要以此强调广东的地域文化——那么我们更需寻找的是与众不同的“特性”。我更以为“海洋文明”之于广东诗歌其实多是指一种精神姿态与胸怀，而非具体化和独有的自然地理因素。那么，而“本地感”本属天生的广东本土80后的诗歌生态在自我成长与塑造中，在对以往的因传播乱象、因意识形态的单调牵引有所距离和自觉脱离的过程中，将和居于广东的所有认真的80后写作者一起共进同步。那么，“去地域化”，其实也是更广泛意义上的“跨地域化”？其时，这胸怀这胃口可能更宽容更兼容，直奔高级、先进与极端而去。
其二，“民刊”是否等于“广东胃”？
“民刊”往往成为广东诗歌成效的反复证据，在一个盛况空前的传播时代谈诗歌民刊该如何反思？今天的民刊无论是出发点、运作过程、结局以及置身的种种大小环境都与往大不同，已需重新定义和具体分析。现下诸多诗人在谈到它时，观念与情绪仍然是十年二十年前的延续，难道这些观念与情绪都是正确与光荣的？难道关于民刊的盛行与强调是表明一个区域甚至区域外的非民刊的不作为？怀旧的产生是因对现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尽的失望与期望？远观诗歌民办报刊盛行的广东区域，我们也会感到，在这开放和火热大平台或实验地里，一个个民刊如同诗歌传播里的貌状与特性各一的果树。这些树密布于广东而成林，可观而壮观，但究其内容，“广东味”该如何判定？若是当事人离了广东，这“营盘”还在吗？
民刊若超市，内容来自五湖四海。它仍似一种壳、一种瓶，一种平台，它最大的作用是建设和改善诗歌气候，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民刊及选本编辑家。民刊的茁壮，充分体现了广东诗歌的“大包容”，容纳、宽容、兼容、包容是作为品格一般是褒义的，但“民刊”的数量及“重要”被反复拨高并成为区域诗歌“丰收”的主要佐证，值得商榷。就今广东区域看，世纪之交以来的阶段性诗歌空气的搞活与普及任务已初步完成，诗歌面临的任务是，让“诗人”从“诗群”里脱颖而出，关于民刊的运作与评介，其着力点也应从大众化传播视角、社会层面效益强调转到“椟”与“珠”的鉴别上来。
诚然，中国诗歌的“广东胃”数十年来正形成良好的吞食力与消化力，但显然仍未到可观之境。其“尴尬”的因素主要有：广东本土诗歌人才不多，广东诗歌中的移民群一方面起到激活作用，也导致了阶段含混，移居入粤的各代国内诗人带着生长地的个人性生命记忆、地域文化痕迹和与异地环境相处的过程，从规律上讲，本身就蕴含诸多非诗的因素和影响诗歌质量的矛盾，如生活与生存之难，情感、知识和多观念冲突的自我整合，诗学实践中的自我提升，以及对虚荣与骄傲的清醒辩证等——这些，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的。以“民刊”（以及选、活动与事件）来撮合它，也就难免会形成“众声喧哗”即重在合唱而非独唱的局面，形成特定地域内诗歌写作者（而非诗歌写作）的集体认同感以及自以为是的成绩感；若是偏激地反问，一个诗人的写作或其成绩真与“民刊”有那么大的关系？没了“民刊”诗人就没法证明他的写作？
——虽然诗歌传播里的广东民刊自然会对近距离的写作者有相当辐射作用，不过由于当下诗歌的泛传播环境及民刊自身的制约，民刊的作用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已不如本世纪初那么重要，对于年轻而认真的写作者，发表的乐趣显然远不如写作本身的“享受”，同时他们须注意如何在这个诗歌普遍降低难度的吊诡气氛里保持对语言的尊重。
——胃是重要的器官，味是感觉、体会、情趣……今天，广东本土80后诗人的逐步涌现，表明一道“跨越式”的风景线的盛开与成型，置身于大传播时代的他们可以抛下诸多冲突、顾虑、迷惑和牵绊，他们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虽然他们面临的问题与难度并不因此减轻——而这恰好能让感觉、体会、情趣……更有意思和新的可能。
四、结束语：广东本土80后诗歌特色及其他
每一新事物新现象的形成总是崎岖、复杂和可变的，在此，关于广东本土年轻诗群的远观式叙述、意欲寻找广东诗歌现阶段的演化可能，并非要找出对立而是对照，权当是对“广东诗歌”生成的浅见，由此延伸的话题还很多，比如他们与广东80后移民诗人、与港澳80后的关系与比对、网络的作用力等等都是以后值得深入的。
丰满与成熟当然还需要时间。在此，不妨大略归纳出广东本土80后诗歌的基本特色或阶段面貌：其写作状态趋于“向内的”却更自主的抒情，在城市文化空间里，自我构造内环境成为其感觉与表达的冶炼炉。当其在语言的用心中自在漫步，在沉静温和的抒情幽径里，能轻巧地穿越于全国化与本土化、中心与边缘、传统与现代性等节点，并不时溅出玄思冥想和对现时环境的反观；对情感的至真表达和对诗歌的抒情功能的恢复与改造，已然表明这一新生的诗歌群体的纯粹和求真意识。从广东本土年轻诗歌写作状态，我们还能看到，诗歌艺术之生活化与生活艺术诗歌化的自然结合的努力，诗歌成为“享受的写作”（自然也包括游戏性、通俗化、享乐主义及不时的反讽自嘲和隐逸狂狷意味）并在过程中默守“创造与更新”的自觉，这同时也是一个对自由、和谐、自在、安静的重视和对人及环境的纵深认识和不断发现的过程。
抒情其实也是最与自在、自由和独立精神靠拢的自我战斗方式。广东本土年轻一代诗人对“抒情”的恢复与坚持必须肯定，它是诗歌与诗人的个性、个人性的体现。但如何在传统抒情表达与因阅读而可能导致的西方翻译体式仿照的中间，找准自己的路线，这将是一个贯穿写作人生的持续性问题——事实上一个诗人只要想“写好”他自然也会持续，“好诗人”首先必定是一个会抒情的人，他相对地更懂得如何推陈出新地抒情（情感与语言的非常表达、综合环境的认识及表现、思想境界及审美观的更新等的和谐），他是一个在情绪、情感、情意、情景等迷宫中、在一个有效地包括理想，思想，梦想甚至妄想的没有尽头的过程中能平稳穿行的知识者。
一个诗人开始时可以不是但后来必须是独行的知识者，唯此，他或她才有可能不断地真正地发现。正如广东本土批评家林贤治所言：称为“诗人”，是因为写了诗，但是却不仅仅因为写了诗！充满潜力与实力的广东本土年轻诗歌让我又次坚信了这个诗歌潜规则。
（2013年冬于贵阳煤粑场）
（载《诗歌杂志》第十三期-中国80后诗歌-广东本土80后诗歌专辑）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