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文学批评继续沉稳前行。文学批评的自省精神、现实关怀和自我意识得到不断深化，对文学现场和文学思潮热点的介入能力明显增强。关于“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代性转型”以及各门类文学发展现状、网络文学的评价标准与发展方向等问题，批评界都有相对集中的研究和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青年批评家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当代文学批评现场、介入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他们的集体登场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最大亮点。与此同时，对当代文学作品译介问题的研究也是本年度颇有新意的批评现象。
学术自觉塑造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
2013年，文学批评的主体自觉、责任感和现实情怀进一步增强。文学批评家们能以更加自觉的现实情怀和责任感介入文学实践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在改进文风、重建文学批评的精神形象和学术品格、坚守主流价值导向和精神立场等方面，批评家均体现了清醒的学术自觉和职业担当。雷达的《重新发现文学——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赖大仁的《当代文学批评价值观的嬗变与建构》、董学文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需要改进文风》、贺绍俊的《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等文章都对此给出了深度思考。
赖大仁指出，当代文学批评在打破过去僵化的批评模式及其“批评标准”之后，既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批评功能弱化和批评价值观迷乱等问题。如当代文学批评所关涉的审美价值观、社会历史价值观、人性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等，都在社会变革与文学发展的交织互动中不断嬗变，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关注和重视。当代文学批评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建构理应坚持多元性与主导性、历史继承性与当代创新性的辩证统一，重视主导性价值观的辐射性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精神对于当代文学批评仍具有一种“价值源”的意义。 贺绍俊认为，文风看上去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这种形式主义的背后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思想的贫乏只能用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掩盖。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不仅如此，纠正文风不仅是形式问题，还涉及到文化领导权的问题。
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联系日益紧密
同时，文学批评的问题意识、理论自觉和学理性得到了显着改善。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距离日益缩小，文学批评的理论含量得到了强化。这尤其表现在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思考方面。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契机，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标准与途径等问题开始了正面的、积极的探讨。
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与当代文学价值重估”、“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从泰戈尔到莫言：百年东方文化的世界意义”、“莫言·诺贝尔奖·中国当代文学”、“莫言作品的乡土情结”等一系列研讨会纷纷举行。莫言的获奖进一步激发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但同时，它并不代表中国文坛“经典化焦虑”也随之化解。相反，这一事件甚至将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更突出地摆在读者、评论家与作家面前。陈晓明的《“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陈思和的《在讲故事背后——莫言〈讲故事的人〉读解》、温儒敏的《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兼说莫言获诺奖的七大原因》、程光炜的《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研究》、李建军的《直议莫言与诺奖》、谢有顺的《莫言获奖的文学思考》等都是有一定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力作。程光炜提出，在文学的经典化研究中，应特别注意史料整理和积累的工作，即使“作家排行榜”出现反复波动的“经典化危机”，建立在史料整理雄厚基础上的“反复经典化”和“再次经典化”也有着自己清晰稳定的历史路径。相反，没有史料累计的经典化研究，最终也只是一纸空谈。
青年批评家集体登场
近年来青年批评家成长迅速，为批评人才的培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以“70后”、“80后”为主体的青年理论评论家的集体登场成为本年度的一大热点。2013年5月，中国作协创研部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李敬泽、吴义勤、南帆、程光炜、陈晓明等表达了对青年批评家的寄望。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全是“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包括杨庆祥的《分裂的想象》、李云雷的《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梁鸿的《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张莉的《魅力所在——中国当代文学片论》、房伟的《风景的诱惑》、霍俊明的《无能的右手》、周立民的《人间万物与精神碎片》等。1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包括金理的《一眼集》、杨庆祥的《现场的角力》、黄平的《贾平凹小说论稿》、刘涛的《“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周明全的《隐藏的锋芒》、何同彬的《浮游的守夜人》、傅逸尘的《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和徐刚的《后革命时代的焦虑》。《文艺报》开辟了“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栏目，陆续对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述，9月，该栏目内容结集为《聚焦文学新力量》一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外，多种文学刊物都开辟了以“80后”文学或青年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栏，包括《名作欣赏》的“80后·新青年”、《西湖》的“80后观察”、《创作与评论》的“80后文学大展”、《百家评论》的“青春实力派”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12月开始也推出了“青年作家研究”专栏。
与上世纪80年代批评家和作家一起成长的历史经验不同，当下的青年批评家是在学院和大量经典作品的浸染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较好的理论功力，能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并对网络文学、青春小说等文学创作进行及时研究，既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又有独到的创见。比如，黄平的《青春过于苍老，怀旧无法治愈》《郭敬明：历史的孤儿，物质的病人》《〈小时代〉：物质吞噬人性》《〈戏仿的江湖〉：从〈武林外传〉到〈龙门镖局〉》等文章，既是尖锐的文学批评，又是有社会针对性的文化研究。金理的《知识分子人文传统与当代文学批评》、何同彬的《历史是精神的蒙难》等文章也都显示了青年批评家的理论锐气与朝气。
作家作品研究取得新的成绩
如何保持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文学批评怎样才能不缺席、不失语，一直是文学批评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吴义勤的《“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姜涛的《“历史想像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杨庆祥的《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李遇春的《“说话”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废都〉到〈带灯〉》、何英的《作家60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刘复生的《掘开知青经验的冻土——评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等文章都有效而及时地对本年度新推出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有价值的阐释。而南帆的《文学、家族与革命》、何平的《论阎连科的中篇小说兼及中篇小说的当下境遇》、谢有顺的《重构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张莉的《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孙犁》、张丽军的《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陈仲义的《现代诗语与文言诗语的分野 ——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等文章对诸多有价值的文学话题的思考也都切中肯綮，见解独到。
当代文学作品译介研究颇有新意
在“莫言热”中有一个关于翻译的话题，即是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作品被译介到国外数量最多的人就是莫言。2013年，翻译和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话题在批评实践中获得不断的提升和理论总结，如王侃的《翻译和阅读的政治——漫议“西方”、“现代”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体系的调整》、熊修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影响力因素分析》、崔涛涛的《莫言作品在德国的译介与接受》、吴赟的《西方视野下的毕飞宇小说——〈青衣〉与〈玉米〉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胡安江和祝一舒的《译介动机与阐释维度——试论阎连科作品法译及其阐释》、杜文晓的《越南读者接受中国“80后”文学的情况》、张元的《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叶子的《猪头哪儿去了？——〈纽约客〉华语小说译介中的葛浩文》、史国强的《葛浩文文学翻译年谱》等论文无论是反思翻译与文学史的建构，解读译介中的重要现象，还是回答翻译与研究中的突出问题，都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理论勇气。
对类型化写作和类型文学的思考更加深入
随着网络文学的井喷式发展，类型化写作与网络文学研究成为批评中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如何健全网络文学、类型文学的评价体系变得日益重要。张燕玲指出，海量的网络写作需要批评的甄别、需要批评引导阅读和提升文学品质。关注网络文学成为批评家对时代的一种艺术担当，而健全网络文学的评价体系也变得日益重要。
欧阳友权在《当下网络文学的十个关键词一文》中，将当下网络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归纳为：作品海量、类型写作、影视改编、互动交流、全版权、反盗版、去草根化、网络批评、排行榜及网络语文等关键词。骆田茵的《论当代官场小说中的文化原型》应用文学人类学批评，在当代的官场小说中识别出四种比较重要的心理原型：德（德配天地、天人感应）、变（易）、浊世、权力魔力与敬畏。谢志远的《商界小说中的“商业场域”探析》应用布迪厄的场域观念，分析商界小说中商人或商人团体的空间场所的属性、功能和艺术特征。
总之，2013年的文学批评面对不断更新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取得了诸多开拓性的进展。作为文学事业极有力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引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批评家们需要创造超越传统的理论框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继续借鉴西方的文艺理论，也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文论中寻找资源。但最重要的是，当代批评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和经验，发出适合当下现实的批评声音。
（编辑：李万欣）
